近日熱映的動畫電影《長安三萬里》以獨出心裁的創作手法刻畫了盛唐時期璀璨的詩人群像，尤其借高適的口吻親切可感地再現了詩仙李白跌宕起伏的一生，寓教于樂的藝術形式，用心營造的中式美學，令千百年來中國人血液中流淌的家國情懷與詩意浪漫如山谷回聲般在觀眾心中鳴響，不說教，不煽情，以真正的藝術打動人，成為這個暑期檔巨大的驚喜。

影片中有一個情節，小書童對高適說：“有的詩我讀不懂。”高適笑答：“以后會懂的。”以后會懂的，這句話也是影片創作者想要對觀眾說的話。由于對歷史背景、人物生平、文學脈絡缺少整體的把握，一些（大/小）朋友可能會感覺電影看不懂。別急，小編根據影片故事提煉了八個關鍵詞，并從“博雅好書”出版的書中摘錄了相應解釋，幫助朋友們更好地沉浸式觀影。

關鍵詞目錄

一 科舉：讀書人改變命運的通道

二 詩賦取士：唐朝大發明

三 漫游：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四 終南捷徑：讀書人的行為藝術

五 干謁：求人源于自信

六 入幕：走上仕途的實惠之選

七 邊塞詩：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八 安史之亂：一場戰爭讓大唐由盛轉衰

關鍵詞一

科舉：讀書人改變命運的通道

隋朝根據經濟社會的變化和制度本身的發展，確立了三省六部的政治體制；取消地方佐官辟舉制度，各級官吏均由中央政府任免；創立科舉制，不論家庭出身，按照才學標準選官。隋朝對政治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唐朝以后各朝制度的基礎。科舉制從察舉制脫胎而來。

經過幾百年的演變，開科考試在隋煬帝時就形成了秀才、明經和進士三科并立的格局，形成了層次不同，要求各異，有完整體系的一整套制度，成為國家純粹按才學標準選拔文士擔任官吏的考試制度。

科舉出身者雖可位至高官，但科舉錄取名額很少。尤其是進士科，貞觀時期的二十三年中，共取二百零五人，平均每年不足十人；高宗、武則天時期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年也只有二十人。一般地主士人既無世傳經學，又無門第可以憑借，在考試上處于不利地位，錄取者多為高官權貴子弟。高宗時常舉出身的十名宰相中，進士八人，明經二人，其中貴族和五品以上高官子弟六人，縣令子二人，出身于父祖沒有官位的一般地主家庭的只有兩人。錄取名額雖然有所增加，一般地主子弟及第的也有所增加，但是應舉的人也更多了。

唐代科舉分為常科和制科。常科包括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六科。秀才科為最高科等，試方略策五條，要求文理兼通。唐朝初年，年輕士子醉心于詞華而很少留心經史和經世治國的方略。多把試方略策視為畏途而不敢應舉。永徽二年（651）便廢除了秀才科。

明經要求通兩經，考試兩部儒家經典。唐朝規定，正經有九：《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為小經。應試者須通二經，或一大一小，或兩中經。同時要求兼習《孝經》《論語》和《老子》。

考試方式在唐初的五十年間是按照經的章疏試策，著重于對經義的理解。對于有抱負的士子來說，只要努力，就可以通過這些經典的學習，博古通今，探求經世治國的道理。通過明經科選拔出了一批經世治國之才。張文瓘、裴行儉、裴炎、李昭德、狄仁杰等一大批活躍在唐高宗末年和武則天時期的杰出政治家，都是通過明經科選拔出來的。

明經出身者能做到高級官員的已經很少了，能夠做到宰相的就更少了。在唐朝安史之亂以后，明經出身的一共只有六個人做到了宰相，而進士出身的宰相卻很多。

進士，唐初試時務策五道。其中包括經、史、時務等三個方面的內容，已包含了對官員在文化和學識上的三項基本要求。這與過去單純強調經術，或片面強調文史法律有很大的不同。這不僅在當時，就是從今天來看，也具有很高的認識水平。

科舉得第者還要通過“應選”才能獲得官職。高宗、武則天時期每年需要補充的官員只有四五百人，而獲得做官資格即入流的“年以千計”，加上其他候選的官吏，每年到長安應選，等待分配官職的就大大超過此數。“選集之始，霧積云屯，擢敘于終，十不收一。”（《舊唐書》）。往往需要經過長期等待，才能獲得一個官職。

一般地主子弟通過各種途徑獲得一官半職后，升遷也是極為困難的。唐代官吏每年進行一次考課，在任四年中每年的考第都不下于中中，應選時才能進一階。一個從九品下階的小官，每考必中，每選必中，也需要六十四年才能進入五品。至七品，共八階，也需要三十二年。

關鍵詞二

詩賦取士：唐朝大發明

當時衡量策文好壞的標準，主要是看文章的詞華，不是看文章的內容。加之策問的題目又多雷同，因此就出現了永隆二年（681）《條流明經進士詔》中所列舉的情況：“進士不尋史傳，唯讀舊策，共相模擬，本無實才。所司考試之日，曾不揀練，因循舊例，以分數為限，至于不辨章句，未涉文詞者，以人數未充，皆聽及第。” 應舉者不是熟讀經史，學習文律，而是把模擬舊策作為學習內容，結果造成應舉者乃至錄取者文化水平的下降。

針對這種情況，唐高宗接受劉思立的建議，決定進士加試雜文兩道，并帖小經。在武則天稱帝前后的一段時間里，帖經和試雜文曾經暫時停止了一個時期。中宗復位后又恢復了三場試。據《唐六典》卷四《尚書禮部》禮部尚書侍郎條：“凡進士先帖經，然后試雜文及策，文取華實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為通。”這是開元前后的制度。雜文最初所試為士子們所熟習的箴、表、銘、賦之類，直到天寶年間才專用詩、賦。

不論是對策，還是試雜文，都使用駢體文，并且包括各種文體，因此，收集了從先秦至梁詩文辭賦的詩文總集《文選》以及解釋詞義、規范語言的《爾雅》，就成為士子在準備進士考試時的必讀之書。

雜文專用詩、賦后，由于文學取士已經成為一種傳統，特別是當權的吏治派官吏有意識地把進士科變成文學之科，因此到開元、天寶之際，詩賦反成為進士科錄取的主要標準，進士科成了文學之科。一批詩人如崔顥、祖詠、王昌齡、王維等通過進士科涌現出來。科舉出身的士人擔任高級官吏的也大為減少。《儒林外史》第十三回中馬二先生說：“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

認為唐朝進士科就是考試詩賦，詩作得好就能夠考中進士。這是一種誤解，這種情況存在的時間并不很長，大概也就是半個世紀，即從玄宗后期經代宗到德宗的前期，也就是從天寶到建中（742—783）年間。

關鍵詞三

漫游：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唐玄宗年間，政治比較開明，國力空前強盛，國家的疆域也非常廣闊。受時代風潮的浸染，盛唐詩人大多都走出了家門，踏上了漫游的旅途。他們仗劍去國、縱橫干謁，或者寄情于大漠，或者優游于田園，揮灑出了一份空前的自信和自傲。在詩歌創作上，則主要體現為兩種主導性的風格，或雄渾悲壯，或閑逸自然，兼得于風骨聲韻之美。他們的創作數量非常豐盛，而且創作質量一流。

漫游是唐代文人，特別是初、盛唐文人非常重要的一種生活選擇。做官不能在家做，就要出門奔走，無論是那些在家的文人，還是那些在山中讀書的文人，都要到外邊去奔波、去游走、去見世面。而這種奔波、游走，不是一時一處就能夠見效的，所以就有了長時段的游歷。

杜甫寫過一首《壯游》，回憶他以前少年時期的游蹤：“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從小時的“出游翰墨場”，到后來的“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再到南游吳越，最后回到咸陽。這里的咸陽，代指長安。為什么最后要到咸陽呢？因為這是唐代的帝都，只有到這里，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類似杜甫的這樣一種漫游經歷，唐人基本上都曾有過體驗。而漫游的典型，恐怕要數李白。

李白早年在四川家鄉的時候，就喜歡游。他在后來作的《感興八首》里說：“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吟松風，泛瑟窺海月。”這里所說的“仙游”，很有一些神仙道化的色彩，表現了李白從小就具備的一種性情和愛好。到了二十四五歲的時候，他從蜀中出發，經夔門，過三峽，來到了中原大地，來到了吳越，開始了辭親去國、仗劍遠游的行程。在李白的一生中，漫游可以說是他最為顯著的特點。在李白身上，我們幾乎能夠看到大多數唐代文人漫游的類型。

他從蜀中出游之后，就來到了湖北，來到了武昌，然后又漫游了江蘇、安徽等東南地區，最后“仰天大笑出門去”，來到了長安，進入了朝廷。來到朝廷之后，他漫游的目的大部分就實現了，他也為此很得意了一段時間，但是由于朝廷政治斗爭的復雜，時間不久，就有一些讒言出現，唐玄宗也逐漸地疏遠了李白。最后李白請求還山，唐太宗也就賜金放還了。在過了近三年的長安生活之后，李白又一次踏上了東游的途程。

離開朝廷后，李白經過洛陽，到了開封，有汴京之游。在汴京，和高適、杜甫結伴游梁園，之后與杜甫并肩東下，來到了東魯。在山東他們游玩得非常興奮，這由他們當時寫的一些詩可以看出。當時的情景怎樣呢？“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離開了山東之后，李白又南下越中，即現在的浙江。在臨游之前，寫下《夢游天姥吟留別》這篇名作，表現了他“須行即騎訪名山”的愿望，也展示了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品格。

回首李白的一生，當年出蜀的時候，在江陵遇到了司馬承禎，他便寫了一篇含有深刻寓意的《大鵬賦》，把自己比作翱翔九天的大鵬。到了晚年臨終之際，他又寫了一篇《臨路歌》，仍以大鵬自比。游，漫游，從仙游到壯游，從得意游到失意游，李白就是一個行進在人生不同驛站的旅人。

關鍵詞四

終南捷徑：讀書人的行為藝術

那些以山林為讀書地、隱居地的人中，固然不乏孟浩然這類以淡泊心境終了一生者，但多數人卻是以山林為過渡，為跳板，而要到政界官場去拼搏一番的。不過，除此兩種人之外，還有一種人，他們一方面隱居于山林，但另一方面，又想方設法地希望通過隱居的行動來敲開官場的大門。對這些人的這種做法，唐人有一個特定的稱謂，叫“終南捷徑”。《大唐新語》中記載有一個名叫盧藏用的人，因隱于終南山而在后來做了大官。

盧藏用是為陳子昂文集作序的一個有名的人物，他最初隱居于終南山，就一心想著借助隱居獲得高名，以便被朝廷征召。后來皇帝移駕洛陽，他又跟著跑到洛陽附近的嵩山隱了起來。當時人們給他送了個別號，叫“隨駕隱士”。時間長了，盧藏用就逐漸有了名氣，武則天聽人說起他，就把他請出山去，賞了一個左拾遺的職務。到中宗朝的時候，盧藏用就已經戴上了不小的烏紗帽，先后做過中書舍人、吏部侍郎等。

“終南捷徑”的形成始于唐高宗時田游巖由隱居而入仕，后來逐漸被文人利用，演變為揣測帝王心意，進入仕途的捷徑。大詩人李白也是一個通過“終南捷徑”進入朝廷的例證。李白早年廣事交游、求仙問道，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蓄養聲望，等待天子招徠。蜀中隱居當然很好，但是過于閉塞。在這里隱居，名聲不易于傳播到更廣遠的地方去。于是，李白在25歲那一年，就仗劍去國，辭親遠游。開元中期，來到了長安，來到了終南山，就在終南山住了下來。后來，他又應他的朋友元丹丘的邀請，從終南山來到了嵩山。李白轉了一山又一山，他的名聲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他還和孔巢父等六人在徂徠山隱居過，當時號稱“竹溪六逸”。

一般來講，隱和仕作為兩種相反的生活情態，士人只能選擇其一：要么隱，要么仕，兩者不可兼得。可是到了盛唐，王維找到了介乎仕隱之間的一條道路，開了亦官亦隱的先河。王維的這樣一種隱，就被稱為“仕隱”，一邊當官，一邊隱居。王維隱居的地方，就在長安城東南終南山下的輞川，在那里他擁有一個輞川別業。到了后期，王維就是一半時間在朝中，一半時間在自己的隱居之地度過。這樣的一種方式，到了中唐，由白居易繼承。白居易寫了一首《中隱》詩，對王維的這種隱居作了一個全面的總結。這首詩說得很直白：“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既有官職，有俸祿，免去了饑寒之苦，又清靜無為，養心怡性，避開了繁雜的事務，那么，何樂而不為呢？這樣的中隱之道，從此之后便很被人看好。但從實質上說，它已是隱居的另一層面的含義了，已經與“終南捷徑”沒有多少關系了。

關鍵詞五

干謁：求人源于自信

干謁就是有求于人，特別是向達官貴人、在上位者請求，讓他們關照自己，為自己延攬聲譽。唐代文人的干謁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無官者要求授官，一種是有官者要求更高的職位。從干謁的手段來看，也是兩種：一種是用物質，一種是用筆墨。據考察，唐代文人的干謁文字在唐文中占有相當的比例。

李白的干謁文章，既贊美干求對象，又極盡自我夸耀之能事，“生不愿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在夸耀對方的同時，又把自己的才能作了一個盡情的展現，“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其中充滿了高度的自信。《與韓荊州書》一番話說得不卑不亢、磊落激昂，信筆寫來，洋洋可觀，表現出一種豪邁不羈的狂士風采。

盛唐以后，隨著國力中衰，士人心性由極度張揚轉向內斂、客觀，其干謁的文字也就失去了李白這樣的豪放氣概和震人心魄的力量，代之而來的是一種逐漸趨于和緩、平靜、內斂、客觀的言辭。

除了以文章來干謁，還有一些詩人用詩歌來進行干謁，而詩歌要求言簡意約，所以寫的干謁內容就比較含蓄。比如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就是一首干謁之作。其中說的“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實際上就是對丞相直接進行干謁的，但是說得委婉、曲折。杜甫也寫過干謁的詩作，但是與文章的直露相比，這些詩作也都是屬于比較含蓄的一類。

關鍵詞六

入幕：走上仕途的實惠之選

唐代文人的仕進之途是比較多的，除了參加科舉考試之外呢，還可以通過門蔭、征辟隱逸、他人舉薦、進入幕府等等一些方式步入仕途。但是相比之下，門蔭入仕者必須是世家權貴子弟，征辟隱逸或者他人舉薦都要求被征辟者、被舉薦者有很大的名聲，類似于唐玄宗征舉李白時所說“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這樣一種情況，一般人恐怕很難達到。同時，中唐以后的情形與盛唐時期頗為不同，以布衣取高官已經屬于明日黃花，只能被文人封存于記憶中去了。因此，步入幕府，先任幾年幕職，然后再爭取入朝為官，就成為對文人最有吸引力的一條路途。

所謂幕府，簡單地說，就是軍事指揮機關，也就是合指揮、管理、辦公等等一些事情于一體的府署。幕，是帳幕、營帳的意思。這些幕府中，不僅需要武將，而且還需要文吏，武將主要是應付戰事和突然的事變，文吏或者參謀軍事，或者處理文書公務，他們都屬于府主幕下的僚佐，所以又通稱為幕僚。幕府在漢代就已經出現了，到了唐代，幕府越來越繁盛，最先引起人們注意的，要算李世民的秦王府了。

到了盛唐之后，幕府制有了很大變化，幕僚中文人的數量日益增多。這種情況和節度使的設置有相當大的關系。節度使最早主要掌防戍之職，純粹是軍事首長，到了后來，就集方鎮的軍政大權于一身，權力在不斷地加強，兼職也日益增多了。

比如在盛唐的時候，安祿山一人就兼了多種職務，什么平盧節度使、度支使、營田、陸運、押兩番等等，大概有七八種職務。當這些職銜集中在一兩個人手中時，事情無疑就多了起來。于是節度使就需要設立許多機構、許多人手來處理日常的事務。據《新唐書·百官志》載，節度使手下有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等諸多職位。而這樣一些職官大多是由文人來擔任的，即使是掌管軍事訓練和管理的行軍司馬，也是文職。

從史料記載看，在初、盛唐的時候，幕府的節鎮大多是緣邊而設，也就是主要分布在邊塞地帶。它們主要的目的在于防御入侵之敵，像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即其顯例。唐肅宗至德年間，中原地區開始用兵。于是刺史兼治軍戎，就有了防御、團練、制置這些名稱；一些要沖大郡，都有了節度安置。后來戰事平息，隨著時局從動亂到安定的過渡，以前以“治軍戎”為主的節鎮，便開始向管理政務的方向轉化。職能變了，所需的文士自然增多。由此導致唐代中后期文人更熱衷于入幕，且大多走先入幕再入仕的道路。在唐代后期的宰相中，有2/3是有過入幕經歷的。

關鍵詞七

邊塞詩：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在從初唐到盛唐這段時間里，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了這樣一些變化，整個時代興起了一種對從軍邊塞的期待和向往，所以不能不對大批文人發生影響，使得他們在寫詩的時候，往往都要關注有關邊塞的題材。連那個自隋入唐，寫慣了宮體詩的虞世南也寫過《出塞詩》，稱贊“山西多勇氣，塞北有游魂”。

盛唐國力強盛，社會上彌漫著樂觀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特別是在一些大詩人的筆下，表現出了一種非常積極的英雄主義情懷。盛唐詩人不僅大量創作邊塞詩，頻頻表述其立功邊塞的愿望，而且還有一些人付諸行動，進入幕府，親歷了邊塞生活。

盛唐的時候，比較重要的方鎮，比如安西、北庭、河西、范陽、平盧、朔方、隴右、河東、劍南，都在較邊遠的一些地區。而其中的隴右、安西和北庭，都在今甘肅、新疆境內，更是文人多去之地，盛唐著名詩人高適、岑參，有不少邊塞之作就是在那里寫成的。初、盛唐的最大邊患來自于西部的吐蕃。所以，唐代邊塞的防務重點就是保衛大西北。比如進入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幕府的高適，先后進入安西高仙芝幕府和北庭封常清幕府的岑參，就是朝著烽火走去的。

天寶十一載冬天，高適就開始他最為人稱道的西部邊塞之行了。此時，李白大概已開始北游幽燕，杜甫則在長安，并在高適臨行的時候，寫詩為他送行。高適這次前往的目的地，是隴右節度使府，哥舒翰是節度使，高適就是到哥舒翰的幕府擔任掌書記一職的。掌書記相當于使府的秘書長，是節度使的親信，所以高適對哥舒翰有一種感遇之情。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兵變，發生叛亂，十二月就攻陷了洛陽。此時距高適十一載到隴右幕府，也就是三年時間。安祿山叛亂之后，唐玄宗急令哥舒翰返回長安，給他任命了一個兵馬副元帥的官職，讓他扼守洛陽通往長安的最后屏障潼關。作為掌書記，高適自然隨行。由于種種原因，潼關失守，哥舒翰被俘，高適也就在次年六月急奔長安，向皇帝上表獻策。當時玄宗已奔蜀避難，高適又追到河池獻策，被提升為諫議大夫。十二月，肅宗任命高適做淮南節度使，負責討伐永王李璘的軍事。這時候李白正懷著“為君談笑靜胡沙”的自信，應永王李璘之邀進入他的幕府。于是歷史為我們展示出了這樣一幕吊詭的場景：一邊是身為平叛者的高適，另一邊是身在所謂“叛軍”陣營中為之出謀劃策的李白。這么一對昔日的友人，現在竟成了對壘的敵手！后來李白因為永王兵敗，被長流夜郎，而高適則從此之后成了肅宗親信的大將，成為邊塞詩人中起于微賤最后官至封疆大吏的重臣。

對于高適，杜甫曾經有過很多稱贊，特別是《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一詩中，將他和岑參連在一起，對他們的詩歌風格予以整體評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這是把高適和岑參連接在一起，并稱“高岑”的第一次，從此以后，高岑并稱，就被人們認可、沿用了下來。在這幾句話里，后兩句是說高岑的詩風的，“意愜關飛動”，指其詩意靈活變化，有一種飛動之勢，而到了“篇終”，則是言盡意遠，給人一種“混茫”之感。這是一個非常高的評價了。

關鍵詞八

安史之亂：一場戰爭讓大唐由盛轉衰

營州柳城（今遼寧錦州）胡人安祿山在對東北各族的戰爭中，立下軍功，受到唐玄宗的重視，以一身兼領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控制了經濟文化素稱發達的河北和河東地區。他不斷招兵養馬，積聚財富，奏請提升許多胡族將領做大將，引用不得志的漢族地主做幕僚。

安祿山與身為宰相的楊國忠個人之間的矛盾也迅速激化，于是利用唐中央兵力空虛的機會，于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以誅楊國忠為名，從范陽起兵，帶領所部及由同羅、奚、契丹和室韋人組成的軍隊共十五萬人南下，準備奪取中央政權。

安祿山的軍隊沒有遇到多少抵抗，很快就渡過黃河，進到洛陽附近。唐玄宗急派封常清前往洛陽募兵抵御，在武牢關和洛陽城下接連被叛軍打敗。安祿山很快占據洛陽，高仙芝退守潼關。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國號燕。

唐軍在潼關一帶與叛軍相持了將近半年以后，唐玄宗強令哥舒翰帶兵東出潼關，收復陜洛。叛軍敗唐軍，乘勝攻入潼關。

安史叛軍逼近長安，六月十三日，唐玄宗逃離長安，走到馬嵬坡發生兵變，嘩變的士兵殺了楊國忠，并要求處死楊貴妃。唐玄宗以楊貴妃的死換取了自己的平安，繼續逃往成都。太子和他分道揚鑣，跑到靈武（今寧夏吳忠），并且在七月十二在靈武即皇帝位，承擔起指揮平定叛亂的重任，平叛才重新開始。

就在這一天，經過了一個月的奔波，唐玄宗李隆基一行經過劍門關，到達了劍閣，終于進入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地區。玄宗這才想起已經占領了長安的叛軍，于十五日丁卯，下詔以皇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馬，收復兩京；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統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等節度大使；盛王琦廣陵郡大都督，統江南東路、淮南、河南等路節度大使；豐王珙武威郡都督，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大使。在唐玄宗看來，這是一個四平八穩的決策，最后不論哪一個兒子成功，都是李家的天下。

然而在皇太子已經在靈武即位的情況下，實際上只能引起皇子們的兄弟相爭，而多少有一些野心的永王璘就成了最大的犧牲品，中間還搭進了愛國激情有余，而不諳官場形勢險惡的大詩人李白。李白在宣州謁見李璘，被辟為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后遇赦得還，未久便離開人世，其死因在史書、墓志和民間傳說中各有不同說法。

唐肅宗在靈武（今寧夏靈武西北）即位后，任用李光弼、郭子儀為統將，集合了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和西域的軍隊，又得到回紇的援助，于至德二載（757）奪回了長安和洛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