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陣子，是我和《廣州文藝》這幾年來最忙碌的，看稿、改稿、讀書、研討、新書分享、評獎、頒獎……生機勃勃。

今年我們完成了本應去年完成的首屆“歐陽山文學獎”的頒獎工作，這是一件大事情。接下來就要進入第二屆的評獎流程了。

去貴州黔南州參加了一次改稿會。我喜歡貴州這個地方，也去過多次。有一年，我和習習相約去貴州，我們去鄉間搜尋民族刺繡，收獲很大。這次改稿會上有不少寫得不錯的作者，有一位詩人的作品打動了我，他叫周紹力，遞交的是一組詩，其中的兩首《小巷里的父親》《大地上的母親》，我認為真是不錯。我給他的改稿意見是：

“作者寫人物很有特質，在行文過程中，頻頻書寫了客觀形象，能夠將這些意象升華，使之具有哲學的思辨性。在《小巷里的父親》一詩中，通過墻、小巷、衣裳、石頭、街道、燈光等景物，勾勒了與‘殘疾的父親’有關的大場景，以‘隱約的河流’這一喻體進行升華，突出景物描寫的意象化表達。在作者筆下，一條小巷披上一層層褐色的衣裳，街道深處偌大的石頭連在一起，和‘殘疾的父親’站立在孤影的小巷中的情景不謀而合，能夠把‘殘疾的父親’這一身份中質樸、樸素的特征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最后，通過‘我望著他/他望著遠方/我們緘默不語/久久不曾離去’收尾，將‘我’和‘父親’放置于同一空間和時間中，與‘偌大的石頭/一塊又一塊/在街道深處/是連在一起的’前后呼應，實現父與子的對話，是一首很成功的詩。”

“作者雖語言樸素，但能以一句句簡單的話語將與人物有關的意象進行提煉，使之形象地展現人物的個性特征。在《土地上的母親》一詩中，作者以‘一片葉會掉落/在白茫茫的大地上/也會悄悄地藏在針孔里/用一根線/把遙遠的距離/串聯在一起’為鋪墊，把葉子掉落、白茫茫的大地意象化，并與‘土地上的母親’聯系起來，通過針孔中的一根線，引發由物及人的思考，表達對母親的思念。此后，通過‘對她——我的母親/我永遠說不出那句話’引出‘背影漸漸被剪短’‘母親佝僂的身軀’‘雙腿埋在土里’‘腰被慢慢吞沒’等與母親有關的個性特征，讓讀者深知其筆下‘土地上的母親’的艱苦與不易，感受語言的刺痛感，引發共鳴。最后，以‘對她——我的母親/我永遠說不出那句話’作為結束語，指出‘它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從該詩前后文看，我們可以體會到，此處的‘它’實際上就是‘我愛你，我的母親’這一主題話語的真實流露。”

這些文字是主辦方給我的記錄文字。周紹力這兩首寫親人的詩歌，情緒飽滿，節奏把握得很好。我常說一首詩要有“詩眼”，也許是一個詞也許是一句話。《土地上的母親》的“詩眼”是通過讀者的閱讀感知出來的。

去了一趟甘肅，改稿，我看到當下散文寫作的普遍問題：鄉村題材，同題化同質化，抓不住重點和亮點，沒有注意選材，把握不了敘述節奏。但好作品還是有的，必須改。我以為，一個地方的文學要有可見的進步，一定要對具體作品進行指導、修改。

前幾天，在一個場合，我說“目前散文最大的特點就是沒特點”。當然不是絕對。我所說是就普遍性而言。我研究散文，以及編發散文多年，我以為，虛構，需要多方面的能力，非虛構，自然也需要。尤其散文的寫作，對生活的積淀，對生活細節的把握，對人性的探索（寫作必備），哪一樣都不能缺。在散文寫作中，掌握事物特質、人物個性，以及作家的認知、思考的差異，可決定作品的高下。也許寫作者只有清楚認識到這些，才不會呈現散文創作同題化、同質化的狀況。

說到改稿，倒真是佩服一家刊物的做法，一個小說，改了11遍，最終該小說作者憑此獲得了魯迅文學獎，刊物不易，編輯不易。對這樣的刊物和編輯，致以敬意！其實，我知道不少編輯會要求作者改稿的，但有的作者不愿意配合，確實，他的稿子去了別的刊物，也發出來了，何必要改呢？一個稿子在幾家刊物之間走來走去，也是常有的事情。我們也會遇到，我的要求是作者可以一稿多投，但我反對一稿多發。我的編輯會對我說：“張老師，那誰誰的稿子我們退了后在XXX發出來了。”我說，沒有關系，這很正常，從作者的角度來說“東方不亮西方亮”，沒問題，但刊物必須堅持自己的審美標準。多年前，我在另一家刊物工作，遇到過一個作者，很年輕，他不允許編輯改動他的稿子，就是改一個字也要征求他的意見，我們在編輯會上說起，一致說那就讓他抱著稿子睡吧。

前幾天，我和張菁在“南周書院”一起來了一場線上活動，講散文，借此對這些年來我對散文的認知做了一些整理，再聽張菁對散文的理解，我收獲不小。一個文學編輯，不能只盯著手上的稿子和眼前的一畝三分地。很多稿子對編輯來說是沒“營養”的，要加強個人的修養，補充營養。這一畝三分地不好好耕耘，土壤也會板結，減少收成的。

（作者系《廣州文藝》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