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培養的是“在固定園地上耕耘的農夫”，還是“在廣袤原野騎馬闖蕩的游牧者”，這兩個實踐路徑都是當下中國式創意寫作的有效探索。

多年以后，從創意寫作發展史的視角回望2023年，我相信會有兩個大事件給研究者留下深刻印象。一個是“中國大學創意寫作聯盟”在華東師范大學正式成立。該聯盟由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九所“985”大學的相關創意寫作機構聯合成立，是一個全國性、學術性的非營利性組織，其指導單位為中國作家協會，秘書處設立于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另一個則是在上海大學舉辦的上海大學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揭牌儀式暨“2023·中國創意寫作再出發”高峰論壇，來自中國作家協會、高校、企業、媒體等單位的近百人出席了活動，見證中國創意寫作再出發。

在我看來，這兩次會議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可能會異常深遠。不知是不是巧合，華東師范大學等九所“985”高校所共同組成的“中國大學創意寫作聯盟”恰好基本上都在實踐著“創造性寫作”的理念，實際上在進行的基本上是創作人才的培養。而成立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的上海大學，及其參與會議的絕大多數高校，基本上都在實踐著“創意寫作”的理念，實際上在進行的是創意人才的培養。也即是說，這兩次會議有意無意地代表了當下中國式創意寫作實踐的兩個基本路徑。

創造性寫作還是創意寫作？

我曾提出，創意寫作誕生之始，就決定了它追求實踐的品性。創意寫作的實踐品性決定了它堅韌而綿長的生命力。也正是創意寫作的實踐品格，成就了其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動機”的地位。如果作進一步的探討，當下的中國創意寫作實踐已經出現了兩個實踐路徑：一個是主要培養包括作家在內的創作人才，主要面向依然是文學；一個是培養創意人才，主要面向文化創意產業。而這兩種探索路徑對應的恰好是對于歐美creative writing一詞的兩種內涵不同的譯介：創造性寫作和創意寫作。

查閱詞典可知，對于creative writing的翻譯，創造性寫作和創意寫作這兩種都是正確的，創造性寫作和創意寫作的名稱使用也不是那么涇渭分明，即便是在同一所大學，也時常會兩種名稱混用，但混用并不等于隨意，兩者似乎也并沒有“通約”。中國人講究名正言順，命名意味著合法性，也反映出不同的思維定勢。使用創造性寫作無疑是為了更加強調“創造性”這個特質，從北京師范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所刻意強調的實際情況來看也確實是如此。而使用創意寫作則是為了強調這個學科或者專業的面向是文化創意產業而不單單是文學。看似只是簡單的翻譯名稱差別，背后實則是不同的思維定勢和價值觀。畢竟，面向文學的creative writing和面向創意文化產業的creative writing還是有不小的區別的。新時代環境下，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文學產業也是創意文化產業的一部分，尤其是網絡文學興盛以后，文學作為產業的面向被一再突顯。但在主張創造性寫作這一面向的人看來，文學是不能被作為產業的。即便文學可以產業化發展，畢竟也只是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小部分，是處于最基礎的底層創意經濟。

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是，面對同樣的歐美創意寫作資源，為何在當下中國會分化為兩種實踐路徑？

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深厚的純文學傳統。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尤其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變革，再加上新時期以來文學在書寫形式上的探索，讓純文學的觀念深入人心，佳句偶得、文學天授的創作理念也讓傳統文學不斷成為少數人的事業，從而導致了純文學小圈子化傾向。而事實上，無論是新時期文學還是新世紀文學，文學的小眾化和精英化并不符合廣大人民的審美期待。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始，文藝為人民是一條貫穿新中國文藝史的精神脈絡，呼喚著富有現實主義精神、廣大百姓喜聞樂見的作品。但這并不能輕易改變那些還持有精英文學意識群體的固有觀念。他們不能相信和接受創意寫作的核心理念——文學可以傳授，創作人人可為。

另一方面是中國的文化創意產業雖然已經有了長足發展，但還不像歐美那樣發達，尤其是文學作為產業的觀念還不能深入人心。許多人可以接受電影工業化，卻無法接受文學產業化。即便是網絡文學已經成為和韓國的電視劇、日本的動漫、美國的好萊塢電影并置的四大全球文化現象，并已經構成當今中國影視轉化的最廣泛的文學基礎，日益成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最好范本，對于構建中國國際形象越來越有著非同凡響的價值和意義。面對網絡文學在國內的迅速崛起和在海外的廣泛傳播，普通百姓和知識精英的反應并不同步。當越來越多的網民熱衷追更網絡文學的時候，當越來越多的普通百姓追看根據網文改編的影視劇的時候，一些知識精英卻并不看好網絡文學的未來，且對于這種基于新媒介傳播的文學體式提出了批評。

人類社會的發展經過漫長的農耕時代、工業時代和后工業時代之后，今天事實上已經跨入創意時代。在創意時代，文化創意產業將成為時代發展的重要引擎。而這個產業所亟需的是大量能適應創意文化產業大發展的創意人才。當下，能直接培養創意人才的學科專業并沒有多少，而創意寫作是最能滿足這種人才培養需要的學科。

“農耕者”還是“游牧者”？

如果把創意寫作對于創作人才的培養的一面，看作農耕時代緊盯著一小塊文學之田的深耕細作，那么，對于創意人才的培養的一面，則可以看作是創意時代面向無限廣闊的文化產業的工業化生產。如果說前一種面向，培養的是在固定園地上耕耘的“農耕者”，那么后一種面向，培養的則是在廣袤原野騎馬闖蕩的“游牧者”。這一點，似乎也是越來越多作家和評論家的共同看法。

最典型的堅持農耕式培養理念的還是作家莫言所在的北京師范大學。

自魯迅一代巨匠肇始，北京師范大學歷來有深厚的文學培養傳統。上世紀80年代以來，更是走出了莫言、余華、蘇童、遲子建、劉震云、陳染等一大批當代優秀作家與詩人。為賡續傳統，北師大于2013年5月正式成立國際寫作中心，由莫言出任中心主任，教授、詩人張清華擔任中心執行主任。十年來，北師大文學院與國際寫作中心密切配合，招收了各類文學創作方向的碩士、博士百余名，通過整合優秀資源、創新課程體系、優化培養模式，北師大也確實培養出了大量文學創作人才，在學科建設、國際合作、社會服務等方面表現卓著，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和好評。

就在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成立十周年慶典上，文學院副院長張莉代表北師大同人再次坦陳文學教育的愿景：“我們特別希望的是，從這里不斷誕生具有文學審美能力的人，北師大的文學教育培養作家、學者、編輯，但最為重要的是為中國文學的未來培養具備人文教養的人。”按照張莉的觀點，北師大創造性寫作的教育傾向還是培養文學的“農耕者”。

但一個人的看法不代表大學的整體。大學文學教育的豐富性即在于各種觀念的碰撞，各色人等理念的混雜。同樣是在前述中國大學創意寫作聯盟的成立大會上，評論家李敬澤在宣讀完中國作家協會賀信之后，意味深長地說了這樣一段話：“你們之中會出現偉大的作家，這很好。但從你們之中誕生很好的影視編劇、互聯網從業者、人機對話的設計者、脫口秀演員等等，也都是應該的事。因為你們面前就是這樣一個無邊無際、沒有界限和藩籬的原野。創意寫作未來的天地無限廣闊，等待著我們這些像駿馬、雄鷹一樣的年輕人去奔跑和飛翔。”很顯然，在李敬澤看來，創意寫作培養的可能不只是在固定園地上耕耘的農夫，更是在廣袤原野騎馬闖蕩的游牧者。

無獨有偶，張清華也特別贊成“游牧”一說。他認為，創意寫作是一個溢出了傳統純文學寫作的新概念，在ChatGPT威脅文藝創作的時代，人才的培養必須是一種全方位的“出走”：“不同專業的師生游牧到這片天地，同時這一領域的師生要出游到其他領域中去，未來適應社會各個層面的就業需求，這是創意寫作的新意，也是它的現實意義所在。”更為直截了當的看法則來自教授、詩人楊慶祥。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一句話——人人皆可創作，這句話在楊慶祥看來是對創作合法性的最早認證，“與此同理，人人皆有自由表達和書寫的權利和能力。表達和書寫的能力雖有關天賦，但也需要系統的訓練和嚴格的鍛造，這是我們成立‘中國大學創意寫作聯盟’的重要動因，也是聯盟秘書處設在一個著名師范大學的原因。”

持有同樣觀點的還有南京師范大學的何平，他在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成立十周年慶典上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設想：“假如駐校作家是劉慈欣、馬伯庸、麥家，我們的文學課會不會發生變化？”何平觀察到，在時代背景下，除了精英化的思路還在延續之外，文學教育正在發生分層與分眾。與北師大、復旦、人大、北大等高校不同，大多數開設寫作學或創意寫作專業的院校采用了不同的文學教育方式，在何平看來，這可能培養的是關于文字的產業工人。在教育對象、文學生產環境和文學產品發生結構性變化的今天，技術支持媒介也必然地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這當然也關乎著現實問題，何平說，“如果我在南師大做這樣的創意寫作，肯定沒有這么多資源像北師大、復旦、人大、北大一樣去做，我該怎樣做適合我們自身條件的文學教育呢？”

的確，創意寫作教育到底是面向文學創作還是創意文化產業，需要各個學校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來定。無論是培養文學創作人才還是還是創意人才，無論是培養包括作家在內的文學創作者，還是培養包括游戲腳本在內的文化創意者，都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正如吳景明所說，中國正走在人類歷史上很重要的環節，好像是人類歷史的一個活化石，只有中國能同時涵蓋游牧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網絡社會，乃至后現代社會。當下的中國社會面貌復雜多樣為創意寫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期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來書寫這個偉大的時代，來書寫中國的歷史和文化。

所以，無論培養的是“在固定園地上耕耘的農夫”，還是“在廣袤原野騎馬闖蕩的游牧者”，這兩個實踐路徑都是當下中國式創意寫作的有效探索，完全可以做到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待兩條路徑的探索都能“美人之美”之際，便是中國式創意寫作實踐的殊途同歸之日，也是創意寫作和創造性寫作“天下大同”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