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澳大利亞文學最顯著的特點是，自從上世紀70年代“白澳政策”被扔進歷史垃圾堆之后，一大批原住民作家迅速成長。原住民文學以其炫目的光彩跨入主流文學的舞臺。近年來，我一直關注澳大利亞原住民文學的發展，先后翻譯了原住民作家吉姆·斯科特（Kim Scott）的《心中的明天》（Benang from the Heart）、阿尼塔·海斯（Anita Heiss）的《我是誰？》（Who Am I？）、亞歷克西斯·賴特（Alexis Wright）的《卡彭塔利亞灣》（Carpentaria）、《天鵝書》（The Swan Book）、《地平線上的奧德賽》（Odyssey of the Horizon），塔拉·瓊·文奇（Tara June Winch）的《屈膝》（The Yield）和梅麗莎·盧卡申科（Melissa Lucashenko）的《埃登格拉塞》（Edenglassie）等七部小說。這幾位作家，除阿尼塔·海斯外，都是澳大利亞最高文學獎邁爾斯·富蘭克林獎的獲得者。

亞歷克西斯·賴特：捍衛自然神性以及不可改變的道德與精神

亞歷克西斯·賴特

他們之中，最具代表性的無疑是亞歷克西斯·賴特。2006年，賴特出版了堪稱民族史詩的長篇小說《卡彭塔利亞灣》，一舉獲得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昆士蘭州州長小說獎、維多利亞州州長萬斯·帕爾默小說獎、澳大利亞文學金獎章等多項大獎。同時，該書被翻譯成波蘭文、意大利文、法文、孟加拉文、日文和中文出版。2021年，《卡彭塔利亞灣》被法國教育部門選為英語學習者必讀書。50年來，這是自帕特里克·懷特的《沃斯》（Voss）入選后的唯一一本澳大利亞小說。

《卡彭塔利亞灣》植根于澳大利亞原住民生活的沃土之上，把古老的傳說、神話以及原住民信奉的“夢幻時代”的原始圖騰和現實生活的種種矛盾糅合在一起，描繪出一幅幅難得一見、色彩瑰麗的畫卷。在她的筆下，原住民生活的地方到處都是故事。每一眼水井，每一塊巖石，每一座沙丘，每一棵樹木都是故事中的“人物”。蛇神、海怪、魚群、鸚鵡、巨浪滔天的大海、拔地而起的龍卷風都有獨特的含義。但是，《卡彭塔利亞灣》之所以被奉為澳大利亞原住民的“民族史詩”是因為作者超越了以往大多數原住民作品對“白澳政策”簡單的鞭笞，對“被偷走的一代”悲慘命運直白的敘述，而是站在新的高度，對原住民歷史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作為原住民作家，亞歷克西斯·賴特第一次把原住民部落之間由來已久的矛盾和斗爭比較完整地展現在我們面前。作者指出，正是這種常常水火不容的矛盾為殖民主義者對原住民傳統土地的強占創造了條件。作者把小說的背景放在澳大利亞北部的卡彭塔利亞灣，以古福瑞特國際礦業公司與德斯珀倫斯鎮東西兩個原住民部落的矛盾為主線，將兩個部落之間的斗爭，以及部落內部新一代與老一代之間的斗爭交織在一起，展開一系列戲劇性的沖突，從而賦予這部小說深刻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在澳洲大陸生活了六萬年的澳大利亞原住民與大自然有著任何其他民族所無法比擬的親密關系。他們對氣候變化、溫室效應、生態環境十分敏感。亞歷克西斯·賴特在《卡彭塔利亞灣》中，對這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展開深入的探討。正如作家張煒說的那樣：“小說濃墨重彩寫到執著于土地的原住民，與一個入侵的礦業公司為代表的、無所不能的現代科技之間的緊張斗爭：這與我們正在經歷的生活是何等相像。但是，所有這些在她的筆下卻有了另一種魅力。我們甚至可以說，她的書寫與我們是那樣的不同——比如她的‘有根’，就不是簡單的對土地的眷戀和固守，而是捍衛自然神性的不可改變的道德與精神。”

所有這一切，都使得《卡彭塔利亞灣》在同類作品中高出一籌。誠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所說：“……她的這本小說是那種具有偉大品格的作品，是地方志與民族史的結合，是征服與被征服的糾結，是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斗爭和融合。當然更重要的是，這部作品具有高超的文學技巧，讓我這樣的以寫小說為職業的人，感到十分欽佩。”

可以與《卡彭塔利亞灣》比肩而立的是她于2013年出版的另外一部巨著《天鵝書》。這部小說的中文譯本，幾經磨礪，歷時六年，于2023年5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該書故事情節撲朔迷離，集詩歌、散文、民間故事、政論文等多種體裁于一身，對大自然的描寫出神入化，對天鵝的刻畫美妙絕倫。《天鵝書》的故事發生在未來一百年之后的澳大利亞北領地。小說的主人公啞女與天鵝相依為伴，被稱為“天鵝女”。“天鵝女”具有象征意義。作為一個無辜的弱小者，她遭受暴力之后不再說話，也漸漸失去說話的功能。這與澳大利亞原住民幾百年來的遭遇如出一轍。作者之所以選取啞女作為原住民的象征，是因為她相信，他們根本無法發聲。啞女與人類社會隔膜，卻和天鵝相依為命，象征著原住民與大自然的緊密聯系。這種聯系還表現在：氣候和生態的變化使人失去了安身之所，動物也在劫難逃。氣候變化將天鵝驅趕到天鵝湖，但天鵝湖也將不復存在，天鵝將被迫繼續流浪。

和《卡彭塔利亞灣》一樣，亞歷克西斯·賴特在《天鵝書》中也表現出她珍視人與土地的關系。城市化、全球化帶來的人口遷徙，人與故鄉疏離的“無根”現象都令她焦慮不安。《天鵝書》描寫啞女背井離鄉的苦痛，是對北領地干涉政策的抨擊，也是對原住民幾百年來受到殖民迫害的控訴。《天鵝書》中表現出來的環境問題和原住民問題相互糾纏，二者之間相輔相成。澳大利亞原住民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六萬年，其文明被稱為世界上悠久且未曾斷裂的文明之一。其中生態知識是他們安身立命的關鍵，是他們對世界最大的貢獻之一。然而自從白人踏上這塊大陸，原住民的遺產就被無情踐踏，白人對大自然的掠奪導致了嚴重的生態問題。賴特給《卡彭塔利亞灣》設定的結局是，風暴把所有白人文明的痕跡一掃而光，原住民諾姆帶著孫子回到卡彭塔利亞灣，憑借世代相傳的自然知識，準備一切從頭開始。而《天鵝書》的基調與之相反。作者對這種希望提出質疑，對未來報以絕望的態度，認為所有希望都會變成絕望。

據說天鵝平日里喑啞，只在臨死前才會發出哀鳴，那是它唯一一次發聲。這部小說所發出的就是啞女的天鵝絕唱，也是人類社會在末日來臨之前的哀鳴。《天鵝書》也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顛覆。一直以來，西方世界以為天鵝都是白色的，直到17世紀末在澳大利亞發現了兩只黑天鵝，隨船帶回歐洲，方知黑天鵝的存在。至此，天鵝象征著人類世界，有黑有白，二者共存，但也意味著人間事物的對立和糾葛。《天鵝書》出版時的封面就是一只黑天鵝，是原住民的象征，與象征著歐洲移民的白天鵝形成對照。黑天鵝的存在，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顛覆，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個他者。西方世界長期以來以人為世界的中心，將人視為自然的征服者和控制者，其結果是氣候變化導致生態災難。而澳大利亞原住民世世代代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當代西方思想提供了一個反思的范本。憑借與自然的息息相通，澳大利亞原住民或許會成為拯救世界的一股力量。這也是《天鵝書》超越之前許多原住民文學作品的理由之一。

《地平線上的奧德賽》是亞歷克西斯·賴特為澳大利亞最著名的、享有國際盛譽的原住民攝影藝術家特蕾西·莫法特（Trcey Moffat）2017年在威尼斯雙年展上舉辦的個展特意撰寫的非常優美的散文。作為第一位在威尼斯雙年展上舉辦個展的澳大利亞原住民藝術家，特蕾西自知這次展覽對于自己的民族意義重大，特意邀請亞歷克西斯·賴特加盟，為她的個展《我的地平線》（My Horizon）擂鼓助威。亞歷克西斯·賴特不負眾望，寫出這篇堪稱經典的散文。2021年，我和日本著名翻譯家有滿保江教授合作，在中國出版了中、日、英三種文字合集的《地平線上的奧德賽》。2023年，日本現代企畫室在日本出版該書，書名是《地平線的敘事詩》。《地平線上的奧德賽》是寓言，是散文，也是詩。該書描繪了1788年，英國“幽靈船”穿越地平線，入侵悉尼灣的那一刻，描繪了暴力殖民創傷性記憶“深入到未來幾代人的噩夢”以及“世界歷史上數以百萬計飽受戰爭摧殘的人”的遷徙，包括今天在澳大利亞尋找新家的無數難民兒童。這些經歷在賴特的作品中相互交織，在詩歌和故事的蒙太奇中不斷重疊，密不可分。作者所說的“歷史的悲哀”在人類的神話中回蕩，宛如古希臘詩人荷馬的“奧德賽”在21世紀依然延續。我們的老朋友周思先生在為這本書寫的序言中說：“亞歷克西斯·賴特的作品體現了祖先過去至高無上的地位。讀她的作品，我們對長者的尊敬油然而生。這些故事極具感染力，對當代和未來一代代人們——無論原住民還是非原住民——都是寶貴財富，也是不斷的源泉。”

塔拉·瓊·文奇：“那是我的家園，它永遠在水邊”

塔拉·瓊·文奇

和亞歷克西斯·賴特相比，1983年出生的塔拉·瓊·文奇顯然是后生小輩，在我國更鮮為人知。但她卻以不凡的實力和奪目的才華，在澳洲文壇迅速崛起。她早在2006年還在大學讀書時，就出版了處女作《迷茫》（Swallow the Air），并獲“維多利亞原住民文學大獎”、“新南威爾士州州長新人文學獎”和“妮塔·梅·多比獎”，一舉成名。更引人注目的是2020年，憑借其2019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屈膝》獲得邁爾斯·富蘭克林獎。和亞歷克西斯·賴特一樣，在《屈膝》這部書中，談及原住民苦難的歷史，繞不開“被偷走的一代”這個話題，但塔拉·瓊·文奇采取復調結構，把這一段歷史融入時間跨度長達一百年的三代人的故事之中。以三個獨立的聲部展開，并結合書信、辭典等創作手法，以詩意的語言寫就了這部澳大利亞原住民版本的《百年孤獨》。

《屈膝》聚焦于威拉德朱里民族岡迪溫蒂家族，通過三個人物——奧古斯特、她的外祖父艾伯特·岡迪溫蒂，以及19世紀的傳教士格林利夫的故事，在交替的章節中折射出文奇對澳大利亞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思考。在虛構的莫倫比河，在象征澳大利亞的大屠殺平原方圓五百英畝的土地上演繹出幾代人被“白澳政策”和種族主義壓榨的歷史。為了保護本民族的文化、語言，艾伯特·岡迪溫蒂在去世前編了一本字典。外孫女奧古斯特在歐洲生活十年之后，回到澳大利亞參加外祖父的葬禮時，發現岡迪溫蒂家正處于被一家礦業公司摧毀的危險之中。她游走在童年回憶和現實之間，努力尋找自身的價值。最終，勇敢地走上街頭，以原住民身份，喊出內心最真實的聲音，在漂泊異鄉多年之后，找到了久違的真實的自我。這是每一個當代澳大利亞原住民青年面對的殘酷現實——傳統的土地在現代工業的浪潮中正無可避免地被蠶食，被肢解，被掠奪。面對這種現實，他們必須做出選擇：是挺身而出，勇敢戰斗，保衛自己的語言、文化和身份，還是順應潮流，為了眼前利益，任憑祖先留下的土地落入他人之手，或者繼續逃離故土去做浪跡天涯的異鄉人？小說以艾伯特·岡迪溫蒂編寫的字典詞條結束：

“Ngurambang的意思是澳大利亞。不管怎么說，那是我的家園……從北部的山脈到南部的恩古拉姆邦邊界。河水曾經從南部的河流流過莫倫比，注入小溪、潟湖和湖泊，養育著它身后的一切。Ngurambang是我的家園。在我的腦海里，它永遠在水邊。岡迪溫蒂人曾經生活在、依然生活在那五百英畝土地上。澳大利亞——Ngurambang！你現在能聽到嗎？說出來——Ngu-ram-bang！”

這是令人淚目的、澳大利亞原住民泣血的呼喊。那呼喊聲中包含了他們世世代代的痛苦、辛酸和期盼。新一代的年輕作家塔拉·瓊·文奇就是以這樣的激情，用她的小說延續著他們的血脈，延續著他們的文化與文明。

梅麗莎·盧卡申科：“固執地保持文化活力的人”

梅麗莎·盧卡申科

我最近翻譯完成的是梅麗莎·盧卡申科剛剛出版的《埃登格拉塞》（Edenglassie）。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部思想性、藝術性俱佳的小說。梅麗莎·盧卡申科1967年出生于澳大利亞昆士蘭州首府布里斯班的遠郊。她的身份認同來自于母親所在的原住民家族——邦家侖（Bundjalung）。梅麗莎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小說創作，“多年來她堅持的目標是書寫那些普普通通的原住民并不普通的生活經歷。她的作品，不論是小說還是散文，都帶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2019年她因《多嘴多舌》（Too Much Lips）獲得邁爾斯·富蘭克林獎，成為澳大利亞文學史上第三位獲此殊榮的原住民作家。

梅麗莎的《埃登格拉塞》無論在寫作技巧還是主題開掘上都向前邁出一大步。她在“作者手記”中說：“埃登格拉塞（Edenglassie）是殖民時期的一個地名，泛指布里斯班中心地帶，現在叫做紐斯特德。用這個地名作這部小說的標題，表示對那塊殖民者未曾涉足的土地的認可。”這就為小說定下基調——一部歷史小說，但又不是一本單純的歷史小說。《埃登格拉塞》開篇、結尾以及穿插其間的故事都是想象之中發生在2024年的事情。梅麗莎之所以把時間節點放在2024年，是因為1824年，英國探險家約翰·奧克斯利（John Oxley）第一次乘船逆流而上來到雅加拉地區，在美人魚海灘登陸。從那以后，白人把這塊土地據為己有，把它叫作布里斯班。2024年是布里斯班“建市”二百周年。而事實上，原住民已經在這里生活了23000多年。2024年還生活在這里的原住民是1840年到1855年居住在雅加拉的古里爾帕人的后裔。作者“執拗”地仍然把它叫做埃登格拉塞，充分顯示了她對那塊未被殖民者染指的土地的熱愛與神往。作者用神話、故事、史料，甚至澳大利亞原住民信奉的神靈、鬼魂，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把歷史與現實交融在一起，編織出這部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可讀性極強的小說。

書中的主人公木蘭英是一位聰明能干、英俊瀟灑的小伙子。他唯一的愿望是捕魚賺錢，買一條屬于自己的捕鯨船，讓一家人過上不愁衣食的生活。卻不料身首異地，魂魄無法回到家鄉。他一腔悲憤，在茫茫荒野飄蕩了169年，直到2024年，昆士蘭州政府紀念布里斯班建市200周年前夕，木蘭英的無頭之魂遇到已經一百歲的孫女埃迪。埃迪對祖父木蘭英一無所知，她雖備受欺凌，卻主張不以暴力抗爭，被市政府當作布里斯班最年長的土著人，奉為偶像，準備在200周年的慶祝活動中大加宣傳。

埃迪的孫女薇諾娜屬于新一代有文化、有思想的原住民。一個偶然的機會讓她和奶奶埃迪得知被殘酷迫害的木蘭英是她們的祖先。鬼使神差，薇諾娜的男朋友，具有原住民血統的約翰尼·紐曼醫生在他曾經就讀的醫學院找到解剖室存放已久的木蘭英的頭骨。木蘭英的魂魄因此而身首合一，終于可以回到故鄉。就在市政府舉辦轟轟烈烈的“200周年”慶祝活動時，年輕的約翰尼和薇諾娜一起駕駛著“埃登格拉塞號”，行駛在布里斯班河上。木蘭英的魂魄，站在他的后人身邊，滿懷希望地說：“你知道海洋是我們偉大的開端嗎，小伙子？記住，她是我們唯一的生命源泉，我們不會拒絕她的血脈，她也永遠不會失去她的咸水人。現在我又完整了，漫長的流放生涯即將結束。”

梅麗莎就是這樣，以詩一樣的語言，向我們敘述了一個充滿象征意義、不乏諷刺意味、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對澳大利亞原住民古老的禮儀、部落間通婚的律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道德觀、價值觀，以及如何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等，都有難得一見、比較詳細的描述，從而使我們對澳大利亞原住民創造的古老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書中還大量使用了原住民的語言，雖然給翻譯帶來巨大的挑戰，但在作者的幫助下，逐一解決之后，還是頗有成就之感。

梅麗莎說：“我要向數百個勇敢的古里家庭表示敬意，他們在保衛各自家園的邊境之戰中幸存下來，并在隨后一個世紀的種族滅絕中幸免于難。對于那些為了我們今天的共同利益而固執地保持文化活力的人，我表示深切的謝意。”事實上，梅麗莎自己正是這樣一個值得我們敬佩的、“固執地保持文化活力的人”。

歷史的長河滾滾向前，澳大利亞原住民的生活和他們的文學藝術也不可能止步不前。我們只有緊跟時代的步伐，把握他們的思想脈絡，看清原住民文學的發展趨勢，才能更好地理解、翻譯他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