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陳楸帆，男，1981年生。中國作家協會科幻文學委員會副主任，耶魯大學訪問學者，科幻作家。

一、從科幻現實到現實科幻

10年前，在2013年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科幻高峰論壇上，我提出了“科幻在當下，是最大的現實主義。科幻用開放性的現實主義，為想象力提供了一個窗口，去書寫主流文學中沒有書寫的現實”，試圖策略性地為中國科幻發展尋求突破口。但這并不是“科幻現實主義”在中國科幻史上的首次登臺亮相。

也正是同一天，我的長篇處女作《荒潮》獲得了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最佳長篇小說金獎，并在10年間，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版本在全球發行。小說將由于電子垃圾回收而遭受嚴重環境污染和身心損害的現實藍本——潮汕貴嶼，變形為“近未來”的后人類“賽博格”硅嶼。見證了電子垃圾問題從隱蔽的地下狀態進入主流視野，中國于2018年禁止洋垃圾進口，東南亞及更多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爆發“垃圾戰爭”的歷史性轉折。我收到了許多來自泰國、南非、印度甚至美國本土的讀者反饋，表達他們如何經由閱讀科幻小說，開始理解自身的復雜處境，進而對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群產生共情，乃至改變自身的生活及消費習慣。它如同一個“科幻現實主義”的歷史注腳，展現出科幻敘事與現實維度可能產生的復雜、多變而強有力的糾纏關系。

早在我尚未出生的1981年11月12日，鄭文光在參加文學創作座談會時便提出：“科幻小說也是小說，也是反映現實生活的小說，只不過它不是平面鏡似的反映，而是一面折光鏡……采取嚴肅的形式，我們把它叫作科幻現實主義。”[1]當時鄭文光先生的主張針對的是對于科幻到底姓“科”還是姓“文”的論爭，盡管在20世紀80年代以科學派的勝利告終，也中止了改革開放之后短短5年的中國科幻發展小高潮，這一論爭延續到21世紀的今天，語境不同，然價值猶存。

在這里不得不提到的語境是，中國大部分讀者對于科幻的認知與審美偏好，局限于興盛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本土的“黃金時代”作品，包括耳熟能詳的三巨頭阿西莫夫、海因萊茵、克拉克，以及一系列帶有濃厚科學主義色彩與理性主義信仰的作品。回歸到歷史現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美國在火箭、原子能與太空探索方面投入大量科研力量，借助經典物理強大的解釋模型，理論研究對科技實踐產生不容置疑的引領作用，而科學強國、技術爭霸更是成為普通美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給了“黃金時代”風格的科幻小說一個歷史性的發展契機。

“黃金時代”的科幻小說

而這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到21世紀初的中國社會主流基調產生了奇妙的共振與回響。一個極端的后果就是，在西方的科幻“軟硬之辯”過去近60年之后，我們有一批所謂“原教旨主義”讀者還在用機械的二元概念來定義自己的閱讀偏好，甚至建立起一套科幻圈內部的次文類“鄙視鏈”。不得不說，這與20世紀50年代學習自“蘇聯老大哥”的文理分科教育制度所造成的人文與科學素養割裂高度相關。

遺憾的是，這樣的偏狹眼界與刻板印象不僅阻礙了中國科幻走向更廣闊的市場，也削弱了作者探索更多元化題材與風格的決心，當然，受影響最大的還是讀者本身，如何從童年/青春期的閱讀經驗中不斷自我挑戰與成長，去嘗試接受更多不同于“黃金時代”風格的作品，并學會欣賞參差多態的想象之美，這是成長的必經之路。

今天，有兩個問題我們依然需要回答——何為科幻？科幻何為？

我們必須認識到，每一個文藝理論或文學概念的提出，都必須放回到歷史現場，都是對當時當地特定問題的反饋；其次，任何文類自身主體性的確立必須通過與他者的互動才能得到確認，科幻小說存在著多種不同維度的二元對立的坐標體系：現實/虛構、科學/人文、民族/舶來、歷史/未來……

我們需要理解新一波中國科幻高潮背后的歷史動力學原因：在綜合國力上升以后國人開始尋求主體性與話語權的背景下，經濟高速發展的技術社會場景為科幻小說發展提供了良好土壤，人們對新興科技的開放包容以及飛速變化的現實語境是“科幻現實主義”得以立足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科幻完成了與傳統經典文學的對接，對正在發生或者可能發生的后現代和后人類狀態進行書寫和探討，表現為科幻從邊緣到接近舞臺中央的“突圍”，無論是從文學類型變動的內部視角，還是從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外部視角。在此過程中，中國科幻作家們也嘗試以“個體帶動群體”的方式尋求突破，以期中國科幻的高峰能成為一股持續性的浪潮而非曇花一現。

我們更要重視當下外部環境對科幻的過熱期待與科幻自身發展滯緩之間的矛盾。中國科幻需要實現“跨界”“出圈”與“升維”。“跨界”是指科幻在不同學科領域之間產生交流對話的功能；“出圈”是指在市場受眾的角度上突破原有圈子，抵達一個更廣闊的市場（《流浪地球》與《三體》便是最好范例）；“升維”則說的是科幻怎樣從對現實的反映再到對現實的思考之探討，到最后是否有可能進入干預現實的一個層面，它是一個從文學到現實的升維。

二、機器寫作與AI未來

2017年開始，我用CN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卷積神經網絡）與LSTM網絡（Long Short-Term Memory Network，長短期記憶網絡)訓練出能夠模仿人類寫作的算法模型。AI（人工智能）程序“陳楸帆2.0”可以通過輸入關鍵詞和主語，自動生成每次大約幾十到100字以內的段落，我與它共同創作的作品《出神狀態》（發表于《小說界》2018年第4期），甚至還贏得了一座由AI評委評出的獎杯（由上海作協主辦的“AI文學榜”，第二名是莫言先生的《等待摩西》）。這讓我意識到，未來的機器將更深入地卷入人類寫作和敘事中，未來的文學版圖也會變得更加復雜、曖昧而有趣。

巧合的是，2017年也正是Google發布自注意力（self-attention）機制與Transformer算法，并開啟機器學習在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領域的狂飆突進的歷史性時刻。之后，我們見證了OpenAI推出的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模型不斷進化升級，挑戰人類對于智能、意識以及創造力的理解邊界。

歷史快進到2022年11月底，OpenAI推出基于“GPT-3.5”的ChatGPT—— 一個能夠回答問題、寫小說、寫論文甚至生成代碼的對話式AI，在全球掀起現象級熱潮。相比于之前的“GPT-3”模型，ChatGPT增加了“依據人類反饋進行強化學習”（RLHF，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的概念，能夠更好地理解文本更深層次的復雜含義。無論是連續流暢的對話，還是對于錯誤想法的糾正，甚至質疑不合理的前提或者干脆拒絕惡意提問，都足以讓對話者產生“以假亂真”的幻覺。

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科技巨頭如百度、騰訊優圖、阿里巴巴、快手、字節跳動、網易、商湯、美圖等都在AI領域有所投入，迅速跟進。而人工智能領域也成為中國投入最大的科技創新戰略重地。

在用戶與數據量龐大、互動頻繁、資本貪婪涌動而又對技術缺少監管、立法滯后的中國社會，AI技術的指數式增長究竟意味著怎樣的“超真實”未來？我們是否能夠防范其中的一些風險，并從倫理、認知、美學或是本體論層面上，去想象一個人機和諧共生的未來社會？科幻小說或許再次扮演著“杞人”與“先知”的雙重角色，去照見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

2022年，我與從業超過40年的AI科學家、投資人、企業家李開復博士共同創作的新書——《AI未來進行式》在中國出版，它將在全球范圍內以超過20種語言發行，內容融合了科幻小說與科技評論，故事設置在全球10個不同文化背景的城市，目的便是為了在AI海嘯即將襲來之際，幫助普羅大眾理解技術本身及其對社會全方面的溢出效應，建立起一種對未來既積極樂觀又審慎反思的“量子疊加”態度。

我們要討論的，不僅是利益集團或犯罪分子利用AIGC（AI-Generated Content）技術制造肉眼難辨真假的deepfake（深度偽造）新聞和網絡謠言，擾亂大眾認知與社會秩序；更為根本的風險在于，現存的人工智能并不是人們所預測的那樣。它不是超理性的和有序的；它是混亂的和模糊的。ChatGPT的回答可能會充滿謬誤與偏見，包括文化上的狹隘與種族上的歧視，這是由作為訓練數據來源的廣泛的互聯網語料所表征的人類社會特質所決定的，然而目前并沒有有效的技術手段予以審查及糾偏，甚至機器學習遞歸式的自我強化特性會放大這些錯誤與瑕疵，影響到更廣泛人群（尤其是青少年）對于真實世界的認知。

更進一步的一個符合邏輯卻又令人驚悚的推測是，當語言模型如此普遍，以至于未來模型的訓練主要建立在其他模型先前生成的語言數據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于人類產生的“原生語言”，會發生什么？“銜尾蛇”般自我吞食之后的反饋回環效應難以預測。如何標記并區分人類的“原生語言”以及機器的“生成語言”，或者計算兩者之間混合的比例？這種新的符號系統與運行機制是否超越了主客二元對立？如維特根斯坦所言，“我語言的局限，即是我世界的局限”，建立在語言基石之上的人類文明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范式轉換？

在人工智能哲學的歷史上，圖靈測試試圖以人機對話的方式驗證AI是否具有某種程度的知覺（sentient）。John Searle著名的“中文房間”（試圖感受這個名字中的他者意味）思想實驗則證明，符號操作的功能性能力并不構成理解力。然而最新版本的聊天機器人卻足以讓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軟件工程師相信AI具有自主意識與感情。[2]或許我們能夠將此簡單歸結為受“ELIZA效應”的影響——將人格投射到互動客體上，產生諸如“情感”與“意識”的誤讀。正如DeepMind創始人Demis Hassabis所說：“我們的大腦被訓練成能解讀出事物的主體性，甚至有時在無生命的物體中也能尋找到這種主體性。由于語言在智能中的根本地位，我們很容易將這些事物擬人化。”[3]更為合理的推論是，要么是圖靈測試已經過時了，它高估了語言在表征知覺和意識上的能力與完備性；要么是人類高估了自身對于辨識語言、智力、知覺、意識的各自表征及其關系的能力，我們對于這一系列人類中心主義的概念都需要重新定義。當然，需要在智能機器的幫助下。

我們越來越難以將媒介、技術與信息本身區分開，也難以判定真實與虛擬的邊界何在。它們水乳交融，混為一體。而所有令受眾亢奮迷狂的“超真實”符號，都來自上千億個參數的微調，都是對熱力學擴散模型（Diffusion Model）的數學模仿。每一次生成，都是來自模型的新鮮的即興表演，人類無法重復、無法解釋，只有膜拜。

我們已經從麥克盧漢式的“媒介即信息”，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模型即信息”。距離消失了，主體消解了，理解等同于計算，創造等同于生成，一切都降服于一場超越了語言邊界的“內爆”。

我記得1997年，當時還是初中生的我開始接觸電腦和互聯網，學習的還是BASIC語言，使用的是古老的3.5英寸軟盤和撥號上網，下載速度只有每秒7KB，經常斷線。那一年，我在《科幻世界》上發表了處女作《誘餌》，講述的是外星人來到地球，通過令人眼光繚亂的超級科技產品誘使人類墮入消費主義的甜蜜陷阱，從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而20年之后，我那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父母已經能夠熟練地在網上購物，用語音喚醒不同的智能電器，甚至也擁有了自己的社交網絡賬號和虛擬身份，仿佛當年小說中自我實現的預言，只不過敵人還是我們人類自己。

在改革開放之后的40年間，中國社會完成了巨大的轉型與飛躍，而這種變化似乎仍在加速當中。中國人對于科技有著一種“黃金時代”科幻小說般天真的樂觀態度，渴望嘗試并積極擁抱一切能夠帶來便利的新發明。這種實用主義精神也促使企業與資本不斷投入，加速產品與服務的更新換代，以換取更高的市場占有率與增長率。未來，中國將成為一片分外有趣的試驗田和游戲場。或許，以數億倍于自然界進化速度的效率學習人類語言的AI，在中國也會產生更多樣、更難以預料的分形，以無法回避的“超真實”海嘯，席卷每一個人。無論是否愿意，我們都將成為數據、符號、模擬系統的一部分，以不同的姿態和深度，“自相似”地參與到整個未來的構建當中。沉默將不再是一個選項。

而在如此狂飆突進的時代，科幻小說最重要的意義，或許正如哲學家David Chalmers的追問：“我們能在虛擬世界中過上有意義的生活嗎？”[4]

三、突破烏托邦/反烏托邦的二元想象

世紀之交的晚清，“科學小說”被作為“新小說”的一種，經梁啟超、林紓、魯迅等知識分子引介而進入中國，意在“導中國人群以行進”（魯迅語）。在見識了西洋科技的強悍之后，沒有人會認為中國僅憑道德與政制便能重振雄風，科技進步成為新中國與新世界想象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兼理想、科學、社會、政治而有之”的科學烏托邦便成了晚清小說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現象，短短五六年間連續涌現了《新石頭記》（1905年）、《新紀元》（1908年）、《電世界》（1909年）、《新野叟曝言》（1909年）、《新中國》（1910年）等頗有分量的作品。

在這些烏托邦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盡管世外桃源已經不復存在，對歷史循環論有所突破，也超越了傳統的天下觀，但知識分子們在文本中展現出的，依然是寄望于某種“機械降神”（Deus ex machina）式的法寶神器，戲劇性地改變整個國民性與社會發展軌跡。有趣的是，這種對于器物的迷戀與想象也延續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1935年筱竹在《冰尸冷夢記》里寫到巨大的雞生下巨大的蛋，巨大的牛可以產出大量的奶；到了1958年，遲叔昌在《割掉鼻子的大象》中寫到通過生物工程改造養育出巨豬，以響應當時“肥豬賽大象”的口號；而在葉永烈紅遍中國的《小靈通漫游未來》中，“農廠”生產出巨大的瓜果蔬菜，甚至連芝麻都有西瓜那么大；甚至到了1999年，何夕在《異域》中也創造了一塊超脫于現有時空流速的“試驗田”，動植物在其中以百萬倍的速度進化，變成巨大而陌生的怪物。這種對“食物巨大化”的反復書寫，究竟是來自對科技的盲目樂觀，還是來自記憶深處的饑餓感作祟，很值得探討。

無論根源何在，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國科幻對于烏托邦的描繪，一方面總是以那個永遠距離我們一步之遙的“西方／世界／現代”為藍本，并以“科學”“啟蒙”與“發展”的現代性神話，在“現實”與“夢”之間搭建想象的天梯；另一方面，這些童話又因為種種歷史和現實條件的制約而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從而在“夢”與“現實”之間呈現出無法輕易跨越的裂隙和空白。

經受了20世紀殘酷的世界大戰、核彈陰影、種族滅絕沖擊之后的人類，全方位喪失了對于烏托邦的想象力與信念，而以批判與諷喻為主要目的的“反烏托邦”（Dystopia）及其變種大行其道，從西方傳入中國。

許多反烏托邦小說描繪出復雜而多元的社會模式，從而實現對于無孔不入的監控（張冉《以太》）、消費主義與娛樂至死（寶樹《人人都愛查爾斯》）、極端固化的社會結構（郝景芳《北京折疊》）以及人性中的自然主義本能（韓松《紅色海洋》）的批判。本質上它們依然延續了自由—人文主義的烏托邦思想傳統，并試圖加入技術元素，使局面變得復雜。幾乎所有這些反烏托邦小說的經典之作都無法給出令人滿意的解答，即我們如何能夠在追求烏托邦的道路上避免墜入反烏托邦的深淵，或者在墜落之后再爬出來。

誠如曼海姆所說，放棄了烏托邦，人類將失去塑造歷史的意志，從而失去理解歷史的能力。同樣，烏托邦/反烏托邦的枯竭，只能說代表著作為人類共同體的我們的自我探索與突破的動力的枯竭。或許，人類對于未來的想象力需要再一次突破，而科幻，或許正是突破口之所在。

經過20年的創作和思考，我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科幻文學如何能夠突破地域、語言、文化乃至意識形態的差異與隔閡，來達成更廣泛的共識。它天然具備一種主體間性的狀態，可以促進不同主體之間流動、轉化、交流、理解。科幻文學作為一種敘事的藝術的文類，既是賦魅的又是祛魅的，既是人文的又是科學的，這正是其流動性的魅力和趣味所在。

在這個意義上，科幻可能是一種最能夠在認知、審美和情感上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超越烏托邦/反烏托邦二元對立、超越種種局限性的文學樣態，它不斷地打破人類對于已有主體性的認知，不斷地將人類拋擲到陌生化的環境里，讓讀者從某個異于當下日常生活的甚至是非人類的視角來看待世界，從而獲得一種對他者的身份認同和同理心。

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言，文學中的每句話，都是一個施行語言鏈條上的一部分，逐步打開在第一句話之后開始的想象域。詞語讓讀者能夠到達那個想象域。這些詞語以不斷重復、不斷延伸的話語態勢，瞬間發明、發現、揭示了那個世界。文學是我們的“世俗魔法”，其中言語不僅發揮著記敘作用，亦有施行功能。科幻文學更是如此，它不僅幫助我們發現被遮蔽的現實真相，更帶領我們去思索未來可能的實現路徑，在現實世界“顯化”（manifest）科幻的精神、設置以及種種看似離奇的情節。

當我們順從時代的浪潮，追求用算法與數據將我們對于世界的認知與情感結構化時，我卻不免惶恐、猶豫、時時回望，因為在文學的黑暗之心深處，潛藏著尚未被機器所理解與模仿的沉默巨獸。當科學成為新的宗教，時空的確定性煙消云散，人類的主體性與中心位置備受質疑，后控制論深度嵌入精神與肉體，世界陷入失序格局——科幻應該表現什么，應該如何表現？我的一個不成熟的回答是，科幻，應該回到人類渴望故事的最原初的沖動，一種夢境的替代品，一種與更古老、更超越、更整體的力量產生共振的精神臍帶。

算法尚未抵達之處，是人類的大腦，數以千億計的神經元與恒河沙數的突觸連接，在這團兩個拳頭大小的、毫不起眼的灰色物質中碰撞、迸發火花，誕生出無數令人驚嘆的璀璨思想與審美形式，甚至與我們尚未知曉的巨大精神巖層相連，汲取無窮無盡的能量。

在未來，我們將無數次聽見歷史的回音：科幻已死，科幻永生。所有的宣言與論斷都將失效，因為科幻已經嵌入時代，成為人類文明與個體心靈的結構與紋樣，在黑夜里熠熠生輝。

注釋及參考文獻

[1]姜振宇：《貢獻與誤區：鄭文光與“科幻現實主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8期。

[2]參考谷歌工程師Blake Lemoine與LaMDA的聊天記錄，https://www.nytimes.com/2022/06/12/technology/google-chatbot-ai-blake-lemoine.html。

[3]Demis Hassabis, DeepMind, Lex Fridman Podcast, https://lexfridman.com/demis-hassabis/。

[4]參見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1/12/13/magazine/david-j-chalmers-intervie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