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要堅持守正創新，以守正創新的正氣和銳氣，賡續歷史文脈、譜寫當代華章。”這又一次為我們當前繁榮新時代文學藝術指明了正確航向。

就進一步繁榮發展新時代的文學藝術而言，堅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堅定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學藝術創作的優秀傳統的自信；堅持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堅持傳承發展黨所領導的為人民鼓與呼、為時代傳神寫貌的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的創作道路。譬如電影，自上世紀30年代末起，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影響下，就產生了《十字街頭》《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小城之春》《烏鴉與麻雀》等揭示時代進步精神、表現人民心聲的優秀現實主義影片，其反映現實生活的深度、廣度、力度和溫度，不僅與當時脫離人民、遠離政治的如“鴛鴦蝴蝶派”“娛樂至上”等消極電影嚴格劃清了界限，而且有力地激勵了人民群眾推動抗日斗爭和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也被當時的世界著名電影史家們稱譽為走在人類現實主義創作潮流前端的進步藝術。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下的中國電影創作的優秀傳統得到了進一步發揚。比如，謝晉執導的從《女籃5號》到《舞臺姐妹》等影片，以及從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之際的《青春之歌》《五朵金花》到《紅旗譜》《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等一大批影片，都是堅持傳承發展中國電影創作的優秀傳統結出的碩果。進入新時期后，謝晉導演的《天云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吳貽弓導演的《巴山夜雨》《城南舊事》、吳天明導演的《人生》《老井》以及西安電影制片廠的《野山》《黑炮事件》和長春電影制片廠的《人到中年》等影片，都是堅持傳承發展中國電影創作的這種優秀傳統、堅持走中國電影的為人民服務的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的創作道路而結出的累累碩果。歷史雄辯地證明，文藝事業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藝要反映、要體現時代要求、反映人民心聲，就不可能脫離政治。可以說，北影廠、上影廠、長影廠、西影廠、峨影廠等各廠都有自身的創作優勢和藝術特色，唯其如此，它們的作品才能走向全國，鑄就了中國影壇的百花齊放。

再如，黨領導下的中國新時期、新時代的電視劇和電視藝術創作，走的也是一條具有鮮明的中國精神、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自己的路，形成了自身的優秀傳統。這便是，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各地都自覺高揚地方文化特色、配置地方題材資源，推出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作品。比如，北京的從《渴望》《北京人在紐約》到《正陽門下》《香山葉正紅》等“京味兒電視劇”，上海的從《上海一家人》《蹉跎歲月》到《心居》《破曉東方》等“海派電視劇”，江蘇的從《秋白之死》《吳貽芳》到《戈公振》《范仲淹》等“蘇派傳記片”，四川的從《死水微瀾》到《南行記》《淘金記》《壯士出川》等“巴蜀派電視劇”……這些作品走向全國，才形成了中國熒屏的繁花似錦。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理應遵循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堅定文化自信，堅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國影視藝術創作的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即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和指示批示，去總結好中國影視藝術創作的經驗，把中國影視藝術創作經驗提升為中國影視藝術理論，從而賡續黨領導中國影視藝術創作的優秀傳統，譜寫好新時代影視藝術的華彩新篇。以開放的博大胸懷學習借鑒外國先進的文藝理論和創作經驗是必需的，但毋庸諱言的是，時下確實有一種不是像魯迅先生倡導的那樣“運用眼光”學習借鑒外來文化中適合中國國情的有用東西為我所用，而是生吞活剝地“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的不正之風。比如，喜歡套用西方文藝理論中的諸如“類型片”“類型片雜糅”“好萊塢大片經驗”之類的類型電影觀念來誤讀和闡釋中國當今的影視作品，結果是背離了黨領導的中國影視藝術創作的上述優秀傳統，背棄了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的成功經驗，出現了一部“諜戰片”火了，全國競相效尤，一部“言情劇”火了，到處都是“婚外情”……甚至出現了盲目地拿創作與“好萊塢”對標的現象，于是，百花齊放沒有了，一窩蜂、雷同化出現了！凡此種種，還不足以引起我們深長思之嗎？

而且，賡續黨領導的中國影視藝術創作的優秀傳統，就必須弘揚時代主旋律，堅持多樣化。影視藝術與時代脈搏同頻共振，為時代畫像、立傳、明德，就既需要表現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和偉人英雄，又需要表現一般題材和尋常百姓。須知，我們既主張題材有差別論又反對題材決定論。因為，再重大的題材在平庸的創作者那里也會寫得公式化概念化，以致如茅盾先生所批評的那樣，作家藝術家糟蹋了題材，作品缺乏藝術感染力。反之，即使是很小的題材，在高明的作家藝術家那里，也可能開掘出反映時代精神的大主題，如大家熟知的魯迅先生的短篇小說《一件小事》，從“我”與人力車夫對被撞倒的老婦人的不同態度中“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開掘出上世紀20年代知識分子向工農大眾學習的時代大主題。可以說，弘揚主旋律與堅持多樣化是辯證統一、缺一不可的。與此相聯系，賡續黨領導的中國影視藝術創作的優秀傳統，在為偉人畫像、為英雄立傳的同時，作家藝術家還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鏡頭更多地聚焦于耕耘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第一線的平凡勞動者，如電視劇《人世間》《大山的女兒》《富春山居》和電影《守島人》《長沙夜生活》等。我們的前輩、著名文藝理論家秦兆陽曾力倡“現實主義廣闊道路論”，其要義之一便在于強調現實主義創作在題材選擇和人物塑造上都須有廣度、深度、力度與溫度。另一位前輩文藝理論家邵荃麟則提出了現實主義創作應在寫好“英雄典型”與“反面人物”的同時，注重寫好大量的“中間人物”即“蕓蕓眾生”，這才是現實主義的“深化”。我以為，這些都是從中國的現實主義創作經驗中總結出的中國現實主義理論，雖然曾遭受過不公正、不科學的批判，實踐卻雄辯證明了，在今天這些都應成為我們總結好新時代文藝創作經驗之“中國道理”的題中之義。

總之，哲學管總。我以為，要真正落實好“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在文學藝術創作中就要正確處理好政治與文藝、主旋律與多樣化、重大題材與一般題材、英雄偉人與人民大眾的辯證統一關系，就必須在哲學層面、思維方式上來一次徹底的深刻的變革——用全面把握、辯證和諧的科學思維去取代那種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單向思維。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