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的知識演進是漸進的、累積性的，而不是一個范式替代另一個范式的革命性變革。以這種立場看待40多年來文學理論的發展，有理由認為，新時期文學理論仍然是一個沒有得到有效清理的學術個案。如果我們帶著“了解之同情”走進這一片學術叢林，那么，新時期文學理論還有另外一番風景。

一、在回應時代挑戰中聚焦基本理論問題

基本問題是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元理論不是元敘事，元敘事是先在的、自明的，元理論則是關于基源、本根、本質等的理論，也可稱為基礎理論。在社會轉型期，元理論總是處于十分活躍的狀態。它就像“軸心時代”的問題，引發人不斷回到自身。文學理論越是思考前沿問題和熱點問題，越是格外強烈地產生回到基本問題的沖動。

新時期文學理論不是一個人、幾個人的貢獻，而是一代學人集體智慧的結晶。錢中文、童慶炳、陸貴山、胡經之、陳傳才、王元驤、杜書瀛等以學術為生命，為新時期文學理論投入了持續的熱情和精力，他們憑借對文學理論基本問題或基礎理論的原創性思考而累積起一個時代理論之思所達到的高度。基本問題或基礎理論“不僅是一門學科得以確立的根基，而且也是我們理論創新的、學科發展所首先要探討和解決的最關鍵的問題”。（王元驤：《審美超越與藝術精神》第18頁，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由此，形成新時期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聚焦基本理論問題，在不斷回應時代的挑戰中調整、更新和深化文學理論的知識講述。從對直觀反映論、形象認識論和政治功利論的文學理論的反思到審美反映論、審美意識形態論、主體論、象征論文藝學等的建構，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的探索實現了具有本土意識的理論創新。

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的核心是文學藝術的本質特征。無論哪種研究，其動力都根源于對“對象是什么”的追問。重要的不在于問“對象是什么”，而在于在怎樣的思維和知識系統里呈現問題。“文學是什么”是文學理論的一個基源性的問題，文學理論無論在怎樣的層面展開自身的探索，都離不開對“文學是什么”這個問題的回答。正因為如此，30年前認為文學根本沒有本質的文藝理論家伊格爾頓在晚近的著作《文學事件》中竟然重啟“文學是什么”的提問。

新時期以來，圍繞文學本質問題的探討具有特殊的意義，它帶來了文學理論觀念的變革和思想的活躍。人們通過對文學是什么問題的提問，尋找超越政治功利論和反映認識論的文學解釋模式，“審美”作為文學的內在規定成為這一時期許多學者解釋文學的自覺選擇，這是文學理論擺脫他律，走向基于自身探討的開始。歷史地看，如果沒有這一時期圍繞文學本質的探討，文學理論研究的范式轉變和話語更新就會是空中樓閣。

二、創新作為文藝理論研究的自覺追求

創新是新時期文論家的自覺追求和理想境界。文學理論的創新不是名詞術語的橫向移植或變相表達，更不是異域理論的簡單套用。創新是要解決問題的，正是層出不窮的問題，帶來了理論創新的動力。理論也不是象牙塔里的談玄思辨，而必須與歷史的進程相平行。新時期文學理論葆有清醒的問題意識，以創新為自覺追求。

首先是觀念的創新。新時期文學理論的觀念創新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一是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動搖。二是克服用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觀點、結論來簡單、機械地演繹文學理論的弊端，把馬克思主義的內在精神具體化為文學研究的靈魂與血肉，從而實現理論研究的守正創新。

其次是方法論的創新。通過“歷史的與美學的觀點”也即“美學的中介”來使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本體、文學獨特對象、內容和形式的研究結合起來。既要在歷史、社會和文化的宏觀背景下厘定每一種文學觀念、理論主張的特點和價值，又要微觀具體地深入到文學文本之中，在細讀文本的過程中發現、提煉文學理論命題。

錢中文努力從歷史的實踐的維度把審美意識形式的歷史生成視為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的基礎；童慶炳在向中國當下文學實踐開放的同時，格外看重文學理論對審美維度的強調；陸貴山總是以宏觀辯證的視角考量每一種理論、學說，大道理、小道理的合理性與不合理性，從而恰當定位這種理論在其建構的宏觀文藝學中的位置；胡經之以人的感性存在為本體建構起文藝美學的學科體系，是貢獻給世界人文學術的生存論智慧；陳傳才格外看重文學的社會本質和審美本質的辯證關系，力求實現對文學藝術的全方位、多層次的把握；王元驤深耕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從審美反映論到藝術實踐論到審美人生論，形成了中國氣派的文學理論的理論框架和知識體系；杜書瀛不為理論時尚所動，舊話新說，老樹開花，為當代文論的最新發展提供了一串踏實的腳印……這來源于他們這一代學人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論的深刻理解以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文學問題的深刻自覺，來源于他們將哲學的思維與智慧創造性地融入文學及其理論研究時所釋放出來的思想鋒芒和精神能量。這些年來，受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影響，很多從事理論研究的人，沒有興趣關注文學基本理論問題，樂意追逐被制造出來的“文學事件”，在一個又一個動人的“文學景觀”和“前沿話題”面前，理論思考被淺表化了。在這樣的氛圍里，錢中文、童慶炳、陸貴山、胡經之、陳傳才、王元驤、杜書瀛等一代學人的理論貢獻就顯得十分珍貴了。

三、面向文學藝術實踐的“源頭活水”

新時期文學理論有效地解決了理論自身的空轉問題。文學藝術實踐是文學理論創新的“源頭活水”，唯有直面文學藝術實踐提出的新問題而展開新的探索，才能不斷豐富文學基本理論的底蘊、底色，強化基礎理論的寬度、厚度和敏感度。為此，新時期文學理論家總是在參證文學藝術實踐的基礎上提煉、升華出文學理論命題；同時又格外看重理論在解釋文學藝術現象時的方法論意義，做到不拘泥于細枝末節，不走向純概念的推演，不變成自說自話的“獨白”，力求“視野宏闊、思維辯證、直擊問題本質的理論探險者，不斷以新的研究成果回應文藝實踐提出的問題。”（楊英杰：《以問題為導向推進文論創新——文藝理論家陳傳才訪談》，《文藝報》2017年4月24日。）

今天的文學藝術實踐發生了不同于以往的變化。圖像轉折帶來了文學理論向圖像理論的拓展，希利斯·米勒曾經預言未來的文學理論將是一種混和型的文學理論，即融合了各種媒介而成的文學性的理論；網絡文學在短短的20年的時間里借助網絡的翅膀實現了從構思、設計、生產以及評論的全新轉變，實踐急需網絡文學理論與批評話語的生成；元宇宙、AI時代、人工智能以及后人類情境再一次凸顯了技術一路凱歌之下的人文憂思。面對新的社會文化現實，當代文學基本理論的概念、視角、方法、價值取向以及知識學習模式必將發生深刻的變化。然而，變化并不意味著基礎理論提出的問題被終止或被放棄，它必將作為人類歷史長河積淀下的生存智慧參與當下文藝理論與批評的建設。正如錢中文、童慶炳在《新時期文藝學的建設和展望》一文中所言：“任何一種新型的理論形態的建立與發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資料’為基礎的。新時期的文論，作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它們無疑可以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的前期成果；而作為豐富的思想資料，它們無疑將匯入新世紀的新的理論創造之中。”(錢中文、童慶炳：《新時期文藝學的建設和展望》，《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