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詩味”

世上萬物大多有滋味，詩當然應(yīng)有“詩味”。唐代唐彥謙的《聞應(yīng)德茂先離棠溪》云：“苜蓿窮詩味，芭蕉醉墨痕。”清代馬曰琯的《題拙樵上人小照》曰：“詩味禪心兩無著，斜陽同看隔江峰。”其中都提到了“詩味”。新詩名家臧克家指出，“除非假詩之名而實在不是詩的東西，形形色色的詩，都有它的‘味’”。

“詩味”是什么？千年來的優(yōu)秀詩歌，如同百花園中開不敗的花朵，姹紫嫣紅，色香各異。時代不同、風格不同，“詩味”自然也不同。即使同一詩人，也不可“一味到底”，有的甚至前后迥然。這“詩味”種種，其實就是詩人把深切的生活經(jīng)驗、濃烈而真摯的情感、獨特的藝術(shù)手法融合起來，醞釀、凝練而成種種意味、趣味、韻味，帶給讀者豐富的閱讀感受。

“五經(jīng)易通，一味難得。”有“詩味”的作品，生命是不朽的。諸如，王維的“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孟浩然的“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春曉》）白居易的“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問劉十九》）……千百年文化的積淀，委婉細膩的情思，寫出的正是一個“味”字。

“詩味”與詩人的獨特發(fā)現(xiàn)

唐代詩人杜荀鶴說：“辭賦文章能者稀，難中難者莫過詩。”（《讀諸家詩》）詩歌寫作應(yīng)該追求一種高度和難度。而“詩味”正是這種高度和難度的融合與發(fā)散。

“詩味”是思想的芬芳。王陽明先生云：“人之詩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髫肅揖，自有佳致。若帶假面?zhèn)鴥E，而裝須髯，便令人生憎。”（見于袁枚的《隨園詩話》）鄭燮的《偶然作》云：“不仙不佛不賢圣，筆墨之外有主張。”艾青在《詩論拾遺》中指出，“沒有思想內(nèi)容的詩，是紙扎的人或馬”。他們均主張作詩應(yīng)注重思想的表達。沒有思想的空靈，僅僅限于華麗辭藻的堆砌，難以創(chuàng)造出濃郁的“詩味”。宋代梅堯臣的《讀邵不疑學士詩卷》說：“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樸素平淡、天真自然，是眾多詩家追求的一種頗難達到的境界。這之所以難，就難在平淡之中要見精神、溢出“詩味”。如劉禹錫的《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中，“沉舟側(cè)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兩句，看似白描，內(nèi)蘊卻非常深刻，于“詩味”中道出了事物的發(fā)展規(guī)律：事物總是發(fā)展著的，個別的停止不會影響全局的前進。

“詩味”得益于詩人的獨特發(fā)現(xiàn)。元好問在《論詩三十首》中說：“縱橫正有凌云筆，俯仰隨人亦可憐。”這直言了一些和韻酬唱之作的蒼白。古人寫詩酬人，答者以原韻和之，受原韻局限，再加上可能沒有具體生活感受，往往只能在辭藻和音韻上爭奇斗巧。這種只注重形式、內(nèi)容蒼白、無病呻吟的詩，是沒有生命力的。詩歌創(chuàng)作講究有感而發(fā)，有獨立的創(chuàng)造。因此，元稹在《酬孝甫見贈十首》中不無欽慕地寫道：“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這里特別推崇杜甫的創(chuàng)作風格：一是“直道當時語”，敢于反映現(xiàn)實，積極借鑒民間的口語俗語；二是不“傍古人”，不因循守舊，具有獨創(chuàng)精神。

這種獨特的發(fā)現(xiàn)從何而來？楊萬里說，“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認為深入生活就會有詩，因為詩就在大眾的生活中。詩者創(chuàng)作的著眼點，必須瞄準現(xiàn)實生活。唯有走進生活，才能寫出“詩味”。坐在家里憋詩，或者躲在故紙堆里，因襲他人的詩歌，都出不了真正的“詩味”。

臧克家在《學詩過程中的點滴經(jīng)驗》中說：“有了戰(zhàn)斗生活的蘊蓄，有了對這種生活的深厚、真摯的熱情，到一定時間，具備了一定的條件，你無意去尋詩，詩卻來碰你。詩情像滿溢的塘水，你無法遏制它的傾泄。”這種創(chuàng)作的沖動，與古人作詩的情境暗合。鄭燮在《贈胡天游弟》中寫道：“作文勉強為，荊棘塞喉齒。乃興勃發(fā)處，煙云拂滿紙。”勉強作文，就像荊棘塞在喉頭一樣，思維僵枯，無話可說；而一旦觸發(fā)情感，興味濃郁時，就會語如噴泉。清代江湜在《論詩》中同樣深有感觸地寫道：“我要尋詩定是癡，詩來尋我卻難辭。今朝又被詩尋著，滿眼溪山獨去時。”不難看出，一首“詩味”四溢的好詩，是一種抑制不出的興奮和激動，詩思一來，如同潮水一般阻擋不住。

“詩味”與詩人的藝術(shù)表達

毛澤東1965年在致陳毅的一封信中說：“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借用獨特的、形象化的景物來進行“賦”“比”“興”可以讓人興趣盎然。譬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在用景物標志季節(jié)的同時，襯托了情感的力量。

“詩味”需要經(jīng)過一番釀造方可得，所以詩人在表達時要注意含蓄凝練。以《泊船瓜洲》中的那句“春風又綠江南岸”為例，詩家皆言這個“綠”字用得好。據(jù)洪邁《容齋續(xù)筆》記載，王安石開始用的是“到”，圈去后改為“過”，后又改“入”“滿”等字，換了十多個，最后才確定為“綠”。“綠”是名詞，在這里作動詞用。眾人皆稱“綠”字好，因為它不僅概括了“到”“過”“入”諸字的意思，而且更有色彩、有生趣，“詩味”更濃。這種字句的推敲，不是單純的技巧問題，而是和內(nèi)容有著血肉聯(lián)系的。一個人物的刻畫，一個事件的描寫，都不可避免地帶著詩人的思想和情感。只有用了最恰當?shù)淖志洳拍軠蚀_地表現(xiàn)出生活的真實，才能最充分最真切地表達詩人的思想和情感，以真正寫出“詩味”，對讀者產(chǎn)生感染力。而這種寫作上的嚴謹，對“詩味”的認真追求，正是當下一些把大白話斷開分行便謂之“詩”者，所需要認真反思和借鑒的。

總之，無論舊詩還是新詩，有味才耐咀嚼、耐品咂，方有生命力。艾青論詩說，詩歌“給思想以翅膀，給情感以衣裳，給聲音以彩色，使流逝變幻者凝形”。這應(yīng)視為對詩歌品格的一個定位。反觀當下的很多詩作，毫無“詩味”，讓人感覺枯燥、乏“味”。原因就在于詩人放進詩里的東西太少而又盡量夸示其蘊含很多的緣故。因此，我們在強調(diào)創(chuàng)作題材、技法的多樣化的同時，也要呼吁詩歌創(chuàng)作要有一定的難度，要寫出一定的“詩味”。這種“詩味”不僅僅指詩歌的豐富韻味、余味，還可以上升到司空圖所說的“味外之旨”，形成一種詩歌的格調(diào)。這種格調(diào)暗中呼應(yīng)時代的氣象、人民的趣味，進而呈現(xiàn)出強烈的時代風格。

（作者系山東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