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米蘭·昆德拉逝世，在眾多的悼念中，我想起了他的經典之問：“今天，我們為什么要讀小說？”帶著好奇心，我重溫了昆德拉《小說的藝術》。當然有收獲，但畢竟是數十年前的舊作，已不足以解當代人之渴。于是我又讀了三本新書：格非主編《小說的現狀與未來》、張秋子《堂吉訶德的眼鏡：小說細讀十二講》和楊寧《看不見的文學：文學如何“理論”》，通過對小說價值和文學意義的追索，我得到了新的啟示。

當小說面臨困境

眾所周知，米蘭·昆德拉對塞萬提斯推崇備至，《小說的藝術》開篇，他就將塞萬提斯和笛卡爾并列為現代思想（不止于小說）的奠基人。

昆德拉的意思是，笛卡爾把人上升到“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拉開了古典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帷幕。然而，現代性高度發展的結果是，人被各種力量（科技的、政治的、歷史的）俘獲，甚至淪為這些力量的掌中物，人自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被隱去和遺忘。這無疑是種悖論。

所幸，我們還有塞萬提斯開創的小說傳統。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身處的是一個可自由進入、隨時退出的開放世界。這個世界充滿了相對性和曖昧性，人物靈魂無限延展，文本意蘊豐富多元。其本質，是對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試圖用單向度標尺駕馭人類的工業社會的抗拒。

小說興起的秘密就在于此——它為被網格化管理的現代人提供了精神上的出口。從塞萬提斯到狄德羅，從巴爾扎克到福樓拜，從卡夫卡到穆齊爾，偉大的小說家都在告訴讀者：事情比你想象的復雜。通過對復雜性的揭示與把握，小說家拂去被唯一真理遮蔽的人性，為讀者照亮人的存在。

“昆德拉之問”和他本人的回答均發表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歷經歲月考驗，至今光芒閃耀。但應該認識到，相同的問題，不同時代的小說家會給出不同的回答。這一點，將《小說的現狀與未來》與《小說的藝術》對照，會體現得尤為明顯。這本由作家、清華大學教授格非主編，匯聚12位青年作家文章的結集，同樣將現代小說的源頭追溯到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但隨即指出，小說藝術發展到今天，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

這種困境是全方位的。如果說昆德拉的對手是排他性的唯一真理，那么今天，小說家既要與之對抗，還要面對消費主義狂潮。消費主義不像唯一真理那般強硬，它是通過大眾傳媒（以前是影視劇、流行讀物，現在是以網絡為載體的新媒體），輕柔地滲透生活，完成對人類精神的全面殖民。

消費主義對小說構成的最大挑戰，是無限放大個體經驗。現代小說非常倚重個體經驗，這是它區別于傳統敘事（如神話、民間傳說、歷史演義）的主要特征。喬伊斯、伍爾夫、福克納等現代主義作家，都以獨特的個體經驗為讀者打開新世界的大門。所謂“照亮人的存在”，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

然而在人人能發微博、曬朋友圈、拍短視頻的當下，個體經驗迅速貶值。如今，除了依托恢弘想象力而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的《三體》等優秀作品，我們已經很難從一般的小說里獲得新鮮感。與此同時，日常生活本身的碎片化、虛擬化和同質化，也讓小說創作流于懸浮：當生活中的大部分對話發生在微信上時，海明威的“對話式小說”該如何落地呢？

凡此種種，使小說家更不容易回答“昆德拉之問”：人們為什么還要讀小說呢？或者切換成《小說的現狀與未來》的主題：如何認識并面對小說的危機或困境？這是每一位嚴肅的小說創作者都要直面的“大哉問”。就此，張楚、糖匪、王威廉、雙雪濤等12位年輕作家，展開了極富啟示性的討論。

當讀者急劇流失

科幻作家糖匪認為，當今小說的問題并非主題素材枯竭，而是感受力缺失。飛速旋轉的現實讓創作者感到難以把握，遑論擬構成小說世界。因此他呼吁創作者擴張強化感受力，不僅要看到“殺馬特”的夸張，更要看到流水線生產對個體生命造成的創傷。這與王威廉的“恢復對于人類和自然萬物的整體性感受能力”相呼應。雙雪濤透過資本的快速流轉與媒體的泛濫，發現了小說的新土壤——揭示人的孤獨處境，揭示社會變遷中真相的流動性與多元性。有趣的是，這正是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給我的印象。

以上都是創作者從自身出發，探討小說的現狀與未來，張楚則意識到了讀者存在的問題——由于許多讀者在學生階段沒有受過完整的文學教育和美學教育，導致閱讀品位和鑒賞能力匱乏，無從抵御形形色色的消費主義。哪怕閱讀小說，也沉迷于網絡爽文，而與嚴肅閱讀絕緣。

我以為張楚觸及了現代小說的根本性危機：讀者急劇萎縮。而這，與文學教育的缺失關系甚深。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抱怨：和古典小說相比，現代小說更難懂。這本是不應該的。現代小說書寫現代人的處境，理應與現代人血肉相連，倒是古典小說，與現代生活隔著鴻溝。可為何閱讀體驗是反著的呢？或許是因為我國古典小說脫胎于評書，敘事手法和情感表達內在于日常經驗，讀者可“無腦”接受；現代小說則深入日常經驗的內部，其表述往往是反直觀的，讀者要調動反思意識和知識儲備才能領會其妙處。

從這個角度講，現代小說具有一定的閱讀門檻，它需要高水準的專業讀者。這部分解釋了為什么現代小說的全盛期恰好與19世紀后期歐洲中產階級的興起同步——后者受過較為良好的教育，懂得欣賞現代小說。無獨有偶，以新感覺派為代表的中國現代主義文學，濫觴于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

只可惜，我們的文學教育始終未能跟上。時至今日，總結中心思想、歸納段落大意仍是主流。這種用“唯一真理”圖解文學作品的做法，封閉了文本的開放性，和現代小說的價值取向相悖。既然背道而馳，又何以靠近？更不要說接受和共鳴了。讀者大規模流失也就不足為奇。

好在有人認識到了癥結所在，并著手做培育讀者的工作。其中卓有成效的，有王安憶在復旦大學開設的小說課，她已將講稿匯集為《心靈世界》《小說六講》等書，惠澤讀者。畢飛宇在南京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的講稿《小說課》也結集出版，并廣受好評。還有在清華大學任教的格非，其《文明的邊界》一書，精讀穆齊爾等人的作品，細致而深刻。

不過，上面三位“內行人”均在重點高校任教，相形之下，張秋子和楊寧這兩位“雙非”院校教師的實踐就更顯難能可貴。

回到文本，回到理論

據《人物》雜志報道，2016年張秋子從南開大學博士畢業回到家鄉昆明，在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任教。第二年，她接了一門《20世紀西方文學》課。教案是現成的，從頭講一遍不難，但她決定拋開陳詞，回歸文本。從那時起，張秋子帶領學生以文本細讀的方式進入現代小說。這樣進度很慢，每學期只能讀完一兩部長篇，但收獲滿滿。

細讀需要人最大限度地對文本保持耐心和細心，這也意味著，讀者能夠最大程度地深入文本，抵達所有暗角。這時候你將發現，無邊的細節猶如繽紛落英，呈現出無限的色彩。

多年的課堂實踐，讓張秋子深感“雙非”學生的文本細讀能力并不遜色。進而言之，文本細讀不應該卡在專業壁壘內而拒絕普通讀者。她的《堂吉訶德的眼鏡：小說細讀十二講》如同一座橋梁，旨在將普通讀者接引到經典文本的堂奧。此書所選皆為短篇，這是考慮到讓普通讀者上手就啃大部頭，或許力有不逮。入選篇目風格多樣，既有傳統的《帶小狗的女人》（契訶夫）、《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麥克勞德），也有無情節敘事的《幸福》（曼斯菲爾德），甚至公認不知所云的《密室》（羅伯·格里耶）。

分析文本的過程中，張秋子不會總結大道理或心靈雞湯，更不會限定讀者的思維。她鼓勵讀者在文本中自由翱翔，自由解讀。就像書名所揭示的，每一個都是透過自己的“眼鏡”閱讀的，因此領略到的風景不一樣——這決定了文本細讀拒絕唯一真理。從這個角度說，張秋子回到了昆德拉的原點。

當你有了一定的積累，是時候翻開楊寧《看不見的文學：文學如何“理論”》了。此書堪稱近些年最接地氣的理論著作。這不僅因為它的作者楊寧是播放量過百萬的“B站網紅up主”，更因為本書居然全程無“學術黑話”。意識形態批評、英美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精神分析理論，一座座令人生畏的理論高山；盧卡奇、索緒爾、馬舍雷、布魯姆，一位位令人仰望的學術大師，楊寧皆能以清晰的邏輯、曉暢的語言，拆解得明明白白。

和張秋子一樣，楊寧曾長期執教的中國勞動關系學院亦為“雙非”院校，他教的也是“二本學生”。但楊寧從未輕視，因為他相信文學是人學，向所有人敞開，而理論的作用在于幫助讀者進入文本、理解文本。因此，理論學習不應該單調枯燥，更不應該成為學院派進行知識生產的閉環游戲。相反，它是鮮活的、富于洞察力的，能為庸常的人生拓展更多的可能性。

寫法上，楊寧也打破了理論著作的慣常套路。他在后記里解釋說：“文學理論應該摒棄傳統教材式的體系性框架，改為以問題的方式引出相關的理論概念、命題和邏輯。而這些問題，應該是日常生活中人們面對文學現象時想問但又不敢問，似乎已有定論但卻時刻被質疑的問題。”

無獨有偶，這也是文本細讀的底層邏輯。在這個意義上，張秋子和楊寧共同回應了昆德拉之問：當小說面臨困境，當讀者急劇流失，或許回到文本，回到理論，才是現代小說駛向未來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