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向來有一個不成文的“鄙視鏈”，即研究古代文學史的瞧不起研究現代文學史的，而研究現代文學史的又看不上研究當代文學史的。拋開其立論的合理性和嚴謹性不談，僅就這一說法的形成邏輯來看，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之所以處于“鄙視鏈”的最底端，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古代文學研究與現代文學研究要比當代文學研究有著更為悠久的學術傳統和更加自覺的史料意識。且不說考據、義理、辭章這些基礎性治學方法之于古代學人的重要意義，僅僅是針對魯、郭、茅、巴、老、曹等現代文學名家的史料性研究論著就數不勝數。更遑論“紅學”“魯學”這兩門顯學分別在古代文學學科和現代文學學科各自占據的地位與權重。相比之下，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則由于多方面掣肘性因素的慣性制約與干擾而在史料研究方面顯得有些相形見絀。對此，程光煒教授早在2008年就曾在《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化”》一文中指出，“當代文學”已有近六十年的歷史，它的“歷史化”亟需被提上日程，而這種“歷史化”應該避免將當代文學史研究再次“批評化”，同時警惕“認同式”研究而強調一種有距離和有分寸的研究。這是一項需要建立在豐富的當代文學史料基礎上的長時期研究任務。

當然，作為一名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從業者，筆者并非是在妄自菲薄，更不敢無視或否定當代學人在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貢獻。相反，程光煒教授對于“問題”的發現恰恰意味著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意識的普遍覺醒與廣泛普及。自新時期以降，隨著當代文學學科的建制與完善，中國當代文學的史料研究同步展開，不僅催生出洪子誠、甘陽、汪暉、陳曉明、陳思和、蔡翔、吳秀明、程光煒、王堯、王彬彬、陳建華、陳順馨、黎之、黎辛、李輝、黃子平、賀桂梅、李揚等一大批杰出的當代文學史料研究者，同時也產生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史·史料選》《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研究》《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八十年代文化意識》《文壇風云錄》《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等諸多有分量的當代文學史料研究論著。此外，隨著改革開放國策的貫徹實施，中國與世界逐漸接軌，西學大量涌入，闡釋學、現象學、精神分析學、文學社會學、知識考古學、文化譜系學等理論學說極大地豐富了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方式方法，報刊、講話、稿簽、日記、書信、便條等紛紛被納入到學術研究視野，鉤沉、考辨、補遺、釋義等更是成為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常規操作。

然而，在學術成果層出不窮的背后，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的一系列相關性困境、歧途和弊端也隨之暴露出來。

首先，是重“學”（學術）而輕“思”（思想）的現象。誠如洪子誠教授所言，近些年來，研究者的史料意識不斷加強，“當代文學”的史料搜集工作得到充分重視，但也出現一定程度上的“厚此薄彼”傾向，即很多人認為史料研究與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無涉，學術研究無需具備必要的思想深度，甚至在當代文學學科內部產生了新的“鄙視鏈”。對此，王堯教授亦在以“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的史料問題”為題的學術報告中呼吁，當代學人，特別是年輕學者應重溫《論語》中的“學”與“思”的辯證法，努力實現“有學術的思想”與“有思想的學術”之間的有機結合。

其次，是偏“史”（史料）而廢“文”（文學）的現象。在學術界內部有一個基本共識，即文學史問題，尤其是當代文學史問題單純通過分析文學自律性層面上的審美諸要素是無法得到有效且合理的解答的，因此當代文學研究“向外轉”成為一種必然趨勢，以至于一些人片面地強調理性經驗之于“史料”研究的意義與價值，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對“文學”本身的審美體察與主觀感悟。為此，王彬彬教授在以“問題意識與史料運用”為題的講座中號召，青年學人在進行史料研究的同時，不能放棄對文學理論的研讀以及對語言文字的真切感受。

另外，是有“方法”而無“問題”的現象。洪子誠教授在《問題與方法》一書中明確指出，問題意識是學術研究的邏輯起點，方法是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所探尋的恰切的路徑，失去了問題的導引和方法的觀照，將無法建構起學理色彩突出的學術洞見。由此可見，問題與方法是斷不可偏廢其一的。然而，當下的一些史料研究者往往只專注于“方法”的花樣翻新，而在“問題”的探尋上動力不足，致使許多學術成果淪為乏善可陳的“無用功”，不過是挪用一些西方時髦理論去印證中國文學史上早有定論的舊觀點。有鑒于此，2022年南京多所高校、科研機構聯合舉辦的全國首屆研究生學術論壇就將主題明確設定為“新問題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史料研究”。朱曉進教授更是在致辭中著重強調了“問題意識”之于史料研究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發現新問題是進行學術創新的必要鋪墊，探究新問題是史料研究有所突破的重要契機，而文學研究之中對新問題的解答必須要有文學史料做有力支撐。”

針對上述一系列問題，筆者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需要重新審視和反思“史料”與“當代”“文學”以及“中國”的交互關系。強調史料研究的“當代性”在于突顯出“當代文學”學科內部“問題”的特殊性及其“研究”的獨立性；強調史料研究的“文學性”旨在期待一種學術范式上的“視界融合”，即努力實現知識社會學與文學審美學之間最大程度上的互補與統一；而強調史料研究的“中國性”則是呼喚在頂層設計上建構起真正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當代文學史研究的理論框架和話語體系。唯有將“中國”“當代”“文學”同時對象化與問題化，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才能迎來新的學術突破與發展。

（作者系河北師大文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