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導》周報總發行處舊址照片，位于老西門蘭發里3號（1960年前后）

《向導》周報創刊號

在中國共產黨報刊史上，最早的黨報也是第一份中共中央機關報，當屬1922年9月在上海創立的《向導》周報。《向導》周報經歷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和破裂，大革命興起和失敗的整個過程，歷時近五年，成為大革命時期國內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

共產國際支持，陳獨秀籌辦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后，十分重視報刊宣傳工作。1922年8月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西湖會議”，決定在北京創辦《遠東日報》，專門宣傳國民革命。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認為，中共能力不足，當時也不應該辦這樣大的機關報，而且很容易引起敵人的注意，只應辦一個周報。中共中央接受了馬林的建議，決定創辦《向導》周報，作為中央的政治機關報刊。中央還決定，由蔡和森擔任主編，負責籌辦工作。

在《向導》的創刊過程中，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高度重視，參與了《向導》籌辦的具體工作。在《向導》出版前夕，陳獨秀派李達去與摯友、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原放商量《向導》的排印方式，并書寫了刊名“向導”二字，主持了《向導》辦刊方針的制定，撰寫《本刊宣言》。

1922年9月13日，《向導》周報在上海創刊，每星期三出版，十六開四版，以政論、時評為主。1923年，黨中央對黨團報刊進行分工，規定《新青年》季刊是“學理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宣傳機關”，《前鋒》月刊是“中國及世界的政治經濟的研究宣傳機關”，《向導》是“國內外時事的批評宣傳機關”。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在黨所創辦的《前鋒》月刊、《新青年》季刊和《向導》周報三種刊物中，“《向導》在社會上稍有影響”。

《向導》周報經費非常困難，常以“本報啟事”“敬告本報讀者”的名義向社會各界特別是向讀者進行“募捐”。一些黨員干部也大力捐助。如中央執委高君宇便將自己生活費的大半拿出來作為報紙活動經費，而他自己卻節衣縮食。與募捐相比，共產國際的經費是最主要的來源。1923年6月，陳獨秀在黨的“三大”報告中明確指出：“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1.5萬。”由于經費問題，《向導》在1924年之前的發行量沒有增加。主編蔡和森曾向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蘇俄派駐國民黨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反映過，但并未得到根本解決，每年仍只給200元左右。蔡和森感慨地說：“出版《向導》的全部問題，現在不在于政治上的鎮壓，因為現在中國沒有一種力量，無論是帝國主義或是軍閥，能夠封閉《向導》，問題只在于經費。”

陳獨秀和毛澤東極力“推銷”

《向導》主要是通過郵局發行，也利用一些進步書店作為發行和零售渠道。上海書店、廣州新青年社書店等書店，也都銷售《向導》周報。為了加強對黨報黨刊的管理和指導，1923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教育宣傳委員會，下設編輯部、函授部、通訊部、印行部、圖書館五部，印行部每月上報《向導》等報刊的發行收入情況。1924年5月，中央成立出版部，敦促各地注意擴展黨報銷路，尋找“不出費或廉價登《向導》廣告之出版物”。

1924年9月25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和中央局秘書毛澤東聯名簽署了一則通知，直截了當地要求黨組織、黨員定購和推銷《向導》：“凡屬本黨黨員，不但有購閱本黨中央機關報的義務，并有努力向黨外推銷的義務。”黨中央還發動所有黨員、團員推銷黨的刊物，并要求各支部書記擔負起督促的責任，“每支部書記必使各黨員訂閱并擔任推銷，至少每人須購閱一份”，如果個人因經濟困難不能購閱，還必須要經過支部會議的許可才行。

《向導》《中國青年》都印了可張貼的推銷廣告，黨團員負責將其在各地張貼。中央組織部曾指示各地黨組織：“為推銷《向導》起見，中局已擬印一種顏色廣告，不日可寄各地，各地接到此項廣告時，應責成C.P.（共產黨）、C.Y.（共青團）同志分送當地書鋪、書攤，及前往各學校閱書室張貼，至要！”黨中央要求各級組織和黨員都要肩負起責任，并且規定了硬性任務，即每一個黨員必須推銷5份以上《向導》。同時，每一個支部還要負責推銷3份以上的《新青年》和《中國工人》。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向導》銷量達到了5萬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即使在江西贛州這樣的內地小城，一個書鋪每期能代售《向導》七八十份，《中國青年》五六十份。

首倡“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

《向導》周報創辦初期人員緊張，陳獨秀、蔡和森、高君宇、瞿秋白、彭述之等領導人兼任編輯和主要撰稿人。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李大釗、羅章龍、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張國燾、高君宇、鄭超麟以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都為《向導》寫過文章。陳、蔡、彭、瞿4位中央主要領導人，成為《向導》4位最主要的作者。

在《向導》創刊后，陸續開設了“時事短評”“中國一周”“世界一周”“讀者之聲”“各地通信”和“寸鐵”等欄目。《向導》提倡樸實動人的文風，反對離開問題而談主義，文章大都短小精悍，生動活潑，針砭時政，入木三分，具有很強的戰斗力。一些標題很吸引人，如《吳佩孚真會揀擇便宜貨》《好個救國的妙計》《何東的狐貍尾巴現出來了!》《死不覺悟的外交系》《法西斯的禍水已經來了》《請看帝國主義的橫暴》等，都讓讀者一目了然。

1926年《向導匯刊》第4集出版時，其廣告詞寫道：“本報自4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國最急（激）進的刊物。”干預彰顯自己“最急（激）進”，顯示出《向導》在大革命時期的巨大影響。《向導》大力宣揚“國民革命”，并賦予了它以新的含義，在大革命中發揮了喚起并團結民眾的重大作用。《向導》首次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帝國主義”和“軍閥”都是外來名詞，一開始被人視為“海外奇談”。《向導》堅持理論宣傳不搞通俗化，“《向導》既然擔起指導中國革命理論和策略的責任，自不能兼顧通俗化……”經過兩年多持之以恒的宣傳，《向導》終于使“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深入人心，廣為人知。

“紙老虎”的概念也是經《向導》的宣傳而家喻戶曉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前，國民黨內存在著嚴重的恐帝思想，蔡和森認為這是“民族衰亡的預兆”，必須徹底揭露帝國主義外強中干的虛弱本質。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向導》第2期上發表《武力統一與聯省自論——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一文，用“紙老虎”一詞來批評一些只知空發議論貌似強大的政治家或政論家。1924年10月，蔡和森在《向導》第88期發表《商團擊敗后廣州政府的地位》一文，說英帝國主義支持的商團是“反革命的紙老虎，經十五日那一日的惡戰便完全戳穿了”。《向導》還大力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使得它成為1927年最流行的口號。

讀者投票選出的全國周刊第一名

《向導》周報是在租界的印刷廠秘密印刷發行的，多次遭到租界當局的查封。《向導》被迫不斷遷移地址，并采取各種偽裝手法，掩人耳目，以繼續出版發行。1922年10月，《向導》在上海僅僅出版了四、五期的時候，租界工部局就查封了《向導》。

北洋政府對《向導》同樣采取了封殺的態度，郵局常沒收《向導》，借此削弱其社會影響。在北京辦報時期，報社把印刷廠設在偏僻的小巷，并以承攬市民活計為掩護。他們還經常搬遷編輯部，來和敵人“周旋”“捉迷藏”。

1923年4月，《向導》隨中共中央南遷廣州，后又遷至杭州出版，不久又遷回上海英租界內的上海大學編輯出版。1927年4月，《向導》周報隨黨中央遷到武漢。7月15日，汪精衛叛變革命。7月18日，《向導》出版了最后一期——第201期。此后，《向導》周報宣布停刊。

《向導》周報在近5年的時間里，發行量最多時達10萬余份，共出版了201期；刊發了國內外政論、時評700余篇，各地通信近120篇，各種文告宣言近60件，國內外讀者來信110余件，總計320萬字以上。《向導》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報刊中持續最久、出版較正常的機關刊物，也是當時中國報刊界影響最大的刊物之一。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學成立25周年紀念日舉辦的民意測驗中，《向導》周報獲得各界讀者愛讀票220票，名列全國周刊第一名。

讀者贊揚《向導》的創辦是中國“兩千年來歷史上破天荒的榮譽作業”，稱贊《向導》是當時中國新聞界中“真敢替受壓迫的工農階級呼冤而確能指示民眾以革命大路的”唯一報紙，把《向導》看作是“黑暗的中國社會的一盞明燈”。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理學院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