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創業史》和《山鄉巨變》分別從現實的“觀念”和“經驗”出發，書寫“山鄉巨變”，奠定了中國當代文學書寫鄉村巨變的基本范式。《莫道君行早》發展了《山鄉巨變》的敘述范式，在“矛盾沖突”中去體現“山鄉巨變”。但是，《莫道君行早》中的人物形象的社會內涵、矛盾沖突的雙方力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同時，《莫道君行早》塑造了麻青蒿這一嶄新的鄉村知識分子形象。因此，《莫道君行早》擴展了新時代鄉村巨變的書寫范式，為新時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值得引起重視。

關鍵詞：歐陽黔森 《莫道君行早》 山鄉巨變 書寫范式 鄉村知識分子

一、“山鄉巨變”書寫的兩種歷史范式

中國有著悠久的農業文明。農業文明被看作是和工業文明完全不一樣的文明形態。當天朝封閉的大門被打開之后，外來文明成為觀照農業文明的重要標尺。因此，傳統中國農民要么如魯迅筆下麻木的阿Q，要么是寄寓著桃源夢的淳樸的鄉民。在這兩種書寫鄉村的范式之外，還有一些文學作品敘述中國農村、農民在現代思想的教育下逐漸覺醒的主題。這些現象早先主要是存在于左翼文學文學作品。它們表現了中國農民在現代革命思想啟蒙下，逐步覺醒的艱難歷程。這一脈表現鄉村巨變的文學作品主要局限于革命文學范疇。隨著解放區土地改革的興起，一種反映山鄉巨變式的文學作品浮出歷史的地平線。《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兩部作品均是這一領域的代表性作品。它們都反映了在革命思想引領下，中國鄉村發生的巨大變化。從一定意義上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奠定了中國鄉村巨大歷史變化書寫的范式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創業史》《山鄉巨變》等作品的問世，發展了中國鄉村書寫方式，是書寫山鄉巨變的嶄新模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創業史》《山鄉巨變》這兩部作品注意到了在社會主義新事物誕生與發展的艱難歷程。毛澤東曾說，“社會主義這樣一個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經過同舊事物的嚴重斗爭才能實現的。社會上一部分人，在一個時期內，是那樣頑固地要走他們的老路。在另一個時期內，這些同樣的人又可以改變態度表示贊成新事物”①。如何處理社會主義新生事物誕生過程中與舊事物的沖突，成為書寫山鄉巨變寫作范式的重要分野。《創業史》《山鄉巨變》這兩部作品雖然都體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政黨的意志、意識成為歷史意識，成為文學作品敘述山鄉巨變的內在動力，但是，兩部作品在體現政黨意志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創業史》以表現嶄新的政黨意志所代表的歷史意識統領全篇，它告訴人們，互助合作是適應新的歷史條件的生產方式。而體現這種國家意志、政黨意識的方式，是通過梁生寶這一人物形象完成的。人們很難相信，一位連小學都沒有上完的農民，對于抽象的黨的政策的理解能力和理解程度，居然能勝過專門從事政治工作的縣委書記。以致在日常生活之中，他“只要一聽說鄉政府叫他，摜下手里正干的活兒，就跑過湯河去了”②；“他覺得只有這樣做，才活得帶勁兒，才活得有味兒”③。梁生寶認為，“照黨的指示給群眾辦事，‘受苦’就是享樂”④。《創業史》刻畫了這樣一位對于黨的方針政策猶如天啟一般地由衷擁護并實踐的人物形象，來回答“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⑤。鄉村社會主義革命是否遇到了阻力？《創業史》當然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創業史》所涉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極為鮮明的‘新’‘舊’人物之間復雜的觀念沖突及其所致之現實矛盾”⑥。無論是地主姚士杰，還是郭世富，抑或是郭振山、高增福、梁三老漢，他們都代表了不同類型的舊有力量，但是，這些舊有力量根本都不是梁生寶的對手。面對這些舊有力量，梁生寶具有道德上和黨的政策執行力上的巨大優勢，從而取得了摧枯拉朽式的勝利。

《創業史》所開創的書寫山鄉巨變的范式在改革開放時期得到了發展。《平凡的世界》以孫少安、孫少平倆兄弟的蝶變，書寫了中國鄉村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必然歷史道路。關仁山更是《創業史》所書寫的山鄉巨變模式的堅定繼承者，他的一系列作品，如《麥河》《金谷銀山》《白洋淀上》更是以中國鄉村新人形象系列的塑造，體現了山鄉巨變的歷史必然性。《創業史》模式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書寫山鄉巨變的主導性范式，有其必然性。因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現代化建設所代表的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現代化模式，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體現了歷史前進的發展趨勢。因此，《創業史》模式成為書寫山鄉巨變的重要范式，自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創業史》模式注意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現代化建設時期山鄉巨變的歷史必然性和無法阻擋的歷史趨勢，它呈現出歷史正劇般崇高的美學風范。值得注意的是，《山鄉巨變》是另外一種書寫山鄉巨變的范式。《山鄉巨變》“描寫了一個僻靜的山鄉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所引起的異常深廣的變化，相沿幾千年的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古舊的社會習俗，家庭生活面貌，以及人和人的關系等，在一個短時間中，都連根被掀翻了”⑦。但是，也有評論家注意到《山鄉巨變》不同于《創業史》之處。《創業史》的時代氣息無疑是濃郁的，而《山鄉巨變》相比較而言，就要弱一些。對此，黃秋耘有過精當的分析。他說，《山鄉巨變》中的時代氣息、時代精神“還不夠鮮明突出”，“仿佛農業合作化運動這場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內地給帶進了這個平靜的山鄉，而不是這些經歷過土地改革的風暴和受到過黨的教育和啟發的莊稼人從無數痛苦的教訓中必然得出的結論和堅決要走的道路”。“這是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⑧朱寨也說過，《山鄉巨變》“對于合作化運動成為席卷全國農村的革命風潮的氣勢表現不足”⑨。無論是說“時代氣息”“時代精神”不夠，還是說《山鄉巨變》的“革命風潮的氣勢”不夠，都指明了《山鄉巨變》塑造的表現時代精神與氣勢的人物形象，不如《創業史》塑造的新人形象那么鮮明。不僅如此，《山鄉巨變》塑造的反映時代精神的人物，如鄧秀梅、李月輝、劉雨生，他們在體現黨的政策上，都不夠堅定，與舊有勢力過于周旋，在面對黨的工作上，有些時候甚至表現出與舊有勢力“同流合污”的情況。從《山鄉巨變》里可以看到，體現政黨意識與意志的新人與自然村民意識之間的角力上，新生力量往往力不從心。這是《山鄉巨變》在書寫山鄉巨變之時所體現出來的特點。這個特點往往被學者認為是因為周立波忠實地把握現實所造成的，他筆下的人物“不僅最貼近農村現實，符合農民的真實身份，也契合著中國人的處世心理”⑩。畢竟中國鄉村歷經了太長時間的農業文明，村民面對新生事物之時，自然村村民的思想和意識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來，這的確是歷史真實的具體體現。《山鄉巨變》所代表的書寫山鄉巨變的范式，在當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二、《莫道君行早》：一種新范式的嘗試

《創業史》和《山鄉巨變》作為反映鄉村巨變的兩種范式，其實代表了現實主義的兩種類型。現實主義在中國扎根以來，對前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借鑒和吸收，更多的表現在對于社會發展理想的倚重。因此，表現歷史發展的前景和可能性，是現實主義最為重要的內容。由于闡釋歷史發展前景和發展趨勢的往往是政黨的政策和相關文件，所以現實主義所遵循的寫作依據在一定程度上簡化為闡釋現有的政策和文件。因此，現實主義文學忽視了現實生活本身的豐富性。《創業史》所秉持的現實主義路線，即是如此。《創業史》更多的是從歷史應該有的未來趨勢來反映現實社會生活。與此相反，另外一種現實主義強調生活本來就有的樣子，按照現實生活實際情況來反映現實。兩種現實主義的側重點不一樣。前者強調理想的現實、現實應該有的樣貌。后者側重于經驗性的現實，帶有強烈的自然主義色彩。與《創業史》不同的是，《山鄉巨變》更多的是從現實生活實際存在的狀況來反映社會生活，遵循的是后一種現實主義規范。

歐陽黔森的《莫道君行早》作為一部反映新時代山鄉巨變的長篇小說，表現鄉村歷史巨變，展現鄉村變革的歷史趨勢，是其應有之義。這一歷史巨變體現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脫貧攻堅戰給貧困地區帶來了嶄新的歷史變化。這是《莫道君行早》的基本主題。這一主題一方面是按照現實體現出來的面貌來寫作的，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根本性特點。前者是現實主義在經驗層面上的表現，后者是現實主義在觀念層面的表現。換而言之，《莫道君行早》在表現鄉村歷史變革趨勢上，體現了脫貧攻堅戰給貧困地區帶來的巨大變化，帶有《山鄉巨變》的特色。后者體現了中國鄉村社會的歷史必然發展趨勢，帶有《創業史》的風范。因此，我們可以說，《莫道君行早》把現實主義的觀念和現實主義的經驗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莫道君行早》一方面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走的是公平與正義相結合的歷史發展道路。這一歷史發展道路體現了中國治理模式上的首創精神。另一方面，《莫道君行早》也不完全概念化地去體現歷史發展趨勢，也不是抽空歷史發展趨勢的生活經驗，而是在歷史發展趨勢的表現和生活經驗的表現上，達到了高度的“真實”的融合。

《莫道君行早》敘述了脫貧攻堅的方針政策在鄉村的具體實踐過程。從人類歷史發展趨勢來看，共同富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但是，體現這一歷史趨勢、歷史宏偉目標的是黨的政策與文件。在具體寫作過程中如何體現黨的方針政策呢？這是《莫道君行早》格外注意之處。因此，我們看到，鎮委龍書記、千年村駐村第一書記肖百合是作為黨的方針政策的化身出現的。他們體現為黨的政策執行者和黨的方針政策的具體實踐者。但是，《莫道君行早》如果只是寫黨的方針政策在鄉村的落實，并轉化為鄉村實現脫貧攻堅的行動，那么，同樣會落入現實主義僵化的窠臼。客觀來說，由于長時間處于自治狀態，中國鄉村更大程度上是自然狀貌，鄉村人的思想意識雖然經過歷史的洗禮，但從總體上看，仍然具有強烈的自然村村民意識，尤其是貧困地區，村民接受教育的程度有限，村民更多地停留在自然村村民的狀態上。基于此，在鄉村落實具有超越當下現實的脫貧攻堅戰，依然很難在鄉村得到順利施行。因為，脫貧攻堅不僅僅是改變村民的物質條件，還要觸及村民的靈魂，甚至還會使村民的生活在短時間、局部上受到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脫貧攻堅即使能從根本上改變村民的生活，也很難使村民順利接受。《莫道君行早》在書寫脫貧攻堅戰時，重心并沒有放到脫貧攻堅戰如何摧枯拉朽般地在鄉村順利落地，而是把重心放到村民從不理解、阻難，到最終接受的過程。這是《莫道君行早》所著力表現的內容。如此看來，《莫道君行早》雖然要表現脫貧攻堅這一宏大歷史遠景，但是，在具體表現上并沒有架空宏大的歷史遠景，而是具體寫出了宏偉的歷史遠景在鄉村落地生根的艱難歷程。

基于此，《莫道君行早》吸收《創業史》的有益滋養這一點很好理解，也很明確，且毋庸置疑。另一方面，《莫道君行早》在敘述范式上既有對《山鄉巨變》的繼承，也有對《山鄉巨變》的發展。其繼承主要表現在，首先，《莫道君行早》和《山鄉巨變》一樣，都是基于真實、客觀面貌來書寫鄉村的歷史巨變。其次，二者都是通過“矛盾沖突”來體現“山鄉巨變”。對于《山鄉巨變》的寫法，王西彥認為周立波“善于抓牢發生在運動發展中的矛盾沖突，來突出人物的性格面貌”，“作者給我們寫出了各種人物的性格面貌，他們對待這場革命運動不同的立場和態度”11。同樣，《莫道君行早》也是在“矛盾沖突”中去進行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對歷史遠景的展現。《莫道君行早》所敘述的脫貧攻堅戰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三改”“土地流轉”“開辦農家樂”。這三件事都是關乎脫貧攻堅的大事。但是，每一件事都沒有得到村民的積極支持。例如，“三改”雖然能讓鄉村的自然環境變得更加美麗，但是，村民并不擁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般群眾都盯著幾位村干部，看他們是否配合“三改”工作。而幾位村干部都為了維護自己的私人利益，不愿意配合“三改”工作。村主任麻青蒿不愿意拆除占道的老屋，是因為他對老屋充滿感情。而黃光輝不愿意拆除雞圈，是因為雞圈一年能帶來三千元的經濟效益。羅云貴不愿意拆除酒窖，是因為酒窖一年能有三萬的收入。再如，麻青蒿的前妻丁香的小賣部，被認定為占道經營，也是需要拆除的對象。但是，丁香孤身一人，小賣部是她唯一的收入來源。雖然“三改”是鄉村改造的重要內容，也的確能給鄉村帶來新容新貌，但是，它和村民眼前的利益形成了沖突。因此，千年村的“三改”工作進展緩慢。歷史發展的合理性與村民的眼前利益之間的矛盾沖突，構成了《莫道君行早》的基本內容。從這一點來說，《莫道君行早》繼承了《山鄉巨變》的基本寫作策略。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由于時勢的變化，相較于《山鄉巨變》，《莫道君行早》中的人物形象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內涵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圍繞矛盾沖突的雙方力量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像《山鄉巨變》中出現的反共分子龔子元，在《莫道君行早》里已經不復存在。這表明從政治制度上反對脫貧攻堅的反動勢力已經不再存在。這意味著在《莫道君行早》中限制、阻止歷史合理性的力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此外，《山鄉巨變》《莫道君行早》都設置了來鄉村推行國家政策的干部形象。《山鄉巨變》塑造了鄧秀梅、李月輝、劉雨生等干部形象。《莫道君行早》設置了鎮委龍書記和駐村第一書記肖百合等干部形象。不過，《山鄉巨變》中的干部與《莫道君行早》中的干部相比較，在推行國家政策的意志上要軟弱得多。鄧秀梅作為團縣委副書記來鄉村推動互助合作的政策。但是，從她來到鄉村的工作狀況看，很多時候她被鄉村的落后實力所牽扯，心思也是游離不定。作為女性，對女性的獨立、愛情、婚姻等問題上考慮得更多。鄉支書李月輝外號“婆婆子”，工作缺乏激情，自稱“檀木雕的菩薩”，宣稱“社會主義是好路，也是長路，中央規定十五年，急什么呢？還有十二年。從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條路中間一條，最穩當了。象我這樣的人是檀木雕的菩薩，靈是不靈，就是穩”12。社長劉雨生對于互助合作猶猶豫豫，舉棋不定。相比較而言，《莫道君行早》中的鎮委龍書記和駐村第一書記肖百合在推行黨的政策上則要雷厲風行得多。龍書記為了鄉村脫貧攻堅費盡心血，始終沖在第一線，例如：督促鄉村“三改”政策，封閉汞礦，爭取省里的旅游大會落戶千年村，千方百計爭取大企業落戶千年村，等等。肖百合也是為了千年村的發展辛苦奔走。她到千年村報到當天，就開始開展工作。在“三改”工作、土地流轉、開辦農家樂等具體工作上，都積極貢獻才智。

《山鄉巨變》刻畫了“中間人物”形象“亭面糊”、陳先晉等和“落后人物”形象“菊咬筋”“秋絲瓜”等。相比較而言，《莫道君行早》中還找不到和“菊咬筋”“秋絲瓜”能相提并論的“落后人物”形象。羅大嫂、桃花是《莫道君行早》中著墨最多的“落后人物”形象。她們雖然在具體工作，如土地流轉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礙作用，但是，畢竟破壞力量很有限。而“中間人物”形象在《莫道君行早》里更多的體現在千年村的麻青蒿、羅云貴、黃光輝三位村干部身上，尤其是后面兩位。但是，他們又畢竟是村干部。因此，雖為“中間人物”，但是，他們起到的消極影響還是有限。例如，“三改”工作、土地流轉等工作上，他們在政策攻勢和現實利益面前，最終都配合了工作上的需要。

綜上，《莫道君行早》雖然和《山鄉巨變》一樣都在“矛盾沖突”中去書寫山鄉巨變的過程，但是，由于“矛盾沖突”雙方的對比力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矛盾沖突”的模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山鄉巨變》中舊有力量對于新生力量的強大掣肘，在《莫道君行早》這里已經不復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莫道君行早》雖然繼承了《山鄉巨變》書寫鄉村巨變的傳統，但是，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成為一種書寫山鄉巨變的嶄新范式。

三、鄉村知識分子：新時代敞開的農民形象

鄉村知識分子是中國當代小說比較注重塑造的人物形象，像高加林、孫少平、隋抱樸、朱先生、白嘉軒、張英才等，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述鄉村知識分子形象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堅守者，例如，隋抱樸、朱先生、白嘉軒等，他們在中國現代化浪潮中張揚傳統文化，堅守傳統文化價值。另外一類則如高加林、孫少平、張英才等，他們是現代化的渴求者、參與者。如果說前一類鄉村知識分子是現代化的觀望者與反思者，那么，后一類鄉村知識分子則積極投身于現代化浪潮。孫少平等鄉村知識分子所渴求的，代表了鄉村對于城市化的向往和追求。這一類鄉村知識分子是城市生活的渴求者，融入城市是他們的人生理想。張英才作為民辦教師，對于轉正的渴求，也是對進入到現代化科層體制的渴求，何嘗又不是對現代化的一種積極融入呢。總之，這一類鄉村知識分子，他們代表了中國的一種現代化路徑——鄉村城市化。

然而，鄉村城市化只是中國現代化路徑中的一種，或者說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階段。新時代中國現代化道路進入到中國式現代化建構的歷史階段，以西方為模板的現代化道路暫告一段落。反映在中國鄉村現代化建設上則是不再以城市化為目標，而是以鄉村建設為基本內涵。《莫道君行早》所書寫的脫貧攻堅戰則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種實踐，它不再以城市化、財富積累為唯一目標，而是注重社會公平與正義。當城市化的目標退隱后，鄉村回歸到自身發展邏輯的時候，鄉村知識分子的價值和功能也必須要重新定位，也應該重新書寫。

《莫道君行早》中的麻青蒿是一位典型的鄉村知識分子。麻青蒿本是千年村小學的民辦教師，他熱愛詩歌，也熱愛鄉村教育，是一名典型的鄉村知識分子。和丁香成家立業、生下兒子之后，即使是生活困難，也仍然堅守在鄉村，為鄉村教育出力。而這份堅守的結果是，丁香不得不外出打工以緩解家庭經濟壓力。又因為麻青蒿的誤解，丁香和麻青蒿最終離婚。

麻青蒿扎根在鄉村，他走上了一條和高加林、孫少平、張英才不一樣的人生道路，他不追求轉正成為正式教師，而是轉而從事鄉村治理工作，在鄉村扎根。他競選千年村村主任，竟然獲得全票通過。從此，在村主任任上兢兢業業做事，被廣大村民所熱愛，獲得了“麻五皮”的雅號。所謂“麻五皮”是指麻青蒿在工作中全身心投入的工作狀況，為了工作，“硬著頭皮、厚著臉皮、磨破嘴皮、餓著肚皮、跑出腳皮”13。

作為鄉村知識分子，麻青蒿身上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他具有和廣大農民一樣的自然村村民的特點：自私自利和大男子主義的思想。雖然是千年村村主任，麻青蒿仍然具有普通村民一樣的自私自利的思想，他從自己個人私利出發，在“三改”工作中，消極怠工，無非是為了保住自家的老屋不被拆除。而對于前妻丁香，他始終從大男子主義思想立場出發，不問青紅皂白，把個人主觀愿望強加在丁香身上。另一方面他具有知識分子的精明與多識。他在勸解牛老五以及封閉汞礦的過程之中，體現了知識分子的智慧與精明。為了讓喻子涵的公司最終落地千年村，他針對喻子涵是詩人的實際情況，發揮自己的詩歌素養，提前準備，投喻子涵之所好，以詩歌以情感打動了喻子涵，最終喻子涵的公司落地千年村。

正是麻青蒿的這份鄉村知識分子特征，使他對各項工作的理解有別于一般的村干部和村民。在具體工作落地的過程之中，也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也就是他所說的，農村基層工作，不能僅僅靠理論水平，還要靠鄉村的生活經驗。千年村的“三改”工作之所以難以推動，主要是因為麻青蒿、黃光輝、羅云貴三位村干部為了個人利益而不愿意拆除違章建筑，導致廣大村民都在觀望，對于“三改”工作不積極。當肖百合做通了黃光輝的工作，黃光輝決定拆除雞圈。如何做通羅云貴的工作，讓他拆除酒窖，是麻青蒿要解決的頭等大事。麻青蒿作為鄉村知識分子，他沒有采取肖百合那樣通過解讀政策的方法來做村民的工作，而是抓住鄉村民眾的從眾心理，公開拆除老屋，給羅云貴施壓。最終通過這樣的方式，迫使羅云貴拆除了酒窖。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鄉村知識分子善于轉化國家政策，使國家政策在鄉村文化的基礎之上，順利落地。這是《莫道君行早》在化解國家政策和自然村村民之間沖突的基本模式。這種模式也和《山鄉巨變》有所差異，從而有力地推動了《莫道君行早》建立起一種嶄新的書寫山鄉巨變的寫作模式。

作為新時代書寫山鄉巨變的長篇小說，《莫道君行早》的嶄新寫作模式以及對鄉村知識分子的新形象的塑造，都應該引起高度重視。《莫道君行早》也在引發我們思考，新時代文學所關注的不僅僅應是主題和寫作題材的變化，文學的具體內涵，例如寫作范式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應有所關注。從這一點來說，《莫道君行早》所包含的意蘊值得我們進一步發掘。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編年史》（1895—2020）編撰暨古典資源重釋重構研究”（項目編號：22&ZD278）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3頁。

②③④柳青：《創業史》（第1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9、74頁。

⑤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延河》1963年第8期。

⑥楊輝：《 “創業”敘述、“新人”塑造和傳統文化的顯與隱——〈長安〉閱讀筆記》，《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2期。

⑦參見《人民日報》（1958年6月10日）“文藝新書”欄目關于《山鄉巨變》的推介，《人民日報》1958年6月10日。

⑧黃秋耘：《〈山鄉巨變〉瑣談》，《文藝報》1961年第2期。

⑨朱寨：《談〈山鄉巨變〉及其他》，《文學評論》1959年第4期。

⑩唐偉：《中國經驗與中國小說的忠實傳承者——以〈暴風驟雨〉和〈山鄉巨變〉為例重讀周立波》，《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2年第1期。

11王西彥：《讀〈山鄉巨變〉》，《人民文學》1958年第7期。

12周立波：《山鄉巨變（上）》，《周立波文集》（第3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頁。

13歐陽黔森：《莫道君行早》，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365頁。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