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各民族在悠久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各自創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史詩。中華各民族史詩是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重要文化資源和精神財富，蘊含著豐富博大的內容和生命力。中華各民族史詩作為一種語言形式和文化形態，不僅凝聚了中華各民族的智慧，也是中華傳統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精神載體。它們既是中華文化多樣性的體現，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文化淵源和文化魅力的鮮活標本。

迄今為止，在中國北方阿爾泰語系的蒙古語族人民、突厥語族人民以及滿-通古斯語族人民中，還流傳著數百部英雄史詩，在彝、苗、壯、傣、納西、哈尼、瑤等諸多南方民族中也流傳著創世史詩、遷徙史詩和英雄史詩，《江格爾》是其中蒙古族史詩的代表，與其他很多重要的元素一起塑造出中華文明具有的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深入挖掘和闡釋《江格爾》蘊含的中華優秀文化基因與史詩英雄的偉大人格力量，保護好、傳承好、弘揚好彌足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江格爾》，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重要講話的具體舉措。

英雄的贊歌

在洪古爾和阿拉坦策吉等英雄的輔佐之下，江格爾陸續收服了眾多英雄，擁有六千又十二名勇士，娶了“永遠像16歲少女般的”阿蓋，遠征各國，開疆拓土

中國境內蒙古族英雄史詩蘊藏量宏富，約有300余種，而且在流布和發展的形態上基本是具有“地域—部族”色彩的部落史詩，只有衛拉特史詩《江格爾》正處于向蒙古“民族史詩”升格的進路上。《江格爾》是蒙古史詩演述傳統的一個集大成者，既是中國英雄史詩的一個典范，也是世界各地活形態史詩的范例。《江格爾》主要流傳于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天山南北的蒙古族聚居區。多數學者認為《江格爾》最早產生于15世紀30年代早期四衛拉特聯盟建立以后，于17世紀20年代土爾扈特部首領和鄂爾勒克率部眾西遷以前成型。而后隨著衛拉特蒙古各部的遷徙，《江格爾》漸漸流傳于俄羅斯的卡爾梅克、布里亞特、圖瓦等蒙古族聚居區以及蒙古國，成為跨境的宏大史詩。

《江格爾》描述了以江格爾為首的六千又十二名勇士為保衛寶木巴與邪惡兇殘的敵人進行英勇而不屈不撓斗爭的故事。《江格爾》的每個詩章都有一批共同的英雄人物形象，但情節相對獨立，互不連貫，它們是整個《江格爾》史詩傳統的有機部分，共同構成了《江格爾》史詩集群。國內學界已經習慣于將這種演述形態和敘事結構的蒙古史詩稱作“并列復合型英雄史詩”。 在這種敘事結構中，江格爾并非每個詩章的核心人物，許多詩章的核心人物是江格爾手下的某位英雄，如洪古爾、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薩布爾、薩納拉、明彥等。雖然在許多詩章中江格爾不是核心人物，但是作為寶木巴汗國的靈魂人物，他會出現在每個詩章中，將各個詩章平行地鏈接貫穿在一起，在敘事結構上起到一種串行并聯的紐帶性功能。《江格爾》的故事主要圍繞著婚姻和征戰兩方面情節展開，大都是使用不同數量的母題在婚姻和征戰母題系列的統馭下，以不同的組合方式有機構成的。

目前，學界對《江格爾》到底有多少個詩章流傳于世未有定論。大體而言，《江格爾》有百余種相對獨立的詩章，每個詩章之間沒有明確的邏輯順序，“江格爾奇”（蒙古語，指演唱英雄史詩《江格爾》的民間藝人）可以根據不同的演述語境進行隨意組合和自由排序。“江格爾奇”每一次演述的詩章都是一首詩，也是一個敘事單元，講述了一個完整的故事。“江格爾奇”通常還會將“序歌”和江格爾童年時期建功立業的故事作為演述的開端，從而使各個詩章之間保持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性，而且規范著接下來要演述的故事的基本進程，向聽眾呈現一個宏大的敘事背景。不同的演述，乃至不同的“江格爾奇”呈現的詩章篇幅不同，故而《江格爾》各個詩章在不同演述語境下篇幅長短不等，彼此之間有時差異較大，少則幾百個詩行，多則數千個詩行。

《江格爾》塑造了江格爾、洪古爾、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薩布爾、薩納拉、明彥等英雄群像。他們都具備超凡的勇氣和力量，往往孤身作戰，武藝高超。他們是正義的化身，是人民的代言人。他們團結一心，獻身為民，不畏強暴，保家衛國，洋溢著強烈的英雄主義、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激情。

江格爾是寶木巴的圣主，命定的偉大英雄，是寶木巴的精神支柱。江格爾出生時腳踏女妖，盤腿坐在惡魔的胸脯上，兩肩之間長著一顆發亮的紫色痣斑，身著潔白的絲衣。兩歲時，蟒古思襲擊了江格爾的家園，使他成為孤兒。五歲時，江格爾被摔跤手蒙根·西克錫力克活捉，認識了洪古爾，兩人結為兄弟。六歲時，江格爾降服了顯赫的阿拉坦策吉，阿拉坦策吉預言江格爾將成為蒙古族民眾的偉大可汗。七歲時，江格爾打敗東方七個國家，威震四方。自此，在洪古爾和阿拉坦策吉等英雄的輔佐之下，江格爾陸續收服了眾多英雄，擁有六千又十二名勇士，娶了“永遠像16歲少女般的”阿蓋，遠征各國，開疆拓土。

洪古爾是《江格爾》塑造的最為出色的英雄人物，勇武剽悍。他能把那高大的香檀連根倒拔，捊了枝杈扛在肩上，用它把50名好漢打得肢體斷碎。 他縱身一跳，像火星一樣躍到高山頂上。他臨危不懼，在最險要的關頭敢于站出來承擔自己的責任，用自己的斗爭精神激勵了寶木巴的所有將士。芒乃可汗派遣使者向江格爾索要阿蓋、阿蘭扎爾等，恫嚇江格爾等勇士如果不把他們交出來，便要出動13萬大軍，填平寶木巴汗國。江格爾和阿拉坦策吉屈服于芒乃可汗的勇武，不敢抵抗，想要答應了這些屈辱的條件。此時，洪古爾挺身而出，堅決反對，當著使者的面大聲宣告要戰斗到底。面對侵略者的挑釁和威脅，洪古爾表現出了勇敢無畏，而不是妥協退讓。正是在洪古爾的鼓舞和鞭策下，江格爾、洪古爾、薩布爾等英雄一起消滅了芒乃可汗。洪古爾的勇敢是與生俱來的勇氣，體現一種精神的內在因素和對榮譽的追求以及英雄特有的品質。

如果說江格爾、洪古爾等英雄是人性和神性的統一體，蟒古思是人性和獸性的統一體，那么《江格爾》中的駿馬就是將獸性、人性和神性融為一體的藝術形象。當英雄誕生時，命中注定有一匹駿馬將為他出世，并將與他出生入死，風里雨里，相隨一生，不離不棄。對英雄而言，駿馬是他的同胞，是他的戰友，是他的知己。他們朝夕相對，推心置腹，全情托付。駿馬像守護神一樣日夜陪伴英雄，為英雄出謀劃策，為英雄全力以赴。英雄和駿馬將心氣與志氣完全地超常地張揚迸發，創造性地在廣闊的草原吟唱出了神圣而崇高的敘事，奠定了草原英雄史詩的主旋律和草原文明的基調。

程式是《江格爾》創編、演述和流布的核心要素和詩學特質，“江格爾奇”熟練地運用程式化的語詞完成對《江格爾》的演述。只要對程式進行稍微的調整，“江格爾奇”就可以連續不斷地創編出符合演述需要的詩行，而程式的長度或半個詩行或一個詩行或多個詩行。“江格爾奇”經常使用夸張和比喻的手法，渲染寶木巴圣地的美麗、英雄們的英勇無敵、戰馬的驍勇俊美，贊頌英雄們力量的美、力量的偉大以及力量的神奇。《江格爾》的語言生動形象又富有想象，往往寥寥數語就能勾勒出英雄形象，顯現出了英雄們的氣概。同時，史詩的語言具有優美與壯美的特征。在描述交戰打斗的場景時，史詩語言激昂壯烈，突顯戰爭的殘酷性。在描述富麗的寶木巴、嬌妍的美女、盛大的宴會時，史詩語言又如清輝流淌，和諧流暢，美妙樂章般優美婉約。

神圣而崇高的敘事

一部史詩能夠讓人們記住祖先曾經擁有的光輝與榮耀，知曉自己民族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進程，堅信他們未來美好的命運。《江格爾》正是如此

史詩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凝聚著特定族群的神靈觀念、圖騰信仰、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要素，逐漸演化成神圣的敘事，而“江格爾奇”演述史詩的活動也成為一種神圣的儀式。新疆衛拉特人請“江格爾奇”來家里演述史詩時經常在蒙古包外拴白馬或白羊，作為祭品。有時，“江格爾奇”到民眾家里演述史詩時，民眾會在“江格爾奇”演述史詩前完成點香、點燈、煨桑等一系列祭祀性的儀式，或將盛滿牛奶的碗放在蒙古包頂上，或將空碗扣在蒙古包頂上，有些地方還會在蒙古包周圍撒上爐灰，甚至向空中鳴槍驅鬼。“江格爾奇”演述《江格爾》也有一些禁忌，而且同樣的禁忌，在民間可能出現不同的解釋，存在不同的理由。例如，在一些地方，演述《江格爾》在晚上，而不在白天。博州“江格爾奇”相信《江格爾》具有某種法力，而且神靈們也喜歡聽演述。因此他們的解釋是，神靈們白天都要各司其職，沒時間聽演述，他們不能聽到“江格爾奇”的演述會不高興，就會給演述者帶來麻煩。所以，不能在白天演述。但是老“江格爾奇”鐘高洛甫卻說，白天演述《江格爾》人會變窮。 也就是說，禁忌的建立，關鍵是在那個禁忌的本身，至于遵守它的理由，有時候反倒可以是多種多樣。 但是也有遵守禁忌的理由是同一的，例如每一次演述《江格爾》都必須唱完一個完整的部分，不能半途而廢，否則演述人會折壽。

“如果把各民族史詩都結集在一起，那就成了一部世界史，而且是一部把生命力、成就和勛績都表現得最優美、自由和明確的世界史。” 一部史詩能夠讓人們記住祖先曾經擁有的光輝與榮耀，知曉自己民族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進程，堅信他們未來美好的命運。因此，史詩在久遠而漫長的口頭傳唱過程中對受眾起著歷史教育的作用。史詩是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與神圣敘事，既體現出歷史和文化的傳承，又承載著民族精神和理想。史詩的英雄是一個民族已發展出來的思想和行為方式的范例，一個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許多人身上的光輝品質都集中在他身上，顯示出人性美的完整個體。

史詩呈現的民族的精神特質、制度、習俗、信仰對一個民族的社會實踐與民俗生活發揮著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江格爾》里英雄們持有的崇高價值觀深深地影響蒙古族民族道德的培養。這種巨大的影響并不局限于國內。卡爾梅克江格爾奇鄂利揚·奧夫拉、 巴桑嘎·穆克賓等人曾經到蘇聯紅軍部隊中演述《江格爾》，鼓舞戰士們的士氣和斗志。卡爾梅克作家巴·道爾吉耶夫有過這樣的記載：“江格爾奇（巴桑嘎·穆克賓）講到洪古爾統帥如何迎戰敵人。演述者被他所講述的內容所激勵著，他卷起黑綢短棉襖的袖管，從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了一塊鮮紅的絲手帕，高高揚起，就像詩歌里洪古爾所做的那樣。擠得水泄不通的卡爾梅克劇院演出廳里歡聲雷動：對，對，就是這樣。”

《江格爾》描述了英雄們戰勝兇惡殘暴的敵人，守護和諧美好家園的故事，蘊含著崇信重義、開拓進取、不畏強暴、迎難而上的中華民族精神。《江格爾》的宏大與崇高部分來源于它所傳達的這種民族精神及其承載的認同功能。正是因為它與文化心理、情感立場、社會理想、精神風貌等一些超越文本的東西緊密關聯在一起，所以“江格爾奇”和受眾可以在《江格爾》的演述中找到多重認同，而《江格爾》也由此在蒙古族民眾中獲得了高度的認同，成為能夠表達蒙古族民眾情感、審美取向、價值觀念的崇高敘事。

詩性演述與當代際遇

受眾對史詩的演述百聽不厭的原因還在于史詩內容本身。在一個特定的傳統社區里，受眾和“江格爾奇”都有著自己最為熟悉和喜愛的史詩詩章，將英雄的故事廣為頌揚

“江格爾奇”是《江格爾》的創造者和傳承者，鄂利揚·奧夫拉、坡·冉皮勒、加·朱乃等是最為學界知曉和提及的“江格爾奇”。一般而言，“江格爾奇”中有些用樂器陶卜舒爾，有些用弦琴、四胡，也有些用馬頭琴。但是也有不用任何樂器的，如鄂利揚·奧夫拉演述《江格爾》也不用任何樂器伴奏。過去，彈奏著陶卜舒爾，高聲吟唱的“江格爾奇”時常可以見到，但是現在的新疆衛拉特地區已經很難遇到了。根據對新疆的《江格爾》的田野調查，大多“江格爾奇”基本上是不使用任何樂器演述《江格爾》，如冉皮勒、朝勒坦、鐘高洛甫都是唱著講的。

不論在普通百姓的家里，還是在汗王貴族的府邸里演述史詩，“江格爾奇”經常受到熱情的招待。這些受眾經常殺羊設酒款待“江格爾奇”，然后全神貫注地聆聽“江格爾奇”的演述。一些王公貴族、汗王、喇嘛還常以駿馬和元寶贈送給“江格爾奇”。1941年，“江格爾奇”阿乃·尼開為通曉蒙古語的漢人張生財演述了幾天《江格爾》，張生財以一塊茶磚、一件衣服和一塊襯衫布相贈。在巴桑嘎·穆克賓演述《江格爾》后，受眾送給他一件短棉襖，賞給他3個盧布。受眾對史詩的演述百聽不厭的原因還在于史詩內容本身。在一個特定的傳統社區里，受眾和“江格爾奇”都有著自己最為熟悉和喜愛的史詩詩章。在新疆“江格爾奇”普爾布加甫演述的《江格爾》中，《征服哈圖哈爾·桑薩爾之部》是他演述最多的和最喜歡的，而且受眾也最愛聽。鄂利揚·奧夫拉最拿手的是《寶林格爾之子薩納拉遠征之部》，受眾特別喜歡他演述這個詩章。當鄂利揚·奧夫拉演述自己心愛的這個詩章之前，通常要問：“喂，怎么樣？咱們讓寶林格爾之子薩納拉遠征去吧！”聽到這話，受眾往往熱烈歡呼。受眾喜歡這個詩章不僅是因為鄂利揚·奧夫拉高超的演述技藝，而且因為它能夠對他們的心靈和情感產生強烈的刺激和震撼作用。英雄東征西戰，用自己高超的武功和神力為民族的事業建立了巨大的功勛，他們曲折的人生經歷和英勇的精神氣質深深地鼓舞和感動著受眾。受眾真摯的贊嘆和激賞的目光極大地鼓勵了“江格爾奇”的演述情緒，保證了他們的創造靈感和演述才華得以充分發揮。

《江格爾》演述的歷史文獻材料記載了一些歌手與受眾互動的范例。胡里巴爾·巴雅爾的故事在《江格爾》史詩傳統里流傳非常廣泛。它描述了一個當地官吏想難為正在演述《江格爾》的胡里巴爾·巴雅爾，用“江格爾一伙抽不抽煙”的問題打斷胡里巴爾·巴雅爾的演述，胡里巴爾·巴雅爾在一處“恰當的地方”插了一段“在百靈那樣漂亮的煙斗里，裝上了無數包磨碎的煙，在他們噴出的煙霧里，水鳥找不到沼澤，山鳥找不食”作為回應。這位受眾又問江格爾他們念不念經，胡里巴爾·巴雅爾從容地編了一段詩句應對過去。

隨著現代化與全球化趨勢日趨加劇，社會、經濟、文化的當代變遷日益激烈，《江格爾》的生存受到了極大的挑戰，《江格爾》保護傳承弘揚的形勢非常嚴峻。《江格爾》傳承人數量銳減，一部分著名的“江格爾奇”已經謝世，絕大部分“江格爾奇”都已經步入老年，優秀的年輕的“江格爾奇”寥寥無幾，《江格爾》演述傳統的存續力已經受到了“人亡歌息”的威脅，把《江格爾》保護好、傳承好、弘揚好既是我們的沉甸甸的責任，也是我們的神圣使命。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指導著我們思考和探索在保護傳承弘揚《江格爾》方面如何守正創新，使《江格爾》在新時代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采用傳統媒體和互聯網平臺、快手、抖音、移動端APP等新興媒體相結合的“融媒體”宣傳形式，以專題節目、欄目、頻道等方式，推出和宣傳可以在任何多媒體設備的條件下宣傳和展示的《江格爾》的數字資源，以電影、動漫、電視劇、戲劇、音樂等藝術形式對《江格爾》進行多模態的宣傳、展示、展演，是新時代推動《江格爾》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使《江格爾》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廣泛走進新時代民眾生活中，成為中華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和精神標識的有效方式和路徑。

《江格爾》之所以能在千百年的傳承中光輝不變，熠熠如昨，始終流淌在蒙古族民眾心中，是因為它所傳遞的英雄們為保護寶木巴而殊死斗爭的精神，蘊含著蒙古族人民的詩性智慧，體現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理想、精神追求和美學旨趣，是蒙古族在特定歷史時期創造的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范本。寶木巴有圣地、樂園的涵義，是史詩中無數英雄為之捍衛終身的國土，更是蒙古族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體現。

那里“是幸福的人間天堂，那里的人們永葆青春，永遠像二十五歲的青年，不會衰老，不會死亡”，那里“四季如春，沒有炙人的酷暑，沒有刺骨的嚴寒，清風颯颯吟唱，寶雨紛下降，百花爛漫，百草芬芳”。《江格爾》沒有刻意地敘述歷史的興亡變遷，也沒有刻意地彰顯歷史的經驗教訓，而是熱情描繪熱血英雄們為家國拼搏、昂揚揮灑的場景，張揚著蒙古族與生俱來的豪邁性格，詠嘆著叱咤風云中的兒女深情，展現著不容侵犯的家園主權，描繪著廣天闊地的大漠風光和神奇美麗的草原圖畫。《江格爾》不特別在意說教，也不刻意留下金科玉律，而多是鮮活的生活場景的描述，是其最普通、最素樸、最坦誠的情感意志的抒發，英雄們奮力奔波征伐，渴求構建和諧、安寧、健康而美好的生活家園與簡約、質樸、快樂的精神家園。《江格爾》是蒙古族民眾從心里流出的生命之歌，是在聲韻氣息間活著的神圣敘事，以草原上世代相傳的演述形式響徹遼闊的大草原，常青不老，永世恒昌。

（作者系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