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必太過認真，玩著就好。

我最早熱愛的藝術樣式是舞蹈、音樂。小時候在大城市成都，我被爺爺奶奶撫養，他們懷著不知多美的心愿送我去學跳舞，在我心里埋下第一顆藝術的種子。后來，在我父母工作的小縣城，在我就讀的小、中、大學，以及在我年輕時工作的地方，我都是當地舞蹈界絕對的扛把子。那時候，用肢體，用歌喉，足夠表達我對生活膚淺的感受，直到結婚生子。生完孩子，我沒再練功。養育孩子的過程即是被裹挾進五味雜陳的生活、感受水深火熱的過程。體會越來越深，有話想說的我感覺沒有了適合自己表達的方式。我撿起了我曾喜愛的另一個藝術樣式——文學。

對文學的熱愛是從中學開始，盡管后來我讀的是工科大學，但在工科大學，我學得最好的一門功課是《紅樓夢》。整個大學，我把《紅樓夢》真正讀通讀順了，之后多年，《紅樓夢》一直在我枕邊。我的文學啟蒙是《紅樓夢》。

《當代》的周昌義老師和洪清波老師幫助我實現了最初的文學夢，第一個長篇小說《以賭為生》首發在《當代長篇小說選刊》上，之前，我一個鉛字都未曾有過。接下來的幾年，又在《當代長篇小說選刊》上連發兩個長篇。

后來我就想寫個中篇試試。寫作上的先天不足就表現出來了。屢寫屢敗。周、洪二位老師調侃我，說我來就在《當代》上發長篇，一發就幾篇，嗖的一下就站在山頂，在他們幾十年漫長的職業生涯中，遇到這樣的寫作者僅我一個，人家正常的寫作之路都是從豆腐塊開始，慢慢地，一步一個腳印往上攀登。

那些年，因為孩子藝考，需要錢，我重返職場。邊工作邊寫作，非常艱辛，一但進入狀態，又是白天黑夜魂牽夢繞，我的體質下降得厲害。長期辛苦的寫作得不到認可，很是消磨人的意志。慢慢我開始對文學創作失去了興趣。其實是我遇到了瓶頸。

那是影視特別紅火的年份。我的注意力轉向了影視。

在我的原生家庭里，我不幸是父母最不喜歡的那個孩子，這讓我對藝術的追求從開始，最原始的動機就是為了吸引人的注意。我對小眾的、先鋒的東西沒有多大興趣，卻對大眾情緒的探索持有始終如一，不可撲滅的熱情，搞影視需要這種熱情。以往，在那離影視萬里之遙的我生活的五線小城，影視是個根本不可想象的夢。

孩子考上大學后，我一頭扎進去，開始學習電影。那些年，我的時間除了掙錢就是拉片學習，學習理論，創作電影劇本，分析大量優秀的影視作品，一頓猛操作。

可是影視圈也不是好混的，特別亂，最糟糕的是版權問題。我有一個創意，可以跑到《當代》編輯部去隨便拉著某位老師就開講，沒有任何問題。要是我拿著一個點子敢到影視圈去找人講，還沒搞出來，就成了別人的東西，沒被人剽竊你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混過影視圈。我還遭遇了被騙稿，說好價格，不管最終用與不用，一集多少錢，寫完交稿，再也沒有錢的事了。

這時候，回望文學圈，簡直是凈土啊。

孩子大學入黨，大學畢業就業，我遇到了以前生活中從沒遇到過的事——政審。需要開“無犯罪記錄證明”。過程中，我了解到相關的每個環節和要求，感覺這是多好的一個題材呀，能寫制度與生活的沖突，又能寫天下父母心。只是本能覺得處理不好會過不了審。我約了既懂影視又懂文學的周曉楓老師出來聊天。周曉楓老師開導我不如先寫成小說。

突然發現，唉，我不是會寫中篇了嗎。一個電影劇本就是中篇的體量。

果然，題材選對了，又學會了講故事，中篇小說《鬧著玩兒的》出來了。這次，沒被退稿。

生活從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愿向東，事往西，你以為的，通常不會到來，你想不到的，往往不期而至。我的現實生活如此，筆下的人物亦如此。我早就堪破其中奧秘，不必執著，玩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