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華文文學教學與研究進入第41個年頭，面臨學科發展與建設的有利時機與重要關口。20世紀9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化”的學術討論促成了現代文學學科的發展、成熟。對于華文文學教學和研究而言，“文學經典化”當然也是極為重要的學科發展與建設課題。

華文文學有沒有經典（性）作品？答案是肯定的。就中華民族文學史意義而言，華文文學的經典性作品多樣且質佳。華文文學教學與研究從中國臺灣文學起步，擴展到中國香港澳門文學、海外華文文學，許多作家作品都為我們熟知并奉為經典。文學經典化視域下華文文學學科發展這一問題的提出，來自1992年馬華文壇“經典缺席”的論爭。該論爭主要圍繞兩種看似相反的看法：一是馬華文學“經典缺席”，討論馬華文學的“自我經典化”是否經得起（歷史）檢驗，是否會導致文學教育的簡化；二是“經典詮釋”，認為一些馬華文學作品有資格成為經典文學。有關經典的討論無疑要提升當下文學、文學史的突破意識，而“經典缺席”和“經典詮釋”的問題則涉及了華文文學經典性累積的根本性問題。本文將華文文學經典性尺度置于整個“中國”文學史，甚至是“世界性”文學的背景下，討論華文文學經典性累積與華文文學學科的建設、發展。

本文討論以海外華文文學為主。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最早展開的是東南亞華文文學，東南亞11國中，馬華文學（包括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前的整個馬來亞華文文學）是最堅持不輟、成就最大的。歐華文學的發現與研究晚于東南亞、北美等華文文學研究，但其成就巨大。故本文論述中以歐華文學、馬華文學為重點，兼及其他地區華文文學，而討論的問題是覆蓋華文文學領域的。

一、講好“中國與世界”故事的典范性

當“講好中國故事”成為當下中國文學的熱門話題時，歐華小說默默地提醒作家們如何才能講好“中國故事”。從晚清陳季同旅法創作《黃衫客傳奇》開始，歐華小說就產生了藝術質量毫不遜色于中國大陸現當代小說的經典性作品。

1875年起，陳季同旅歐18年，寫作了8部著作，7部為中國題材，皆在巴黎出版（絕大部分已有中譯本）。其寫作始終自覺于“我正從事的讓西方歐洲了解東方亞洲的工作”，其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的方式，則偏重“講故事”，從而拉開了歐華文學的序幕。

但當時正逢中法戰爭，黑旗軍等中國形象在法國被扭曲，歐洲民眾廣泛存在對中國的誤解、偏見。而在清代的中國人眼中，“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和文明的源泉，外國一切不如中國”，其涉及中外交流的禮儀、習俗、詩文，就往往“隱含外國不如中國的輕蔑態度”。陳季同是一個內骨子傾向于傳統，偏愛中國文化的文人，然而，他處于海外語境中，被法國民眾廣泛認同。例如，其《中國人自畫像》和《中國人的戲劇》被法國名報《費加羅報》稱為“轟動全巴黎的迷人著作”，短短一年多時間重印多達十余次，并被譯成英、德文發行。其小說《黃衫客傳奇》出版后，翌年4月他就成為法國《畫刊》雜志的封面人物。歐洲民眾首次通過一個中國人當下的寫作，認識、了解中國。

回顧陳季同海外創作的成功，有這樣幾點尤為值得關注。一是他自覺于之所以“對過去的傳統保持著尊重”，是因為“在傳統中找到了對現在和未來的最好保證”。所以，他總是從“現在和未來”（不僅是中國的“現在和未來”，也是歐洲的，甚至是人類的“現在和未來”）來審視“過去的傳統”，其文鐘愛中國文化傳統，但不回避傳統久遠的中國面臨新的世界潮流，直面現實去闡釋中國的傳統。這樣，就引起最為關注“現在和未來”的歐洲民眾對話的興趣，也讓古老的中華傳統在面向世界的“現在和未來”中顯露其活力和生機。二是自信于自己“從你們（歐洲民眾——筆者）的角度”講述中國故事，由此“拉近歐洲人所處的西方與我們的東方之間的距離”。陳季同當年曾為法國作家潘若思講述中國廣東江湖傳奇的長篇小說《珠江傳奇》作序，尤其贊揚潘若思講述中國（東方）“不雜己意”，而能“設身處地”“善體人情”，為此感嘆“誰謂天下非一家哉？”所以，他從“歐洲角度”講述“中國故事”絕非迎合西方對中國的想象，而是意識到中西文明的差異是人類文化密切“聯系”中的差異，并設身處地從接收者的角度思考如何講述自己國家的傳統。三是其寫作以傳播中國文化為己任，但奮力進入新的領域。陳季同的文風平和、從容，包含文化交流的自信和對自身文化傳統的深刻把握，但他已警覺于出自“民族自尊心”和“明顯的愛國主義”而向西方展示“非常好的中國事物”可能導致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化”，所以，面向世界的中國“非奮力前進，不能競存”。由此，陳季同的創作進入西方“重視”而“我們又鄙夷不屑”的“小說戲曲”領域。他的中篇小說《黃衫客傳奇》（1890）和“中國獨幕輕喜劇”《英勇的愛》（1904）成為中華民族文學現代性進程的重要開啟，呈現出“中國與海外”的文學新格局。

20世紀初的歐洲是五四新文化思想的重要發源地。眾多作家旅歐，但又較快歸國，其海外寫作大部分還是留學背景下的創作。與此不同，1919年親身參與了五四運動的盛成，在五四運動當年，以“五四運動嫡系的延續”的身份來到歐洲勤工儉學，旅歐長達20余年。他在法國開始文學創作，其法文版和中文版作品在同一時期問世，成為第一位產生重要影響的雙語寫作作家。

盛成將旅歐寫作的結集命名為《歸一集》?！皻w一”，即“人類是一體，人道無二用”“各種人有各種人的文化”，但最終都指向“人”的徹底解放。他旅歐后的第一部作品長篇傳記《我的母親》（1928），是“五四”后在歐洲影響最大的作品，至今仍為法國高校文科必讀書。該作由當時法國最負盛名的作家、法蘭西學院院士瓦乃理（Paul Valery，今譯瓦雷里）作長篇引言，稱《我的母親》“拿一位最可愛而最柔和的母親，來在人類面前做全民族的代表”，在“吾人”（歐洲人）面前“宣傳中國民族的文化”，其“最高最上的情感”“令吾人去敬愛吾人素來所漠視、所輕視、所仇視、所嘲弄之事物”。《我的母親》向歐洲講述“中國故事”顯然是極為成功的，它以“五四”洗禮的情懷、眼光，突破中國傳統家族制度的局限，以“人人有的”“母親”、“人人受的”“母教”，動人地展示“中國本來的面目”，并探求世界的“大同”、人類的“歸一”。

20世紀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文化界對當時的華人創作有“東林西熊”的說法：林語堂的《京華煙云》在美國享有盛譽，熊式一的英文版長篇小說《天橋》（1939）則在英國廣受青睞。后者同年重印十余次，并很快有了法、德、西班牙、瑞典、捷克、荷蘭等語言的譯本?！短鞓颉返膭撟髋c洪深激烈批評其改編于中國傳統戲曲《王寶釧》的英文劇作《王寶川》的影響有關，但主要還是來自熊式一極為自覺的“讓西方了解中國”的創作動機， 而讓西洋人“明了中國近幾十年的趨勢、近代的歷史，和人民的思想生活近況等等”時，要“把中國人表現得入情入理……其中有智有愚，有賢有不肖的，這也和世界各國的人一樣”。這才是中國的真貌。所以，無論是人物形象，還是歷史敘事，都沒有落入迎合外國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詩意中國”“錦繡中華”或“東亞病夫”）的陷阱，對西方世界的描寫也“入情入理”，小說中的西洋人寫得和中國人一樣，善惡、智愚皆有。當年英國桂冠詩人梅斯菲爾德（John Masefield）極為喜愛《天橋》，寫下《讀〈天橋〉有感》一詩為序；而《天橋》描繪出“中國與世界”的“完整的、動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圖畫”，成為“一本比任何關于目前中國趨勢的論著式報告更啟發的小說”。

與《天橋》構成互映的是1953年凌叔華的英文自傳體小說《古韻》（Ancient Melodies）（英國霍加斯書屋版）。作為“第一位征服歐洲的中國女作家”，凌叔華向歐洲人展示的是“古韻猶存，不絕于耳”的中國人情感世界?！爸袊铀枷爰吧顝膩頉]有叫世界知道的，對于人類貢獻來說，未免太不負責任了”，這種在與弗吉尼亞·伍爾芙交往中越發強烈的“叫世界知道”“中國女子思想及生活”的愿望，促成了《古韻》的全部成就。無論是“我”在廣州—北平(北京)—天津—日本京都—北京的多空間轉移中所得到的鮮活動人的表現，還是凌叔華自繪的8幅對應于小說敘事的白描插圖和作為小說第一部分《凌叔華的畫簿》的17幅水墨畫，都展示了生性溫婉的“我”一步步走出古宅深院的生活歷程，傳達出中國女子、中國人，也是人類所有的大美、至善的形象。

從戰后貫穿至21世紀的歲月里，歐華文學始終以從容、平和的交流、對話向歐洲、世界傳達中華文化的聲音，其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當是1947年旅法至今的程抱一。他代表了這半個多世紀“大隱隱于西”的歐華文學。戰后西歐的重建，經濟得到飛速發展，物質主義至上，生存競爭激烈；東西方冷戰意識形態的激烈對峙，使得歐洲社會較難顧及與中華文化傳統的交流。此種環境使得華人作家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成為“無現實功利”之事，而直接、長期承受著異族文化，尤其是西方強勢文化的壓力。中華文化傳統中人類性、世界性的因素更多地處于顯露、激活的狀態，華人作家的“天性”、心靈的需求使得他們默默地“擺渡”于中西文化。程抱一就是從內心生發“故國文化與法國文化對接”的愿望，數十年“悄無聲息中默默吸收著西方文化，與此同時，他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國本土古代藝術、繪畫和詩歌傳統的意義”，從而在美學理論和詩歌、小說、散文創作上成就卓越，尤其是其講述“中國故事”的小說創作成為他當選建立300余年的法蘭西學院唯一的亞裔院士的重要因素。程抱一珍視中西文化的“相遇”，“不斷地在其本源文化積淀中最精華部分和‘他者’提供給他的最精彩的部分之間去建立更多的交流”，其對“中國故事”的講述抵達了“超越東、西之外”而生命大開的“真三”境地。

上述歐華小說的線索顯現出華文文學對講好“中國故事”富有啟迪的典范性。其實，對于已經“落地生根”的海外華文文學而言，還要講好所在國故事，例如馬來西亞故事、新加坡故事等。即便是中國歷史、華人生活題材，也是在人類文明的背景下，面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這種講述“中國和世界”故事的典范性來自作家經歷、創作動機、文化資源、傳播環境等因素，其歷史語境更具有文學史本體價值。例如，面對中外讀者，該寫什么，怎樣寫？在切身感受世界（人類）沖突（危機）、意識形態分歧的環境下，該如何展開文學的表達？如何在中外文化的相遇、對話中提升藝術境界？……這些具有文學傳承意義的問題所包含的價值尺度，正可以成為華文文學典律建構的重要基礎，從而促進華文文學史的撰寫。

華文文學經典性的累積關注富有重要歷史啟迪的作家、作品，承載了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歷史中有所忽視、缺失的經驗。漂泊生涯中漢語民族性、地方性資源的文學本體化，多種歷史語境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審美尋求、表達等，都已成為華文文學經典性累積的重要進程。由此拓展、深化華文文學典律建構的價值尺度，對現當代漢語文學的經典化頗有啟迪。

二、漢語民族性、地方性資源的文學本體化

華文文學創作的語言環境與近百年中國大陸的情況有所不同，一是（身心）漂泊中對包括方言在內的母語本根的歸宿意識和實踐自覺；二是豐富的地域路徑中，包括語言哲學在內的世界性現代思潮對華人社群、作家個人產生的直接影響；三是多種語言并存的社會環境促成語言能力的養成。這些語言環境的因素，使得作為母語的漢語資源的文學本體化，成為華文文學史最重要的歷史線索。這里仍以前面已論及的歐華文學（小說）為例，做一個回顧。

陳季同 1890年在法國出版的中篇小說《黃衫客傳奇》被視為中國小說現代性的一個重要起點，在我看來，就在于《黃衫客傳奇》既充分汲取西方現代小說營養，又不割斷與中國古典詩語的聯系，不僅顯示出“中國與海外”的小說新格局，還以語言（文體）的尋求開啟了中國文學現代性。

陳季同寫古文詩詞“揮灑自如”，而他“更是出色”的法文則是在“緩慢而漸進”地被“時代知識”“逐漸啟蒙的過程”中習得的。他用“言文一致”的現代法語將4000余言的《霍小玉傳》改寫成300多頁的《黃衫客傳奇》，中西文字（思想）的融會貫通，既使小說寫景、敘事都充盈古典漢語的詩意，又自然進入了人物復雜、激烈的內心沖突；既令人想到中國古典文學“超文類的抒情傳統”，又讓人感受到現代小說心理剖析的犀利。其中文譯本語言的成功表達有著譯者創造力的因素，但譯者也認為語言的優美、典雅首先來自陳季同的原著，全然沒有割斷與古典詩語的聯系。《黃衫客傳奇》的創作沒有擺脫“古典語言”思維，但已不再屬于古典語言世界，而進入了現代小說世界，其中的經驗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五四時期的盛成，其旅歐創作，通過對故鄉記憶中的生活口語的感受、體驗，建構他的語言原鄉，安放他的異域心靈，其敘事對民間性深層次話語的開掘，指向了民族語言最重要的資源。當年盛成寫作《我的母親》之前，曾去拜訪瓦雷里，瓦雷里對他說過兩句話：“我生平極愛寫實的作品?！薄安灰萌A麗的文章來寫，愈真率愈妙！”盛成母系家族有著儀征學派的家學傳統，“平、實、精、詳”成為母親的“天性”從而又影響了盛成；1919年，盛成作為北京長辛店鐵路工人領袖直接參與了從“五四”到“六三”的愛國運動，開始了“五四”知識分子走向民間的實踐。這些都影響了盛成樸實、真率、精妙的敘事語言風格。從開篇故鄉東門外那棵“每年早春，雪里開花，香聞數里”的千年古樹“返魂梅”所承載的民間信仰，到終篇與家鄉西門外青山同在的86條“家訓”所飽含的慈母愛意，時代風云、人情世故、風尚習俗，都在作者口語化、生活化的文字中娓娓道來，透出濃郁的鄉土氣息。該作還能“精心妙緒”“借家事喻國事，而又隱切世界各國之一切政治”，堪稱面向世界的中國鄉土小說。

戰后程抱一的創作，在世界性語言哲學的背景下，系統地發現中國古典詩語資源，融匯中國傳統繪畫、史傳、抒情等藝術因素，其小說敘事語言成為反映人生命“大開”歷程的存在，成為海外語境中漢語敘事語言“瓜熟蒂落”的重要標志。當探討人類文化如何受語言結構影響的結構主義學說在法國興起時，程抱一就視之為一種“真有價值的意念”，會“逐步化入人類的精神形成中”。他結合唐詩，以結構主義分析漢字在字形和語音層面、語法層面、意象層面的獨特而強盛的表意功能，分析中國古典詩語在詞匯與句法、形式與格律、意象等層面“得以表達人與世界的微妙的互相依存關系”的特點，并巧妙地將它們轉化為小說敘事的方式。例如，他分析律詩“自覺”省略三種語法人稱“造就了這樣一種語言，這種語言使人稱主語（主體）與人和事物處于一種特殊的關系中。通過主體的隱沒，或者更確切地說通過使其到場‘不言而喻’，主體將外部現象內在化”。這種對“外部現象”的敘述成為“主體”的“內在化”表現的漢語古詩特點，在程抱一的小說中轉化為靈活的多視點、多樣化“微妙交融”，敘事成為心靈的體驗和覺醒、“人達到忘言狀態”的“內心論辯”過程。

陳季同、盛成、程抱一等的創作不僅是獨立的個案，更包含了海外語境中現代小說敘事語言成熟的文學史線索。在中西文化相遇、對話的背景下，離散境遇激發了作家語言意識的自覺和藝術境界的提升，其創作孜孜以求于語言原鄉的建構和漢語潛能的開掘，這是促成小說敘事語言成熟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我們繼續考察華文作家創作的語言環境，會感受到，華文作家語言能力之強，往往與他們所處的多語種社會環境有著密切關系。

讀過馬華新生代作家黎紫書“十年磨一劍”的長篇《流俗地》（2020）的，往往能感受到作者的豐富語感與語言駕馭能力。小說表現了一個城市的平民歷史，其敘事場景集中展開于一棟多族裔平民混居的高層組屋。其中華人和非華人日常生活的“神韻真氣”尤能讓人感受到小說敘事的魅力。女主角銀霞與華裔、印度裔兩個同齡男孩的交往，讓人感受到“突破了眾生和眾神之分”的生活境界，也提示了華校、淡米爾學校和馬來學校并存的環境。而這恰恰是馬華文學典律建構的重要背景。

一些馬華作家都談到了多語種的成長環境對語言能力的培養。馬來亞華人的語種創作歷來有三種：華人華文文學（母語文學）、華人英語文學（原殖民地宗主國語種文學）和華人馬來語文學（國語文學）。馬來亞華人主要以漢語創作，而隨著馬來西亞國民教育體系的強化、華裔子弟馬來語水平的提高，馬來語創作正在成為越來越多華人的一種選擇。至于英語，無論是歷史因素，還是現實需求，其在華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始終沒有消失。同一個作家，可能同時從事兩種以上語種的創作，華文文學正是在多種語言資源的發掘（參照）中提升拓展其自身的語言世界的。例如，2009年在吉隆坡出版的《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當是馬來西亞華人小說的一種文學史呈現。其所收小說，華文小說占3/5，英語和馬來語小說（皆譯成中文）各占1/5，時間跨度則從20世紀30年代到21世紀最初10年。這也是前面提及的馬華文學的典律建構要“突破單一語種文學的評判標準，將華、英、馬來文創作置于馬來亞華裔文學的統一視野中”，提升了馬華文學的經典性。

“華文文學”的命名，本來就有世界性跨域的、流動的語種文學因素的考慮。無論是作為文學經典性（本質主義）的語言，還是作為文學經典化（建構主義）的語種，作家漂泊生涯中漢語民族性、地域性資源的文學本體化，都成為華文文學典律的重要內容。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尋求與表達

“華文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已多次談及，討論了華文文學如何尋求、表達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可視為人類在歷史淵源、現實利益和未來愿景上有著生死與共的價值認同，但它又表現為人類曲折、艱難的歷史進程。華文文學所處區域移民往往占多數，而離散、遷徙的經歷最容易產生華人的精神共鳴。在現當代漢語文學中，華文文學是較早強烈地讓我們感受到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課題。

筆者認為，“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文學創作實踐的課題，要在文學文本的淘洗中展開。這樣，多種歷史語境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尋求和表達就成為華文文學經典性累積最重要的一種歷史進程，由此可以拓展、深化華文文學典律建構的價值尺度。而從審美共同體的角度考察華文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可能更涉及文學經典性的累積。

審美現代性在20世紀進入我們文學研究的視野時，雖然是以外國文藝思潮為參照，但審美體驗的“親知”性使之進入中國式現代性理論視域?，F在，我們要討論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學表達，其層面正是審美共同體的形成。審美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與個體、族群、人類生活的歷史語境密切相連。華文文學所處歷史語境，促成了審美共同體的形成。

有一種現象很能說明審美共同體的存在。在南洋華人社會傳統的文化活動中，“二十四節氣”的文藝表演始終是個非常受歡迎的節目。例如，1988年，馬華詩人小曼和音樂家陳徽崇合作，創作出了二十四節令鼓，并配之以漢字書法，演出大受歡迎，很快走出國門，成為“在大馬土地上結合節令、書法藝術和鼓聲構成的文化象征”。就南洋熱帶氣候而言，二十四節令并不存在，但“二十四節令”被海外華人看作自己的祖先“在最原始的大自然接觸，跟母性的大地和神性的蒼天相處中形成的”，其表達所包含的“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記·樂記》），就一直保留于已數代生存在南洋的華人心目中，體現在他們的節慶活動中。近半個多世紀以來，隨著南洋華人再遷徙，抵達南半球澳洲、新西蘭等地，那里的季節與祖居地完全相反，但華人子孫仍然保留原先“中原”節令的文化記憶，“驚蟄、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滿、白露、霜降、小雪、大雪……”這些節令名稱就“像唐詩宋詞的意境，傳遞著一種獨特邈遠的美”。由寒暖圓缺的自然節氣歷史積淀而成的，正是華族的審美體驗，在“異鄉”有著太多的原鄉精神意味。

正是這種漂流“異鄉”、追尋“原鄉”的精神歷程，使“鄉愁”成為“一種美學”。不同于傳統的思鄉表達，離鄉背井而在異域他鄉落地生根，催生了新的鄉土觀念。20世紀“沒有一個民族比華人更了解源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他鄉土地上“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讓相互依賴、密不可分的聯系不僅存在于自己族群成員之間，也存在于與他族的相處和共同生活中，這正意味著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鄉土、故國、祖國、家園等“共同”空間的多種拓展，賦予了“鄉愁”以豐富的美學內涵，成為華文文學表現人類生命的重要原型。王鼎鈞等人的創作正是在“鄉愁”的母題上突破了傳統的民族之間的心理障礙，他們的尋根不僅“深入母族文化的源流與傳統里汲取營養”，而且“根最終會延伸到所有的傳統、集體的潛意識、屬于任何民族的特殊性的深處地帶，這個深邃地帶跟每個人的共通空間相符合。不論他是什么母族屬性，就在這地帶，我們彼此聯系，互相感動”。生命原型、心靈歸屬的相通，讓鄉愁進入了哲學層面，又在個人化記憶（回憶）的生命感覺中呈現最終指向精神原鄉的審美境界。

華文文學所處跨文化對話的歷史境遇，孕育了“只有對話關系才能滋生出最高境界”的藝術價值尺度，即“生于二，又超于二，兩個主體交流可以創造出真與美”的“第三元”思想。華文文學所處區域，包括儒釋道和少數民族文化等在內的中華文化的多種傳統得以全面揭示，又不斷與他者（外來）文化精華相遇、對話，突破生活習俗等表層民族性的隔閡，在歷史沖突和隔絕的曲折中，求索到生命可溝通之處，不同族群間的文化障礙得到克服，而“文化障礙越少的民族或個人，心胸越大，氣量也更恢宏”，“一定會走到一個共同的交匯點上。在那里，我們可以享用全人類最美好、最精純的創造”。由此，不同文化間對話的“無窮無盡的可能性”被打開，文學藝術在主體與主體的對話中創造出生命最美妙境界的萬千之美。這種“審美共同體”當是中華文化傳統的本根在世界范圍內的生發。

就審美共同體而言，還有一點可以指出的，那就是各區域華文文學百年中始終保持多向的交流，旅外和在地互相轉化，作家、作家群出入于不同區域文化空間；同時，純文學、通俗文藝、大眾文化等互為多維的傳播空間，相互滲透、交融。由此形成的文學共同體的發展，是我們從審美共同體的角度考察華文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從而討論其文學經典性累積的基礎。

現當代文學的“經典”并非恒定的，而是流動的。從文學的“審美共同體”著眼，不必諱言某時某地華文文學“經典缺席”，由此可更關注推進華文文學經典性累積的闡釋和文學典律的建構。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