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破圈的“心理預期”

文學破圈是近年來大家討論比較多的熱門話題。這個“圈”真的存在嗎？如何破？與新媒體跨界融合是不是破圈的唯一方向？諸如此類的分析，都是這個話題的衍生子話題。在熱鬧的討論背后，也有人質疑，它是不是一個偽命題？在這里，我想暫且懸置對其合法性的辨析，而試圖探討其背后暗含的心理預期以及這一稱謂對文學的曖昧指認。

從心理預期上看，破圈首先是一種不甘，不甘心那些創作者苦心孤詣寫出來的作品在讀者那里濺不起半點浪花，其中隱藏著對所謂文學黃金年代的緬懷，固然還有大眾娛樂時代、短視頻時代、網絡文學時代，對傳統文學影響力衰落的擔憂。這激發了文學的免疫機制——新的時代、新的挑戰、新的替代品，讓文學這個古老的藝術門類不得不尋求突圍。這種危機感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所謂“對文學的曖昧指認”，是說“文學破圈”里的“文學”，是個被偷換的概念，它從來不是文學的全部，而是其中的某一類——嚴肅文學。因為從宏觀角度看，如果有一個泛化的、總體性的“文學”存在，那么它并沒有消亡，而是戴上了“文學性”這個面具，幽靈般游蕩在當下的影視、戲劇、廣播劇、動漫、廣告、綜藝節目中，我們依然常常能從中辨認出文學的影子。比如這幾年非常火的脫口秀，它是不是一種新的媒介生態下的口頭文學？從微觀角度看，我想舉三個小例子：一是余華的《活著》至今高居各類暢銷榜單榜首，有一種說法是它的發行量有2000萬；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22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研究報告》顯示，網絡文學用戶規模已達4.92億；三是文學依然是各類IP改編轉化的源頭，那些火遍千家萬戶的影視劇、網劇，你能說它跟文學沒關系？如果那樣的話，小說《狂飆》《遙遠的救世主》也不會大賣了。如此看來，我想“文學”并非是個奄奄一息的丐幫幫主，它依然在滋潤我們的心靈，陪伴著我們的精神生活。

回到正題，文學破圈，說白了是“嚴肅文學”或者說“純文學”對自身陷入內循環魔咒的一次應激反應，折射出從業者對“嚴肅文學”日益嵌入封閉固化的生產與再生產鏈條的反抗，他們希望文學能夠開疆拓土，打破圈層壁壘，回歸大眾視野。從尼采的“視角主義”看，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有不同的思路、方法，在這里我僅就創作與評論這“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拋個磚。

文學創作：多些生猛，少些精致

從創作上來講，今天的文壇，包括青年作家的創作，少了些生猛，多了些精致，尤其缺乏那種生活的粗礪感。這方面，不妨講些非專業出身作家的例子。塞壬的《無塵車間》、范雨素的《久別重逢》、易小荷的《鹽鎮》、子禾的《異鄉人：我在北京這十年》、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以及微信公眾號“三明治”女性寫作者的作品集《最好朝南》，是最近一段時間反響比較好的作品。拋開藝術水準不談，這類作品受讀者追捧，其中一些甚至成為爆款、成功破圈的原因，就在于作者與現實短兵相接的勇氣。他們以赤誠之心真切感知生活的疼痛與溫度，將身體與靈魂融入現場、融入寫作，在敞開自己的同時也打開了世界。《無塵車間》是作家塞壬于2020年至2021年間，走進東莞工廠，前后耗時80余天，深入一線寫出的作品。她在電子廠、模具廠、首飾廠里與工人一起生活，記錄下普通工人的艱辛與掙扎。《鹽鎮》是媒體人易小荷重返自己的老家自貢，從家鄉的陌生小鎮打撈出的女性生活剪影。在那里，她采訪了近百位當地居民，從90歲的陳婆婆到50多歲的李素琴，從40歲的黃茜到17歲的黃欣怡，她們的故事中滿含命運之感。胡安焉是闖入文壇的一匹黑馬，這位“野生作家”用原生態的筆法，以極強的現實沖擊力留存一份打工人的生活與心靈檔案。他的《我在北京送快遞》曾連續7周位列豆瓣熱門圖書總榜榜首。作者最開始在豆瓣發表了《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成為網絡爆款，后來被《南方都市報》、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等轉載，擴大了影響力，之后《讀庫》編輯看到他另一篇講述送快遞工作經歷的《派件》，改為《我在北京派快件》發表在《讀庫》上。今年3月，這兩篇文章和其他幾篇一同收入了他的非虛構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遞》。這里想著重談談這本書，因為它給我留下了極深的閱讀感受，以至于后來看到快遞員的未接電話，我都會愧疚耽誤了他們的工作。

《我在北京送快遞》中，作者算了一筆賬，當時的北京快遞員平均月工資7000元，每月工作按26天算，日薪就是270塊。刨去卸貨、分揀和裝車的固定時間成本，剩下每天派件約9小時，那么每小時得產出30元。而一個快件平均賺2元，等于每4分鐘就要送出一個快件。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吃飯或上廁所，都“太奢侈了”。這筆賬極富沖擊力和現實感地寫出了在算法社會里，資本對時間的切割。職業作家當然也這么寫過，文學史中不乏“算賬”類的橋段，但對快遞員這個新興職業的賬怎么算，恐怕多數書齋里的作家是陌生的。當然，書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很多，包括作者敏感細膩的內心與機械的工作之間是如何格格不入，在面臨同事監守自盜時，“我”內心如何抑制不住地厭惡以致最終辭職，等等。可以說，這是一部陽光與陰影同在、展露生活粗糙質地的作品。胡安焉1999年畢業后輾轉于廣東、廣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打工，干過漫畫編輯、便利店店員、自行車銷售、物流揀貨員、快遞員等工作，20年間，他換了19份工作，沒有一份與作家有關，但是他卻寫出了不一樣的作品。他能破圈的原因何在？恰恰在于他從不在“圈”中。

進而想到不久前，評論家、作家房偉在《當下青年寫作的“四種癥候”及其反思》中表達的擔憂。他首先提到的一種癥候就是“圍欄癥”：“就青年創作的隊伍建設而言，近些年來，純文學領域的青年寫作，變得日益‘創意寫作化’。”他對青年作家培養模式的高校化、精英化進行了反思，認為這種專業化寫作讓青年作家過早地從廣闊的社會生活實踐中剝離出來，過早地進入了一個文學傳幫帶的“圈子”。顯然，這給文學的未來發展埋下了隱患。另一面，我們也看到一群“野生作家”異軍突起，他們或借助于網絡自媒體，或借助于文學網站，或借助于網絡社交平臺，不時給文壇吹來新風。比如借助微信公眾號“三明治”的力量，許多自由職業者、品牌策劃、銀行職員、公益從業者、老師、醫生等“素人作者”對寫作不再望而卻步，有了表達和發表的權利與機會。正如該公眾號創始人李梓新援引國外“Life Writing”概念所說，“無論是‘生活寫作’還是‘生命寫作’，Life Writing最大的意義是在于讓生命在文字里面流動起來，所有人成為命運的共同體。當你閱讀到他人的生命文字，TA的一部分生命其實來到你的體內，甚至會超越時間保留下去。”通過以上這些例子，我們的思路也逐漸明晰，從創作上讓文學實現破圈自然是一體兩面：對那些“野生作家”“素人作者”乃至更廣泛的大眾，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激活他們對生活的感知、記錄的熱情、表達的渴望，讓更多人有信心和勇氣拿起筆，是一種從外向內的“破”；對那些以寫作為業或以寫作為志向的職業、準職業作家而言，則要從內向外地“破”。大家不能忘記，若沒有生活的附麗，“作家”的身份就只是一個名頭。莫言早年是軍人，余華早年是牙醫，畢淑敏早年是軍醫，劉慶邦早年是礦工，作家自身生活的成色和質地，很大程度決定了他們的文學成就，當代文學史早已證明了這一點。

把“現象級文本”的名單延伸下去

從評論方面講，最近“重勘現象級文本”的文學行動顯得頗為意味深長。大家試圖從文學史經驗中尋找規律，體現出學理探索與干預現實的雙重努力。自2022年第1期開始，《小說評論》開設“重勘現象級文本”欄目，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曾對文學界和社會產生廣泛影響的文本。該欄目已涉及盧新華的《傷痕》、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蘇童的《妻妾成群》、王小波的《黃金時代》、王朔的《頑主》、曹文軒的《草房子》、陳忠實的《白鹿原》、蔡智恒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金庸的武俠小說等。“現象級文本”的重新指認、分析、評價、研究，不僅是一種回顧或文學史的再發現，它更提醒我們，在那個不需要破圈的年代，文學何以與時代生活、與普羅大眾產生密切關聯。

“現象級文本”不一定是文學史經典。按欄目主持者何平的設想，這些“待勘”的對象包括《喬廠長上任記》《愛，是不能忘記的》《公開的情書》《人到中年》《陳奐生上城》《春之聲》《受戒》《芙蓉鎮》《人生》《平凡的世界》《高山下的花環》《美食家》《北方的河》《綠化樹》《今夜有暴風雪》《新星》《鐘鼓樓》《棋王》《爸爸爸》《紅高粱》《我與地壇》《活著》《廢都》《柏慧》《長恨歌》《分享艱難》《塵埃落定》《青衣》《國畫》《暗算》《三體》《繁花》等等。它們的特征是深深嵌入“公共性”“社會性”“國民性”，流通性極強，與讀者、與時代的文學生活和精神生活，與重要的社會議題、社會思潮乃至價值觀念的嬗變緊密相關，甚至某種程度引發了后者的變革。換個說法，“現象級文本”套用今天的話說，是不是就是“破圈的文本”？盡管當時的“圈”或大不同于今日。

總結它們的共同點，或可發現，除了某些給當代文學帶來審美嘩變的作品外，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寫出了生活的粗礪感。這種粗礪感不是指美學上的粗糙，而是在捕捉生活、再現生活、想象生活方面，作家抓住了生活本質的東西——陷入泥潭的時刻，如何掙扎而起。我們今天能不能產生這樣的作品？如果有，我們的評論能否及時地發現并予以指認？如果沒有，我們的評論如何引導、支持與鼓勵這樣的作品？或者說，如何培育誕生類似作品的文學生態、創作土壤、寫作空間？在致敬或梳理曾給我們帶來巨大影響的“現象級文本”的過程中，我們感受到的不僅是它曾給讀者的巨大觸動——街談巷議的熱度或激蕩人心的震撼，當然更有對作家與讀者、文學與公眾親密關系的緬懷和呼喚。我們期待著這串長長的名單，能繼續延伸下去，填充進我們今天的時代之聲。

（作者系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