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論的當代回響】

植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前提。中國傳統文論內涵豐富，是民族審美經驗和文藝實踐的歷史結晶，是偉大民族精神的美學表達，長久以來已通過文藝實踐和審美活動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深刻地塑造了中華文明的整體形態。其恒久的美學價值，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進程中顯示出深沉而持久的力量。

“剛健”美學的人文底色

張岱年先生在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時，將“剛健有為”放在首位，認為這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思想和基本人文精神之一。“剛健有為”的精神充分體現在儒家思想中。孔子提倡并踐行“發憤忘食”的進取精神，將“剛健”“弘毅”視作“有為”的前提，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并踐行終身。孟子高度推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剛毅品格。儒家經典《易傳》對“剛健有為”精神有著集中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強調大自然生生不息、剛強勁健，君子應效法天體運行，奮發進取。這是對中華民族剛健有為精神的集中概括和表達。

“剛健有為”精神體現在中華民族每一次整體性的重大歷史選擇中，也體現在歷史上無數志士仁人個體面對困境的堅忍進取中。當民族遭遇低谷、面臨危難之際，這種精神更成為激勵人們的強大力量，充分體現出中華民族百折不撓、不斷奮進的堅忍意志和頑強生命力。司馬遷《報任安書》說：“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作為深層文化心理，“剛健有為”既表現為民族文化創造的精神狀態，也通過作品中的書寫不斷傳承發揚。杜甫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陸游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些蕩氣回腸的詩句無不體現剛健、沉郁、昂揚的精神氣質。

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文化精神和價值取向，凝練出中華美學精神的基本類型，對先秦審美意識的產生和中華古典美學思想建構產生深遠影響。“剛健”的自然之力與精神之美，是中華美學精神的重要特征，并在傳統文藝創作和美學思想體系中，呈現出豐富的表述形態，構成中華美學精神乃至中華人文精神的鮮明底色。以“剛健”為中心生成“風骨”“雄渾”等內涵豐富的傳統文論思想，深刻影響著傳統文藝各個門類的美學選擇和審美風格。

“剛健”美學思想的豐富拓展

“風骨”是剛健美學思想在傳統文論中重要表達之一。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中寫道：“剛健既實，輝光乃新。……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我們知道，“風”原本指的是人的氣質、風度，為“風骨”生成之本；“骨”則決定著人的體格并通過外在肌膚呈現體貌。《文心雕龍》以“風骨”設喻詩文，則“風”為詩文之命意，“骨”以文辭呈現作品的形象實體。劉勰認為真正的好詩文應是“風清骨俊”，標舉和倡導明朗、洗練、爽直而又勁健有力的美學風格。

與劉勰同時期的文論家也多以“風骨”談詩論藝。鐘嶸《詩品》提倡詩的“風骨之力”。謝赫《古畫品錄》論畫“六法”中推重“骨法”，并稱畫家曹不興畫龍“觀其風骨，名豈虛哉”！盡管對“風骨”美學內涵的理解和使用各有側重，但明朗剛健、質樸有力始終是“風骨”論的重心指向。將“風骨”作為審美價值評判標準在當時具有一定社會意義，就是要以“風骨”來批判、糾偏六朝以來文藝中的綺靡之風。這也啟示我們從時代影響力角度提出并弘揚一種美學風格的重要意義，它不僅僅影響文藝家的創作實踐，還肩負著通過審美引領、凝聚和影響時代精神的重要功用。

唐代司空圖繼承“剛健”美學的基本品格，強調詩人要效法“天行健”精神，積蓄剛健之氣，并結合詩歌創作對“剛健”美學進行更為細致和全面的分類表達，提出“雄渾”“勁健”“豪放”“悲慨”等具體的詩歌美學風格類型。《二十四詩品》所闡釋的“剛健”美學的風格特征，是對“剛健”美學豐富形態的系統概括與歸納，深深影響中華傳統美學的發展進程。漢魏風骨、盛唐氣象，盡管宋元以降空靈淡遠成為文人的審美風尚，司空圖所標舉的雄渾、悲慨、豪放、勁健等品格，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詩學的美學追求，宋代詩學“興趣”與“妙悟”說的倡導者嚴羽，贊賞盛唐之詩“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

剛健美學思想在明清時期受到文論家的重視，并進行更為豐富的闡發和描述。如清人姚鼐指出：“其得于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鐵；其于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這里，“陽剛”之美作為剛健美學的新表達，進入文論話語之中。此后的“壯美”等，都是對這種美學品格的進一步拓展，以期對時代文風、詩風產生引領和影響。

“崇高”觀念與“剛健”之美

西方美學的“崇高”范疇引入后，有人認為中國美學思想中的剛健、雄渾、陽剛之美等都可包括在“崇高”范疇之中。實際上，由于人文基因和文化傳統不同，中華美學的“剛健”精神與西方美學的“崇高”范疇并不相同，有其自身獨特的文化內涵，并在中西美學觀念的對比中體現出鮮明的美學價值。

西方美學的“崇高”觀念，產生于抵抗浩大外力之時人的內在感受，蘊含著感性與理性的不和諧。西方近代美學家們認為，“崇高”指向關于偉大、壯麗、驚人甚至恐懼的心理狀態，是與美相對立的、外在的觀念。在對“崇高”范疇的理論闡發中，西方美學家往往注重沖突各方的矛盾對立與分裂，認為“崇高”是一種由痛感轉化出來的消極快感，起源于人們面臨危險時所產生“自我保護的心理”，恐怖和驚懼是崇高感的心理內容，只在生命受到嚴重威脅時才活躍起來。特別是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當代藝術以危機和荒謬感，表現現代人的巨大困惑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面危機，美與惡丑并存的傾向登峰造極，透露出古典崇高即將解體的消息。

與西方美學范疇不同，中華美學的“剛健”之美，源自民族文化精神上的剛健有為、不屈不撓，是正面的、積極奮發的力量表現。宇宙雄渾勁健、運行不息，中華民族的先人從宇宙偉力中感悟永恒而又深邃的啟示，充分肯定和高揚人的尊嚴、自信和理性力量，在人與自然的和諧中獲得人的最大自由。在這和諧的壯美之中，沒有偏頗、極端、分裂與毀滅，更無恐怖和慘厲。同時，中華美學的“剛健”之美，既包含著陽剛、壯美的精神追求，也包含著剛柔相濟的宇宙哲學。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從不對立。《尚書》中就推重“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易傳》認為“剛柔相摩，八卦相蕩”；姚鼐說“陰陽剛柔并行而不容偏廢”；劉熙載也說“書，陰陽剛柔不可偏陂”。“剛健”之中蘊含著韌性的追求，這是中華民族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式決定的。在中華美學思想中，陽剛之美不僅雄偉、勁健，同時要有內在蘊藉，不能鋒芒畢露；陰柔之美不僅要秀麗、柔婉，而且同時要表現出內在的骨力。現代畫家傅抱石、關山月合作的山水巨制《江山如此多嬌》，正是兩種美的完美結合。當然，在兩種美之中，陽剛美始終是主導方面，這是中華文化“剛健”之美的鮮明特征。

“剛健”美學精神的時代價值

中華民族具有連續性的文化進程告訴我們，文藝必以氣象取勝。剛健雄渾的美學精神中，蘊含著自強不息、勇于進取的精神力量，中華歷史上下五千年，雖然飽經憂患，卻能渡過一道又一道難關，其內在動力和凝聚力正在于此。我們只有大力弘揚傳統文化剛健自強、奮發有為的精神，才能鑄就民族復興的偉業，不斷創造更加輝煌的未來。

這令人聯想到魯迅先生對“剛健”文藝美學的重視和呼吁。在民族陷入生存危機的積貧積弱的年代，他大力倡導“力足以振人”的文藝，批評那種“咀嚼著身邊的小小悲歡并視之為全世界”的狹隘文藝趣味，并身體力行，致力于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魯迅晚年傾力于譯介外國版畫作品，其意正在于通過編輯出版這些版畫作品，倡導新興木刻運動，扶植剛健、質樸的文藝，以期達到振作國民精神的目的。剛健、質樸、有力的審美追求，集中體現了昂揚向上、不斷奮進的文化品格和時代精神。這種美學精神在歷史進程中形成廣泛共鳴，發揮重要作用，產生深遠影響。正是在這一時期，延安革命文藝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蓬勃發展，結出豐碩的果實，誕生《黃河大合唱》《白毛女》等體現偉大民族精神的文藝作品，不僅激勵著革命軍民奮起抗戰、救亡圖存，推動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取得最后勝利，也振奮千千萬萬普通民眾走向美好明天的澎湃激情。

今天，在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必然要求有強大凝聚力、剛健清新、生氣昂揚的文化精神與美學力量。倡導弘揚傳統文論和審美范疇中“剛健”美學精神，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文化價值。

當代文學應著眼于時代需求，在文學創作和文化建構中灌注剛健雄渾的美學追求，以黃鐘大呂的新時代史詩性表達，弘揚剛健之美，滌蕩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級趣味，掃除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錯誤思想，糾偏社會審美異化、摒棄畸形審美，以強健的風骨、獨特的意蘊、積極的追求，提高時代審美的精神高度。

與此同時，深刻領悟剛健美學的時代價值應具有更為開闊的文化視野。從人類偉大的人文傳統中汲取解決今日世界性文化困境的努力，自然應該包括對于中華美學傳統的辯證取舍和古為今用。當前，應致力于深度詮釋“剛健”美學精神的深刻內涵和時代價值，在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形態塑造中、從中西美學“崇高”觀念與“剛健”精神之間的差異和互補性“對話”中，實現傳統文論精華與現代社會的有機銜接。以清新、中正的“剛健”之美充盈著人們的精神生活，為持續改善人類精神生態發揮積極作用。

總之，優秀傳統文論和中華美學精神的當代建構，肩負著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文化使命。我們應更多地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深入提煉契合時代需要的思想觀念、美學精神和價值追求，使其融合到時代文化精神的偉大創造中，以自覺的使命意識，展現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形態的強大魅力。

（作者：葉青，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江西省文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