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份政治”：“道德綁架”的文化裝置

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盡管有一批作家在各種文類中，表達對道德的認信，但不能否認的是，越來越多的作家尋求審美表現的更大的自由度，拒絕道德、倫理等字眼對文學的接近。對于后者，如果簡單地將之視為厭棄道德而唯物質是舉者，恐怕是過于簡單化的理解。須知，“‘無涉道德’本身就是一種道德主張”。{1}對于這樣一種影響廣泛、具有代表性的寫作倫理思潮，只是以消費主義批判的思想資源，對之進行反思，并不能接觸到當代作家面向的問題實質，而且也忽視了這一思潮在公眾群體中有廣泛接受傾向。

在新媒體時代醞釀的文化園地中，人們熱衷于用道德等規約去評判公眾人物、知識分子、婦女兒童、原生家庭，又熱衷于反抗施加到自我所屬群體的網絡暴力、權力統治、法律規約等等。將這種文化現象與當代作家所呈現的“無涉道德”的“道德觀”聯系起來，追問后者的行為心理和言說動機，厭棄外在規約、拒絕“道德綁架”的核心訴求也就漸漸凸顯。“道德綁架”已經是新媒體時代令人不再陌生的文化現象，由此衍生而來的網絡暴力令人畏懼道德批評如虎。盡管網絡暴力所指涉的內涵與道德綁架并不完全一致，更無法與道德批評等而視之，但當代文化中的一個突出現象在于，人們開始對道德、倫理等嚴肅的話題產生怕和疼的生理感受。這種現象自然是令人瞠目結舌的，顯出某種“小時代”的倫理危機。然而，熟悉當代文學史者，皆能明白此一反抗道德的主張，有著深遠的歷史背景和權利探討動因，那就是，人們的集體無意識中，潛藏著對“倫理政治化”和“道德綁架”的無邊恐懼。

吊詭的是，當代人所處的社會文化語境卻又賦予了人們任意劃歸“身份”的便利。一方面，當代人渴求獲得尊嚴感和被承認，這根源于人性的隱秘心理，故此，“現代的身份感迅速演變為身份政治，個體借此要求他們的價值得到公開承認”。{2}另一方面，當這種尊嚴感與認同感與互聯網信息流鏈接，對他者身份合法性的質疑攻訐開始蔓延，自以為掌握了身份劃歸的能力，就是掌握了道德真理，便能通過自我的道德判斷約束他人，甚至綁架他人的自我，以期達成預想的事件發展軌跡。可以說，“身份政治”作為一種文化隱疾造就了世道人心的異化，以“身份”為情感要挾，以“利益”為價值追求，以“快感”為心理渴望，共同形塑了熱衷“道德綁架”之人格的病態畫像。加之文化傳統中的格言警句常被人奉若圭臬，而這些規訓并未經過反省重審的轉化過程。諸如“幫人幫到底，送佛送到西”的文化斷語助推了“道德綁架”的蔓延態勢。人們在使用這些警句格言之時，常常忽略了一個必要的反問——憑什么？好人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善事，已是仁至義盡、竭盡全力，而苛求他們“送佛送到西”則是苛求者自我中心主義的過分張揚。

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當代作家身處這一“身份政治”泛濫的文化語境中，加上源自“倫理政治化”的歷史記憶及其沉重體驗，在文學敘事中自然會著重發掘“道德綁架”的幽影，探究其成型的文化因素和心理動因，追問其造成的社會危害和文化危機。故此，“道德綁架”現象作為一個可以打通現實社會病癥、作家現實關懷意識與國族歷史文化基因的理論線索節點，對于重審當代文學敘事倫理的發現與遮蔽，對于走向當代文學所代表之文化心靈的深層結構，形成了一個非常關鍵的窺視窗口。而以此為研究主旨，首先要面臨的問題是，寫作者何以通過敘事倫理的魔法之筆，發現“道德綁架”的文化印記，呈現出“道德綁架”現象所含納的人格病態。

二

“責任話語”的異化：“道德綁架”的權責偏謬

當代文學關于“道德綁架”文化現象的敘事倫理的流露，是從對“責任”這一生活體驗的反思開始的。從柳青《創業史》、周立波《山鄉巨變》到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敘事者挖掘了政治規約或解嚴環境下“農村新人”招致的流言蜚語，探討了不同社會語境中“農村新人”理應遵循的責任倫理。從張煒《古船》、陳忠實《白鹿原》，到趙本夫《荒漠里有一條魚》、胡學文《有生》，寫作者探索了古老中國靈魂凝結在鄉土人物上的德性根基與責任擔當，與之相對的則是庸碌乃至流氓之輩對他們的攻訐誣陷和綁架利用。人生存于社會群體之中，首先面對的就是復雜的人際關系，包括親子關系、夫妻關系、師徒關系、朋友關系、宗族關系、上下級關系、官民關系等等，不同的社會文化規定了這些關系的具體生態，即所謂“十里不同俗”，其中關鍵在于各種關系內蘊了各樣的權力—責任模式。究其根本，“責任就是權力的一個功能，無權者無責任”。{3}文明的責任模式，往往具有相同之處，例如權責對等、人道關懷、友善互助、知恩圖報、尊老愛幼等等；而野蠻的責任模式，卻各有各的野蠻，例如一夫多妻、遺棄老人、忘恩負義、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等等。當代文學敘事倫理正是在書寫“責任話語”的過程中，發現了“道德綁架”本身的權責偏謬和野蠻本相，后者直接導致了當代社會中“責任話語”的異化。人們一旦被他人以責任相要挾，往往意味著個體權利的削弱和個體訴求的壓抑。由于這些“責任話語”異化的文化因素不同，并且產生的權責偏謬也具有不同性狀特點，在當代文學流露出的敘事倫理中，這些異化現象主要再現為如下幾種類型：行善之人不能拒絕道義苛責、知識分子不能向社會求待遇、親朋好友不能把自己放首位、父母親人不能對子女提要求等等。當代文學敘事倫理之于“道德綁架”的權責偏謬的揭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其一，當代文學敘事倫理顯示出，“道德綁架”潛藏在對惡的忽視和對善的苛求中，世人以偏謬的道德觀念，要求好人承擔更多的責任與后果。嚴歌苓《芳華》中的劉峰救了一個偷入靶場的老太太，然而只因后者進靶場是為了撿取公社漏下的紅苕，文工團的戰士們就說“雷又鋒（劉峰綽號）這回當錯了雷鋒，救錯了人”。慣于“道德綁架”的人，便是用如此嚴厲的評判標準，去要求永恒的善行符合一時的政治標準，而罔顧了對生命的敬重，更是異化了好人應有的責任，使后者變得愈加復雜而沉重。劉峰生活于這般壓抑、苛刻的文化環境中，極富同理心的他但行好事、不問前程，其悲劇性可想而知。而林丁丁之所以震驚于劉峰的求愛，就是認為劉峰這樣的“圣人”不能像所有男人一樣表達愛意，{4}這無疑是說，行善之人絕不能擁有流俗之人同樣具有的愛恨情仇。徐則臣《我的朋友堂吉訶德》里的老周敏銳地發現了當代社會的日益冷漠、分裂，決心從自己做起，微笑對人以期打破人際隔膜，因為“人人自危的環境里，賊只會越來越多”{5}。可以想見，他遭受了種種鄙夷和嫌棄，只有老人和孩子愿意接受他的禮物。他給大爺遞煙，卻被其女兒指斥為害人，他給孩子的大白兔奶糖，被孩子母親貶為爛東西。在盛行“道德綁架”的文化環境里，行善只是事情的開始，好心常被質疑暗藏害人的心機，好人要自證清白并承擔難以想象的、維護他人的責任。程先生（王安憶《長恨歌》）、宋沒用（任曉雯《好人宋沒用》）、憶秦娥（陳彥《主角》）、老扁（趙本夫《荒漠里有一條魚》）這些好人，往往被要求付出更多的犧牲，甚至他們的付出已被當作理所當然，接收者心安理得地接受這種善行，即便偶有報恩之心還要等著好人的“開口”。{6}但前者忘了這樣一個事實，一旦好人開口，豈不成了乘人之危的小人？所謂善行也便成了“交易”。

其二，當代文學有關倫理敘事關注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悲劇，揭示了熱衷于“道德綁架”之人的謬誤在于，用想象的、古代的“圣人君子”之德行操守，要求現實的、當代的“知識分子”之言行舉止。應物兄（李洱《應物兄》）為了滿足領導們的要求，為了符合他們對于現代儒學傳人的道德期待，應物兄不得不練就了委曲求全、“表里不一”的“修養”功夫；林宜生（格非《月落荒寺》）身為哲學教授衣食無憂，之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外部世界對內在自我的撕裂和擠壓，是因為他被人們——包括前妻——以道德為名要求容忍與承受那些生命苦痛；楊科（閻連科《風雅頌》）被妻子搶走了自己珍視的學術著作，卻仍被后者希望能夠寬容大度而不去告發。知識分子對于社會的責任，固然有其公共性的一面，就中國儒家傳統而言是“修齊治平”，以西方公共知識分子傳統為參照，知識分子有向整個社會發聲的義務。{7}但是，這一切的“責任話語”有一個必要的前提，即知識分子應當服從具有普世價值的道德律令，不能落入別有用心者為了牟利而設置的倫理圈套，否則知識分子不再是分享了智慧與勇敢，而是印證了愚昧和懦弱。正因如此，王小波在他的“時代三部曲”中，刻寫了知識分子對“智慧”的求索，李靖（《紅拂夜奔》）機智百變、擅于發明，李先生（《似水流年》）在動亂年代苦苦鉆研無人問津的西夏文，而王二（《黃金時代》）用邏輯破解眾人對陳清揚生活作風的無端苛責，王仙客（《尋找無雙》）則是敏銳地發現眾人進行道德審判背后的晦暗人心和愚昧本相。

其三，通過挖掘親朋好友等人際關系的隱秘，當代文學揭示了“道德綁架”對友好型人際關系的破壞之始，在于將一切現代型社會關系納入血緣倫理框架中，用后者代表的道德觀念來圈定現代社會的人際關系。付秀瑩《野望》寫出鄉村企業家劉增志的心理，劉增志曾在招工上幫助村人，可惜廠子經營遭遇危機，眾人紛紛向他討債。劉增志酒后吐出心聲：“我劉增志，開廠子，怎么對工人的，唵？都是鄉里鄉親，沾親帶故，我是憑著自家的良心，我憑著良心。可如今呢，我遇上事兒了，大伙兒怎么就不念一點兒情分，唵？恨不能把我一口吃了哇！狗日的們。就忘了當初求我的時候了？”{8}劉增志酒后失言，將工人的催債視為忘恩負義的行為，自認為善良的劉增志非常迫切地希望“沾親帶故”的工人能夠拉他一把。然而，這種酒后的直言快語卻顯出某種“道德綁架”的意味，其話語深層是對工人勞動者身份的忽視，認為工人是自己的親人好友，恰恰是異化了工人與老板之間的責任關系。按照樸素的道德觀念，親友的確有相互扶持的義務，否則就顯出涼薄的品性，但作為勞動者的工人卻并沒有這一責任去幫助老板走出困難，勞動者付出辛勤的勞動，已經是付出他所擁有的全部。在這一層面上，忽視了“責任話語”的異化，劉增志的酒后吐真言只能是對自己心理的二次傷害。溫如風（陳彥《星空與半棵樹》）因為自家的半棵樹被村霸偷砍，決心上訪，而地方官僚為了阻止溫如風，就派溫如風在鎮政府任職的老同學安北斗上門，寄希望打感情牌，試圖令溫如風為了老同學的工作而放棄上訪，這是一種常見卻暗合國人心理的“道德綁架”。顯然，在這種責任話語中，溫如風若是不顧同學的“金飯碗”，就有不義的嫌疑。同樣，曹德寶、春燕夫婦（梁曉聲《人世間》）之所以跟周秉昆分道揚鑣，正是因為他們想憑借周秉義的權力謀取私利，并且在沒能如愿后懷恨在心，參與了對周秉義的誣告。曹德寶看秉昆當初幫了困難的孫趕超，就義正言辭地對周秉昆說：“朋友間什么時候分出親疏遠近了？我們求你走走你哥的后門，想價格便宜點兒買一套房子，這點兒面子你都不給嗎？”{9}然而，此時房價已經大漲，德寶的道德綁架自然令秉昆大為光火。曹德寶沒有考慮到秉昆對兄長秉義的愛護，沒有認識到這種要求已超出了秉昆作為朋友的責任，也混淆了與秉義之間較為明了的百姓與官員的界限。當代文學正是在這人心的勘探之旅中發現，原本現代社會的上—下級、官—民、資本家—工人之間較為清晰的權責體系，被納入傳統鄉土的圈層倫理中，朋友之間的責任倫理業已變質為強權綁架個體意志的手段，深受其害而能夠與之抗爭者則是少之又少。

其四，核心家庭日益走向崩解，親子關系中的愛與包容被圈定為單方面的責任。須知，中國現代文學以青春審美為創作的內驅動力，高老太爺（巴金《家》）、周樸園（曹禺《雷雨》）這類“封建大家長”是陳腐人物的代表，往往用“封建道德”綁架兒女、規訓青年，阻礙青年的自由選擇和人生路徑。與現代文學表現父輩道德綁架兒女所不同的是，當代文學逐漸警惕青春審美的合法性，描寫了精致利己的“巨嬰”，他們以責任話語綁架勤勞善良、包容忍讓的父輩，以求個人利益的擴張和瞬時快樂的留存。刁菊花（陳彥《裝臺》）從不憐惜父親刁順子的辛苦工作，反而嫉妒父親對于妹妹韓梅的夸獎，憎恨自己的后媽蔡素芬，屢次為難她，而且當刁順子要懲罰她時，“突然大喊一聲‘媽——’，哭得一頭撲在了床上，抽搐得整個榻榻米都在晃動”。因為菊花的親娘跟別人跑了，順子為此常怪自己無能，所以“最聽不得的就是菊花這聲哭，一哭，任他再硬的心腸，也都被這攤淚水泡化了”。然而，應當指出的是，順子的心理早已被菊花知悉，“她干脆住進了刁大軍住過的那家五星級酒店，既然是過年，那就好好過一回，反正錢這東西，自己不花，刁順子還是要讓其他女人花完的。”{10}她正是要以順子心底最大的疼痛刺激他，將一切不幸的責任——包括母親的出走、自己的丑陋——都歸罪于他，進而為自己張狂無端尋找邏輯根據，為避免受罰而尋找逃脫借口，為揮霍父親血汗錢而尋找道德綁架的理由。

如上所述，當代文學從人際關系形塑的人心文化出發，發現“道德綁架”的具體表征，探究權責偏謬造成的“責任話語”異化。在這之中，被道德綁架之人，從來難以向他人訴說自己的權利，卻總是被偽裝成敬佩、尊重、親愛的各種責任要求而包圍。好人不正被要求著“幫人幫到底，送佛送到西”？知識分子不正被要求著“安貧樂道”？親朋好友不正被要求著“重義輕利”？父母雙親不正被要求著“不求回報”？凡此種種，無不引人深思一種健康的權責關系所應有的具體內涵到底是什么。劉小楓曾在《記戀冬妮婭》一文中，反思革命斗爭對“個體愛欲”的“道德綁架”。保爾對冬妮婭宣告自己的準則——第一位是黨，其他人是次要的，“面對保爾的粗魯”，有一次冬妮婭反問：“你憑什么權利跟我這樣子說話？”冬妮婭的反問是至關重要的，“革命有千萬種正當理由（包括謳歌同志式革命情侶的理由），但沒有理由剝奪私人的愛欲權利及其自體自根的生命含義。”{11}更進一步而言，不論是“革命”，抑或是其他的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都不應忽視權責關系的平衡，以避免造成實質性的“道德綁架”。而對于當代文學敘事倫理而言，發現“道德綁架”的權責偏謬并非一切的終點，更深入的思考在于，當代文學敘事倫理對“道德綁架”背后文化、歷史等多種因素的整體批判，這也是下文著重探討的核心所在。

……

注釋：

{1}劉小楓：《波士頓的長電郵——美利堅的政治成長與普遍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7頁。

{2}[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求》，劉芳譯，中譯出版社，2021年，第15頁。

{3}[德]漢斯·約納斯：《技術、醫學與倫理學——責任原理的實踐》，張榮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第224頁。

{4}嚴歌苓：《芳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第10頁、第52-53頁。

{5}徐則臣：《在水陸之間，在現代邊緣》，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第100頁。

{6}王安憶：《長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223頁。

{7}“重要的是知識分子作為代表性的人物：在公開場合代表某種立場，不畏各種艱難險阻向他的公眾作清楚有力的表述。”[美]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32頁。

{8}付秀瑩：《野望》，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年，第131頁。

{9}梁曉聲：《人世間》下，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386頁。

{10}陳彥：《裝臺》，作家出版社，2020年，第36頁、第286頁。

{11}劉小楓：《記戀冬妮婭》，《這一代人的怕和愛》，華夏出版社，2020年，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