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信出版集團推出了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薩利尼科夫的小說《彼得羅夫流感》。這是一部關于當代俄羅斯生活圖景的小說，獲得了2018年“俄羅斯全國暢銷書獎”。“生于蘇，長于俄”的薩利尼科夫目睹了普通俄羅斯人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困境，他用文學構建起俄羅斯人怪誕詭譎而又真實殘酷的日常生活。在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流感的隱喻也折射出現實的荒謬。或許“彼得羅夫流感”正是俄羅斯乃至這個狂熱的世界正在經歷的病痛。

活動現場

10月19日，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與中信出版社共同舉辦了一場新書活動。活動現場哥廷根大學斯拉夫語系系主任及人文學院副院長馬丁·弗萊澤(Matthias Freise)、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田全金和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副教授顧文艷三位嘉賓圍繞“俄羅斯當代文學的現實魔力”這一主題展開了對談。本文整理摘編自對談內容，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發布。

顧文艷：伍爾夫曾經在100多年前的論文集《論罹病》里說到過，如果要寫一部關于流感的小說，大眾會抱怨書里沒有情節、沒有愛，因為愛在這里通常是偽裝的。《彼得羅夫流感》是一部關于流感、關于一場蔓延性疾病的小說，但是它不是瘟疫，它是流感型的，這跟我們經歷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樣，我們可以從這一點開始說起。我們幾位嘉賓都已經看過這本書了，可以講一講對這部小說的敘事的印象。

俄羅斯文學的寫實主義精神

馬丁·弗萊澤：事實上，我本來期待的是一種非常瘋狂的或者非常超現實的書寫方式。但在閱讀本書的時候，尤其是在前幾章，我覺得這書太真實了，關于俄羅斯的這種極其細微的描寫能夠呼喚起我對俄羅斯這個地方非常真實的印象。所以我覺得這本書與其說它是超現實主義，或者說魔幻現實主義的，不如說這本書是對21世紀俄羅斯的真實描寫。

翻譯這本書一定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因為文本里包含了太多關于俄羅斯的現實，還有典故。一個萬花筒式的、全景式的東西在文本里全部展現出來了。這本書里包括一些無軌電車的細節，像俄羅斯人朋友間交流，兩個大人互相見面，但他們會像小朋友一樣交談，說一些孩子氣的玩笑話，這些細節都有很高的翻譯難度。

田全金：讀這本書的時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個人喝得醉醺醺地上了車。我一開始以為這是《從莫斯科到佩圖什基》那樣的小說，但往下看就不對了。主人公不是一直坐公交車，而是突然坐上一輛靈車，有一個神出鬼沒的伊戈爾帶著他坐靈車，然后又去找朋友喝酒還睡著了，他以為做了個夢，結果夢中醒來發現又在靈車上。我開始以為它會帶一點魔幻色彩，整體讀下來，寫實色彩是非常明顯的，而且他關注的是俄羅斯那些社會底層的小人物，主人公是個汽車修理工，還是一個失敗的藝術家。他會畫漫畫，但漫畫沒人給他發表，過的日子也是緊巴巴的。他回溯了他童年時參加一個新年聯歡會的場景。通過這些細節，我感覺到他描繪的是當代俄羅斯比較真實的社會，比較普通人或者是中下層人的那樣一種生活。

這種生活描寫的對象是俄羅斯文學一個比較好的傳統。從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一直到當代文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是干什么，就是描繪社會普通人的命運，并且要探討他們的命運，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從這個立場出發，從小人物的立場出發，并且用小人物的視角來看這個世界，以此來展示作家的一種責任心，他的寫實精神。

顧文艷：這本書不僅在描述的內容上非常真實、現實，有俄國社會特征，同時在寫作的整體框架和它的主題上，都有俄國文學傳統的印記。

馬丁·弗萊澤：事實上，這個小說給我們展現出來主人公彼得羅夫好像是一個中下階層的，或者說是俄國文學傳統里我們所謂的小人物的形象。但是也像許多文學所展現的那樣，俄國文學里面的小人物，他們往往不僅僅是所謂中下階層的代表，就像這個小說里的彼得羅夫，他其實有非常良好的文學品位，他還會創作漫畫，他和一個朋友謝爾蓋在對話的時候，也可以看到他其實知道好的文學或者說好的故事是什么樣的，所以在他這樣一個小人物的面目之下，他其實是一個知識分子，但是也像很多俄國文學里展現的那樣，在俄國社會里，知識分子總是有點像身處于一種“他不在應該在的位置上”，好像永遠處在被社會排除在外的一種感覺里。

顧文艷：主人公的職業是修理工，但是他也有知識分子階層的這一面，但實際上這兩個都是在社會邊緣的人物。

人名和疾病的隱喻、象征與典故

顧文艷：剛才弗萊澤教授和田老師都說到過彼得羅夫在俄羅斯是一個很普遍的姓氏。

田全金：彼得羅夫這個姓氏在俄國是相當普遍的，但是它不是最普遍的，最普遍的姓氏是伊萬諾夫，彼得羅夫有一個隱含的意味在里面。他的姓氏是孤兒院領導隨便給他取的。實際上，他的長相是個韃靼人，他的妻子彼得羅娃也是個韃靼人，那個姓氏很奇怪，一長串，韃靼人的姓氏，韃靼人的相貌取了斯拉夫人的姓氏：彼得羅夫。

彼得羅夫這個詞在俄語當中還有一個意思就是彼得的后代，彼得的兒子，有的叫彼得洛維奇。這個人身上那種比較分裂的性格，可能有點象征意味。作者在分析批判社會時，涉及了一個歷史上的大事件：彼得大帝的改革導致俄羅斯精神的東西方分裂，就形成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這樣一個問題。所以在整個19世紀，很多思想家都投入到了這兩個陣營中。斯拉夫派要批評的，就是彼得的改革以后，讓俄羅斯脫離了原來的傳統。當然這是我的一個猜測，這個名字可能還有其他的象征，可能弗萊斯教授了解更多一點。

馬丁·弗萊澤：當然名字總是有意味的，我有一個和剛剛田教授所說的不太一樣的解釋，彼得羅夫讓我聯想到彼得，彼得是《圣經》當中基督耶穌的門徒里最被寄予厚望的一個門徒。

事實上，可以把彼得羅夫的名字解釋為在俄羅斯文化當中被遺忘的珍寶，在文化越來越凋敝的情況下，它就代表著這種擔負著拯救文化使命的一個英雄的或者使徒的角色。還有這本書里經常會提到希臘神話，可能暗示著彼得羅夫他本身其實就扮演著一個悲劇英雄的角色。

顧文艷：接著我們繼續聊聊小說的另一個主角，他的夫人彼得羅娃。他們兩個確實不是普通人。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你會慢慢發現他老婆是一個連環殺人兇手，他自己也殺過人。彼得羅娃可能代表的是另一種形象。無論是從階層設定，還是從人物的設定，作為一個女性主人公，她有什么樣的意義？

馬丁·弗萊澤：在小說當中有這樣一幕，主角協助殺死了他的一個朋友謝爾蓋。這一幕其實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當中基里洛夫這個角色的互文。這一幕帶有非常濃重的法國存在主義色彩，沒有什么是重要的，死是人生當中唯一重要的事情，這樣的一種氣氛籠罩了整部小說，這種氣氛甚至比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更加突出。

田全金：這本書的書名我再重復一遍，叫《流感當中的彼得羅夫一家以及他周圍的人》，漢語給簡化了，彼得羅夫一家還有他周圍的人得了流感，所以它講的是一個群像，一個眾生像，不是只講一個人的故事。

彼得羅夫是一個汽車修理工和漫畫畫家，他是一個有文化修養的人，他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叫謝爾蓋，整天寫小說，然后準備投稿，最后寫下了稿子，臨死前還規定，稿件要過四天之后再寄給雜志社，結果他把朋友殺了以后，稿件也就一把扔了。剛才弗萊澤教授說了，這讓他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里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有一個惡魔叫斯塔夫羅金，他有兩個朋友，一個叫基里洛夫，一個叫沙托夫，基爾洛夫也是自殺的，而且自殺之前也想了一大堆的理論：信仰，怎么樣證明自己活著的價值，死有價值還是活著有價值，如果我自殺了就證明我戰勝了上帝，我自己決定了自己的命運，所以這里面包含著非常深刻的存在主義哲學的意味。加繆寫了一篇論文叫《西西弗神話》，就專門討論基里洛夫自殺的事情，自殺和殺人行為本身不是一個純粹的刑事案件，里面有一個哲學上的重要話題，就是存在，人和上帝的關系。至于彼得羅夫殺死了謝爾蓋，這里非常有意思的一點是，彼得羅夫，我們一直叫他彼得羅夫，沒說他的名字，小說中有一次提到他的名字，謝廖沙，即謝爾蓋，謝爾蓋就是他，他就是謝爾蓋。

所以這本書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寫實小說，里面有象征意味，甚至有存在主義意味在里面，他殺的就是自己的另外一半，我把我的另外一半給殺了，這是彼得羅夫殺死謝爾蓋的場景。一個追求純文學的謝爾蓋被一個某些方面有點隨波逐流的不成功的畫家殺了，自己殺了自己。

彼得羅娃這個殺手的形象可以有兩個，一個是比較淺的場景，就是關于精神病的場景，精神病不能夠控制自己，可能想要殺人或者想自殺，她差點就殺了自己的孩子和丈夫，為了不殺孩子和丈夫，跟他們離婚、分居。我馬上想到了一個西班牙作家盧卡·德代納，他有本書叫《上帝的筆誤》，上帝造人，出了筆誤，造的人有精神病。除了這個場景以外，還可以把彼得羅娃理解為生活中保留了某種特殊理想目標的人，我們看她殺的是一些什么人，拋棄妻子的人，各種各樣的稀奇古怪的人，她內心控制不住的欲望，這應該帶有一定的復仇女神的性質在里面。

馬丁·弗萊澤：關于彼得羅夫的妻子彼得羅娃，這個殺手有個特殊之處，就是她有很強的自控力，她知道什么時候自己這種想要殺人的欲望會出現，然后她會很好地控制。這樣一個人物其實在俄羅斯文學當中也可以找到一個原型，在21世紀初有一個很著名的俄羅斯作家叫葉甫蓋尼·扎米亞京（Yevgeny Zamyatin），他有一本小說《洪水》，里面女主人公非常想要殺死自己的丈夫和另外一個女性生下的孩子，她這種殺戮的欲望，就像是涅瓦河里上升的洪水。所以彼得羅娃的形象可能是參考了這本小說里女殺手的形象。

顧文艷：其實文學史上沒有那么多連環女殺人犯。文學當中的女性，如果她獲得了暴力的權利、執行暴力的權利，或者有執行暴力的內心，那么她會是個迷人的形象。西方文學史上，可能大家會想到比較著名的形象是麥克白夫人，雖然她沒有自己沾血，但是她才是慫恿麥克白去殺死所有仇敵的人，所以她最后覺得自己手上全都是鮮血，最后也瘋了，其實她也是一個跟瘋癲聯系在一起的形象。在我讀的過程中，彼得羅娃這個形象是最有意思的。

馬丁·弗萊澤：小說其實是個非常典型的家庭三角，就是一對父母和一個孩子。劇情當中有一幕就是這個孩子也生病了，然后父母就輪流照顧他，去討論怎么樣去治療他。這里顯示出非常奇怪的一點，這也可以說是非常俄羅斯的一點，就是他們都沒有用什么正規的醫療途徑去治療小孩，老是找一些奇怪的偏方想要把這個小孩給治好。這種偏離醫療程序可以解釋為一種俄羅斯的文化現象，當然也可以去發掘其中的隱喻，就是說，小孩他身處的這樣一個環境，他的疾病，并不是可以通過醫療手段治療的，流感是隱喻化的。所以，當他父母在打電話給醫生的時候，醫生說什么也不出診，就說沒關系，把小孩放在那里，他自己就會好了。可能說明這個流感它本身就是一個在醫學醫療程序之外的疾病。

田全金：在漢語里我們感覺流感跟感冒好像差不多是一種東西，實際上，大家看英語當中流感和感冒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詞，所以流感是另外一種病，只不過癥狀有點像感冒，我們叫它流行性感冒，簡稱流感。所以流感應該是一種相對來說比較嚴重的病，在歐洲每年很多人死于流感，所以我們可以把流感理解為一種正常的病，真的有這種病在流行。還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精神性的，就是一種瘋癲的病，不是真正生理上的病。那么從治病的方式來看的話很有意思，俄羅斯人治病的方式讓我想起幾十年前我們中國農村人治病的方式，生了病，反正先吃點藥再說，什么病也不管，好了那就好了，不好的話，去醫院、小診所。俄羅斯的這種現象，如果從寫實的角度來講，顯示出的是社會相對比較落后，醫療體系不太健全的情況下，人也不太相信那些東西，隨便找點藥吃，他的藥放了幾十年了，還拿出來給孩子吃。如果從象征性的角度來講，這種流感就不是生理性的流感，是一種傳染性的、精神上的病，所以醫生不管，醫生說你們在家等等就好了。

文化形態的混合與共存

顧文艷：我看這個小說的時候，跟二位老師剛才說的一樣，也感覺它很俄國，有很多俄羅斯文化的元素，包括剛才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小說中的一些場景跟《群魔》里的細節或者是設定都是一樣的。

里面說了很多俄國作家，與此同時也說了很多美國的、當代流行的英語世界的文化，我想這種文化的沖突，特別是在它限定的時代應該是非常明顯的。

田全金：我覺得每一個后發的民族，他在面對一個比他先進、比他發達強大的民族時都想要改良。面對一個新的文化，他的想法是：我的傳統文化，在我接受你的東西時會不會丟失，會丟失多少，我能保留多少，這是文化的沖突。說到蘇聯，俄羅斯文化的歷史其實并不是很長，它的黃金時代是19世紀，我們剛才反復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到20世紀的時候，蘇聯曾經很強大。俄羅斯重新要面向西方，面對的是一個比它先進很多的、富有很多的歐美，那么來自西方的流行文化、流行音樂就來了，這就出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代表的經典文化與現代西方流行文化之間的矛盾。

這里可能我們還有一點小小的誤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一個經典作家，他的文化代表的是一個什么樣的傳統？我們知道現代流行文化，所謂現代信仰，它面對的實際上就是商業文化，文化商業化，我們既要吸引觀眾又要賺錢，存在這個問題。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古典作家，可能你以為他追求的是純文化，其實不是，他也是會做生意的，他寫的書也要在雜志上發表，他自己創辦的刊物也要賺錢。所以沒有商業利益支撐的文化繁榮是不可持續的。所以當代的俄羅斯作家，他在寫作的時候，會盡量引用一些現代西方文化元素來吸引讀者，同時又想盡可能保留對于古典文化的某些尊重在里面。

馬丁·弗萊澤：這樣一部小說里包括了俄國的傳統文學，包括了蘇聯的文學和文化，同時也包括了一些西方現代的或者商業化的文化，它們更像是共存的、混合的，而不可以說是對抗的。

在這部小說里，主角使用了很多搖滾樂來表現他自己內心的精神狀態或者一些想法，所以可以說小說里這幾種文化形態其實是混合共存的，事實上，在蘇聯像披頭士樂隊這樣的樂隊也很流行。

意識流：在清醒與半清醒之間

顧文艷：小說很有趣的點就是它非常寫實，有一幕是說彼得羅夫在一個超市里，那個時候已經新年了，超市里放的大部分歌是什么ABBA樂隊，就是非常典型的在西方會放的那些歌，在我們商店里放的也都是那些歌，這其實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個現象。從敘事角度看，它很寫實，但另一個方面，它又有一些虛構的、非常魔幻的情節，包括兩個殺人犯在一起時的情節，包括他們回到家里的情節。小說充斥著那種非常細致的描述，關于公寓是怎么樣的，一家人洗澡的時候或者共用一個廁所的時候，畫面是什么樣子的，都是非常日常的細節。這些細節跟一些魔幻元素聯系在一起，而且連在一起的方式還是非常松散的。

馬丁·弗萊澤：其實這本小說它嚴格來說并不是魔幻現實主義，因為魔幻現實主義當中許多元素或者敘事是無法用自然解釋的，但是這部小說里它所有的事情其實都有動機。一個人做夢喝醉的時候，產生的幻覺是不會發生在現實里的，所以說這部小說更像是從意識流文學當中吸取了很多元素，作者很有可能是認真研讀了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所以它其實是用了很多類似于人的潛意識當中發生的事情，然后用這種未成形的思想，通過一種支離破碎的語言或者說敘事方式來表現出的一種意識流的手法，在這個小說里非常明顯。

顧文艷：對，再補充一點，因為在得流感的情況下，人也處在一種意識和潛意識、現實和幻想中，意識間的隔膜非常具有流動性，或者說隔膜的界限在不斷游移，就跟喝醉了一樣，或者做夢一樣。

田全金：主人公不僅得了流感還喝醉了，人處于半清醒狀態，所以潛意識當中分不清是在現實還是夢境中，這種情況可能是跟意識流有點關系的。作者應該是讀過很多意識流的書，包括喬伊斯，可能也包括俄羅斯本土的作家安德列·別雷的《彼得堡》，那個也是象征兼意識流的。所以在《彼得羅夫流感》這本書當中，有很多非常精確的寫實的細節在里面，包括腌黃瓜，包括吸煙煙頭怎么扔，這些都是非常精確的細節的東西，但是也有很多象征性的東西在里面。把意識中的活動跟現實中的活動混淆，這一點是帶有一定的意識流特色的。

回望俄羅斯文學的黃金時代

顧文艷：我們知道這本書有名，很大程度上因為它被名導演拍成了電影，并在國際上獲得了聲譽。這本書有一定的暢銷性，同時它又是不可不扣的嚴肅文學。我不知道在當代的俄羅斯文學場域里，這樣的書常見嗎，或者它是一個非常特例的現象，一個文化的現象。

馬丁·弗萊澤：這部書確實是因為之前改編成電影所以有名的，那部電影其實更強調超現實的一面，超過了現實或者說寫實的一面，但是電影和小說本身就有不同的寫法，所以不能夠用同樣的標準去比較。

但是把它放在當代或者說現代俄羅斯文學這樣一個背景下說的話，其實當代的俄國文學的非虛構或者社會調查的傾向越來越重，但是這部小說出乎意料的就是，它好像返回了這種偉大俄國文學的根源，他重新拾起虛構文學，這本書中也提到了很多19—20世紀的偉大作家，給他們注入了新的生命，這本書是否可以看作是俄羅斯文學黃金和白銀時代的最后一股微風，還是說它其實是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我其實更傾向于認為，這可能是舊時代最后一部非常杰出的作品。

田全金：電影我沒看過，這部書它基本的敘事手法，那種比較精密的結構，它的語言，繼承的都是俄羅斯古典文學的傳統，包括19世紀黃金時期以及后來白銀時代，還有蘇聯時代一些比較優秀的作家的傳統。

從手法的革新這個角度來說，確實不是很新，它是舊的東西，傳統的東西還是比較多的，不是那種真正的實驗性文體、先鋒派之類的。跟他同時代或者年齡差不多的，有一些更加有實驗性，比如俄羅斯當代作家弗拉基米爾·索羅金，他的幾部小說文體的實驗色彩更明顯。他有一部小說叫《藍色脂肪》，這本書從未來的21世紀中葉飛到蘇聯時代，對社會的各種各樣的批判抨擊都非常激烈，而且他的用詞也非常大膽，很多黑話、臟話、土話。索羅金還有一本書叫《暴風雪》，里面也是把歷史和現實混淆在一起，實驗性也非常強。

另外，我還想在這提俄羅斯的一位漢學家，他寫過一部架空歷史的小說，叫《沒有壞人》。這本書里他設想的是當年蒙古人征服俄羅斯之后，俄羅斯沒抵抗，投降了，雙方簽訂協議合作了。故事主人公是一個律師，所以這里的故事就包含了很多對于歷史和未來的重新構想。我覺得這類小說它通俗性比較強，它實驗性的色彩也更加明顯一些。

所以，就像弗萊澤教授說的，這本書可能是更加傳統的經典性文學，跟現在的實驗性文體還是不一樣的。

馬丁·弗萊澤：后現代主義雖然是一股非常強大的文學潮流，但是它并不是在每個國家的文學當中都有這么大的影響力的或者說體現的，比如說后現代主義在德國文學當中影響就沒有這么強，盡管在俄羅斯文學當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后現代主義的作品，但是這些作品可能更受文學研究者或者文學學生的歡迎，但主流其實沒有這么歡迎。《彼得羅夫流感》寫法其實是更加懷舊化的，它是對俄羅斯文學黃金時代的一種回望。

顧文艷：我同意這個觀點，我在閱讀過程中確實很明顯地感受到了懷舊的氣氛。我剛才正好又翻到一頁，有一個女教師就在抱怨，她說她想念過去的時代，那個時代每一個孩子都想成為宇航員、飛行員，但現在大家就想成為大款、成為情婦。小說有非常明顯的對蘇聯時代的懷舊。

田全金：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文化記憶，因為人們處于現在這個比較混亂的時代，大家都追逐金錢、地位、名利這些東西，跟在蘇聯時代受到的教育是不一樣的，所以作家懷念過去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現象，我覺得也是比較健康的心理。過去有某些地方是比較好的，因為過去日子過得不夠富裕，人總會有各種各樣的心情，覺得現在雖然比以前吃得飽了，但以前我好像沒這么多煩惱，沒這么多的精神病流行，以前好像會好一點，這是一種文化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