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精神，文化是文明，文化是智慧，文化是方略。

正由于文化的這一特定內涵和豐宏意蘊，遂使其理所當然地成為人的精神之軸、社會的文明之源和國本國運的堅定砥石與強大動力，并由此而決定了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從綿長而璀璨的五千多年中華傳統文化與燦爛文明中走出來的。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中華傳統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僅實現了全程對接，而且達臻了高度融合。中華傳統文化與文明賦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深厚底蘊與強大動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為中國傳統文化與文明源源不斷地注入了璀璨的時代光彩與不竭的創新活力。正是在這種相濡互激中，不但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而且使中華文化與文明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大范圍和深層次上實現相洽相融、互激互勵，全方位、深層次、高水平、大幅面實現守正創新、開拓進取的新突破與大發展。

一、傳統文化與文明的重要價值

正因為文化是文明的載體，文明是發展的動力，而文明與發展則是人和人類社會的本質特征與本能冀求。因為它能給生活添光彩，能為事業賦能量，能使人生有價值，能讓社會有動力，并因此而成為人和人類社會的本質特征與本能冀求。唯其如此，早在兩千多年前，集儒法學術思想與文化粹質之大成的荀子便深有感悟地指出：“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顯然，人之所以為人，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就在于人身上有“義”。而這個“義”的本質內涵便是以“道”與“理”、“德”與“智”為核心意蘊的文化與文明。

顯然，人之所以為人，之所以與草木、禽獸具有本質區別，就在于人身上有“義”理，而這個“義”就是文明、道德、理智、精神、感悟力與創造性等的萃聚與升華。而凡此種種，則均為文化之內涵與本質的萃聚、輻散與延伸。由此足見文化對于人和人類社會所秉有的不可或缺性與極端重要性。唯其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才強調指出“文化關乎國本、國運”，并因此而要求我們“要堅定文化自信”。因為只有“自信才能自強”，“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而我們則不僅有自信的冀愿與需求，而且更有自信的資本與底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而延綿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這是人類文明的奇跡，也是我們自信的底氣。”而面對新時代、新使命、新目標、新任務，我們就是要以這種自信的底氣筑基鑄魂、賦能聚力，全方位、大跨度、高水平“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此，我們就一定要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牢牢“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既不盲從各種教條，也不照搬外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這是我們的理想和追求，這也是中華傳統文化與文明的特質與內蘊。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構建和有效實踐，就是對中華傳統文化與文明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這不僅賡續和升華了中國傳統文化與文明的精神粹質與思想內曜，使之得以發揚光大，而且賦予了中華傳統文化與文明以新的時代光彩與精神內涵，遂使之在馬克思主義的引領和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鍛造與淬煉下，不但實現了質的飛躍，而且煥發了新的光彩。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堅實的歷史支撐，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脈與精神內核，更極為顯豁、極為有效地賦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宏闊而亙遠的歷史縱深，使之得以在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引領和改革開放的實踐觀照下，獲得中華傳統文化與文明的啟迪與燭照，從而得以尤具方略和更有底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故而，它不僅獲具先進的思想引領與科學的理論支撐，更富有曠遠的文化燭照與深厚的歷史底蘊。唯其如此，遂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獲得先進性、科學性、真理性的同時，更秉有了歷史根脈、文化光彩與文明內蘊的洇濡、燭照與支撐，使其在秉具先進而科學的真理性的同時，更富有文明的粹質與文化的光彩。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

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實踐的關聯

中國共產黨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構建、開拓和創造性探索與跨越式發展中，之所以能夠不斷地進行新突破，獲得新收獲，實現新發展，達臻新高度，其關鍵環節和主要原因就在于黨始終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正因為如此，才得以使中華傳統文化在大幅面、廣義涵、深層次上不斷地實現有效繼承與高度升華，并在這個過程中得以持續趨于優化，實現轉化，達臻粹化。中華傳統文化在歷史的淬冶與時代的檢測下，隨著改革發展的歷史進程而不斷豐富發展，從而得以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現有效銜接，進而實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深度文化浸潤與全程文明觀照。

故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首先是社會主義，這是從馬克思主義那里來的；同時，中國文化中樸素的社會主義元素也提供了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而也正是這五千多年中華文化與文明，才得以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事業與康莊大道，所以在實現過程中，必然和必定會在中國式現代化征途中賦予中華文化與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化與文明也必定和必然會賦予這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文化底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所以，“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正由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我們既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又有中華文化與文明極為深遠、宏厚而強大的精神支撐，并由此為我們建立了堅實的思想根基，擘畫了正確的精神導向，使我們得以在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的進軍中，始終方向明確、步履堅定、意氣風發、信心滿滿。這是我們的優勢，也是我們的底氣。

在傳統意義上的四大文明古國中，唯有中華文明不僅從未斷絕，而且一直綿延至今。事實是，我們中華民族不僅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亙遠綿長的文化與文明始終襟連脈動，從未斷裂。特別是當歷史進入到春秋時期，更迎來了中華文化的空前興盛與繁榮，出現了以儒、道、墨、法等為代表的學派林立、學術繁榮的文化鼎盛與文明昌達時期。諸子百家的學術建構與文化創新、思想開拓與理論爭鳴，不僅為早期中華文化注入了激情與活力，而且使中國文化更具豐富的內涵和創新的激情。春秋文化和諸子百家的思想傳播與文化影響，更是大大啟迪和深深激勵了中國傳統文化與文明的創造活力，使中國社會得以在接下來的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一個又一個的文化高潮與文明節點上，奮力進行社會變革，全面實現精神升華，進而形成和積淀了中華文化與文明的豐富性、實踐性與時代感，賦予了我們堅定而強大的文化自信。

而也正是在這一實現過程中，我們既要有開放包容的視界與胸懷，又要有守正創新的意識和方略，特別是始終都要在堅持文化自信中實現文化的有效傳承與大力弘揚，展現文化的文明粹質與時代風采。自覺而有效地賦予中華傳統文化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光彩與精神質地，使從歷史深處走來的中華傳統文化，不僅富有新思想、新理念的精神光彩，而且更符合新生活、新時代的現實冀求，特別是要從中華文化與文明的歷史粹質中總結出中國經驗，升華出中國理論。要高度自覺而有效地用中國文化和文明為中華民族立德樹楷、筑脊鑄魂，使中華民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上得以始終獨立自主，永遠昂揚向上，不但秉承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的高度自覺，而且富有開拓進取、銳意創新的執篤追求。

在這個過程中，要堅持開放包容和守正創新。因為只有開放包容，才能廣擷博采、集優萃菁，全方位、大幅面地采擷和吸納全人類的創新成果與先進經驗。只有守正創新，才能在正確的導向下獲得新突破、實現新發展。對于我們來說，這守正，就是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勠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而創新，則是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旨向和需要，使文化實現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特別是對中華傳統文化，要在傳承賡續、推陳出新的基礎上，按照新時代、新目標、新使命、新任務的特質與特需而不斷開拓新思路、建構新機制、創設新形式、提煉新語言，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三、激活傳統文化的時代光彩

在創造性轉化中實現創新性發展，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時代特點與精神特質，而且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機理與發展動能。這使中華傳統文化得以隨著歷史的延續、社會的變革和人們思想認知的持續遷轉與提升，不斷地閃耀光彩、煥發活力。在這個過程中，它被賦以歷史的真切與世態的生機，并因此而得以在客觀再現歷史發展和社會變繹之法則與規律的同時，更為人們提供社會生活的運行法則和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內在規律以及人們在不同階段的實踐體悟與經驗總結，從而在客觀上為后來的社會治理和經濟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與啟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主席深有體悟地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而習近平總書記則進一步強調指出：“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水有源，樹有根，源流關系與本末法則，從來就是事物生成、運轉、進化、升華的不二鐵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有機銜接和高度契合就是這樣。唯其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才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故而，“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

中華傳統文化與文明的豐富內涵和獨特優勢，不僅表現在歷史悠久、根脈綿長、形態多樣、內容豐富，而且充盈著正氣與浩氣，弘發著理想與道義，秉守著剛正與堅毅，激揚著自強與自信。它不僅輝煌、繁茂，而且悠長、亙遠，是世界四大文明中迄今唯一沒有中斷和消亡的古典文明，而且在新的歷史條件和新的時代變革中不斷呈現出勃勃生機，釋放著滿滿能量，從源頭和根脈上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全程對接與高度契合，不僅為我們的新生活、新事業、新道路、新變革進行了強有力的引掖、支撐和鋪墊，更為我們的新生活、新事業、新道路、新方略賦予了充滿魅力的激情與活力，使我們得以在中華傳統文化與文明的認知基礎和精神砥石上豪氣十足、信心百倍地開辟宏闊深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中華傳統文化與文明不僅給了我們強有力的啟迪、鋪墊與支撐，而且尤其賦予了我們更充分、更強勁的底氣與信念。因為歷史就是過往的現實，而文化與文明則是強大而永恒的精神之砥與智慧之源。由此而決定了秉承歷史、賡續文化和傳播文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唯其如此，魯迅才盛贊司馬遷的《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而事實上，正是司馬遷在《史記》中用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等130篇、共約52萬字的篇幅，一直從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軒轅氏寫到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計約三千年的中華民族歷史。而這一歷史時段，正是中華文化與文明的發軔期和繁榮期之一，不僅出現了諸子百家的思想升華與學術爭鳴，而且形成了以杏壇和稷下學宮等為中心的文化傳習之所與理論爭鳴之苑，特別是《詩經》《論語》《春秋》《尚書》《易》《禮記》《荀子》等的問世，更熾化和強化了中國文化與文明的早期弘揚與廣泛傳播。特別是這一時期諸子百家的集中出現，更使中華文化與文明成為世界文化軸心的內核與砥石。

中華傳統文化與文明不僅形成早、發展快，而且隨著時代的變化與社會的進步持續發展，不斷地展綻新光彩。每一個朝代都富有獨臻優熠的文化特色與文明粹質。聞一多為什么要把唐詩說成“詩唐”呢？就因為唐朝不僅出現了詩歌創作高峰，而且更是由詩歌所彰顯的這種精神推動了整個朝代的興盛與繁榮。唐朝涌現了成千上萬的杰出詩人和優秀詩歌，而且在當時，從皇室貴胄到船夫轎夫，各個階層都有人寫得一手好詩。由此而形成的文化繁榮不僅推動了社會文明與進步，更促進了經濟發展和政治清明。盛唐時，長安的興盛與繁華也遠超當時的羅馬和巴黎，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大都會。當時不僅聚集了全國的商幫與文士，而且吸引了中亞、日本和歐洲的客商和賓朋。正由于經濟繁榮和人口眾多，長安108坊皆人滿貨足，更為發展營商而專門開設了西市和東市，進行物貿，發展經濟。正由于人們把從東市和西市買來的貨物統稱為“東西”，久而久之，“東西”一詞也便成為貨與物的習慣性稱謂，迄今猶然。由此足見文化對文明的氤氳與激揚。元朝時，《富春山居圖》的熠然問世，元曲和青花瓷的走紅歐亞，則足以讓當時的中國文化令人艷羨。其中，關漢卿、王實甫、紀君祥、馬致遠等人的劇作更足以成為亮點。哥倫布為什么要出海并遠赴亞洲？就是因為讀了《馬可·波羅游記》，十分羨慕和向往遠在地球東隅的中華文化與文明。而馬可·波羅所記錄的，才僅僅是元朝時期的中國北京和杭州等少數幾個地方的人文景觀與市井風貌，就這也足以使哥倫布深深傾倒，并決心冒險東行，一覽燦爛的中華文化與文明盛景。

中華文化與文明不僅悠久、亙遠、綿長、厚重，而且新、粹、精、艷，富有強烈的民族精神和鮮亮的時代光彩，不僅見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足跡，而且煥發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光彩，尤其是在中華文化粹質和文明內曜中更充盈和熠耀著中華民族的開拓勇氣與創新精神，并由此而賦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強大支撐與深厚底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上長出來的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

【作者系山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山西省文化創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