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職業倫理，文藝批評就會成為沒有自覺意識的裸奔，必將慢散無歸，甚至誤入歧途。

要執此倫理為約束，批評家須在以下兩個方面多作努力：首先要真誠地對待作家和藝術家，其次要率直地講真話，提真問題。

諾獎得主勒克萊齊奧曾與莫言有過一次對談，當被問及創作與批評的關系時，他用屠格涅夫的故事作答：某次，屠格涅夫正在咖啡館寫作，門外傳來兩人打架的聲響，侍者欲出解勸，卻被屠氏制止了，原因無他，那個被打的是批評家。顯然，他認同屠氏的處置。接著他照例又說了一通自己如何從不在意評論家怎么說。這自然是大作家的做派，也可見西人的傳統。因為早在他之前，如司各脫就已經將批評家比作“毛毛蟲”了，拜倫稱其為“食干草的動物”，托爾斯泰則直呼其人為“評論聰明人的傻瓜”，愛爾蘭劇作家、小說家貝漢更絕，將之比作“后宮里的太監”，為其知道怎么生卻生不出來。

其實，批評被污名化的現象在東西方均可見到。中國古人也說過“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這樣的話。但許多時候，作家、藝術家的嘲諷卻也情有可原，因為批評家太不爭氣了。這種不爭氣既表現在其知識匱乏導致批評的失準失效上，也表現為其誠意不足造成批評的率意與潦草。前者系乎學養，后者乃因態度。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這兩個讓人詬病的毛病并未消退，相反有愈演愈烈之勢。就前者而言，批評有自己的本位需要實現，因此有相應的學術準入門檻，人們對它的要求，是能揭橥作者未必認識到的作品的精髓，以及這種精髓之于時代乃至人類的意義，并它的表達最好也能深刻生動。那種只會作內容加形式的簡單賞析，再扯上幾句不痛不癢的時代背景，是絕當不得成熟的批評的。但我們眼見的批評恰恰如此，來去出入都有照例的文章，積久而成一種“路徑依賴”，常常讓人讀罷氣沮。

學養可以積累，批評質量可以提升，嚴重的是后者，不通讀文本，不推敲細節，不深體作品的“精神前史”，只是迷信名家，屈從權威，憑作品簡介、劇情梗概或作者創作談就放言開談，甚至將專業批評弄成話題批評和八卦販賣，最令人生厭。有的批評家作年度盤點能筆含秋霜，落實到具體個案則換過筆墨，眼中看得分明，筆下諱莫如深，好處說得充分，不足輕輕帶過，兩者對看，真讓人有一種錯亂感。等而下之者，為資本站臺，向利益輸誠，隨機迎合多，恒定主見少，多重立場下的圓滑選擇，使其常能在各種場合全身而退，盡享世俗供養，更使本來嚴肅的批評淪為“紅包批評”和“旅游批評”。至于寫法上搬弄僻學，張皇門面，詰屈聱牙，滿紙死氣，什么都說到了，就是沒說作品本身，又言不及義，語不及物，但有主義，沒有立場，最是誤人。

賈平凹無疑是新時期卓有成就的作家，但他每出一書，批評家都哄抬為迄今為止表現小說民族化最見功力的佳作，就明顯過情。事實是，從《白夜》到《廢都》，他對不甚熟悉的城市生活的偷窺式反映，以及對都市女性的過時的偏見，從《古爐》到《山本》，他對人已離開、精神卻從未告別的鄉村原始的刻意張揚，對那些潑煩細節的無節制堆疊，及由此體現出的缺乏提煉與安頓的“零度敘事”，都有值得檢討的地方。但批評家很少談這些，60萬字的《古爐》剛出，頒獎式的研討會馬上登場。兩年多前《暫坐》甫出，諸如“最能傳遞時代精神，最能表達現代人生活和情緒，最能揭示人生真相，最能代表賈平凹文學理想和精神追求的一部長篇佳作”（史飛翔《日常生活的哲學表達——讀賈平凹長篇小說〈暫坐〉》）的頌辭如期而至。但包括個人在內，許多人的閱讀體驗并不如此，它固然可見作家新的努力，但借人物之口，鋪排的還是那些似通非通的佛理禪機，總是乏味。至于小說題名也不盡通。就“暫”言，漢語有“暫行”“暫停”、“暫來”“暫往”、“暫緩”“暫且”、“暫息”“暫勞”、“暫面”“暫歡”、“暫瞬”“暫刻”、“暫星”“暫云”；就“坐”言，漢語有“打坐”“預坐”、“獨坐”“團坐”、“塊坐”“端坐”、“危坐”“肅坐”、“大坐”“正坐”、“趺坐”“跏坐”、“踞坐”“跂坐”、“靜坐”“安坐”、“徒坐”“閑坐”、“凝坐”“冥坐”、“幽坐”“晏坐”、“枯坐”“困坐”、“愁坐”“癡坐”、“跌坐”“癱坐”，與“久坐”相對的應是“偶坐”“少坐”“小坐”，并沒有什么“暫坐”。但遺憾的是，即使錯得明顯，批評家仍視而不見。凡此，都讓人對批評的可信性產生懷疑。

上述種種批評的“失范”，顯然與批評家自身的“失格”有關。而究其所以“失格”的原因，職業操守有虧不能不說是一大原因。所以，有必要重新審視我們這個時代的批評倫理問題。倫猶類也，理者分也，倫理即人倫分別之理，它處理的是人與人、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

任何職業都有自己必須依循的規范與準則，是為“職業倫理”，它指向職業活動中的倫理關系及調節機制，既表現為“責任倫理”，又表現為“信念倫理”。前者基于維系生計的實用考慮，要人恪守本職，對自己的言行負責，因常落在實質層面，所以是實然性的，并體現為倫理；后者服從的是人自我實現的超越性目的，關乎人對行為的態度、心情和動機等，因常落在主觀層面，是應然性的，所以體現為道德。其中“責任倫理”作為社會倫理的一種形式，反思并規定著人職業道德的內涵，又比后者廣泛，因應近世以來職業生活日漸成為社會生活的主要方式，它要人在職業情境中養成以公共利益為基準的精神，故較之基于道德、面向個人的“信念倫理”，更關注群體，更具有現實針對性。有鑒于此，在統攝人靈魂的力量日漸式微的當下，為警惕逐利過程中社會價值鏈條斷裂而重提“責任倫理”，就絕非是對批評家的道德綁架。它植基于文藝自身的特點，意在尋找可使“社會重組”的價值紐帶，有用職業倫理拯救社會道德的熱烈的誠意。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化、市場化的凸顯導致中國人的職業觀念空前發達，意味著人們需要以全新的姿態，去面對專門化之于社會化大生產的意義，職業倫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從業者提出的總體性的價值要求。它要求人奉此為社會化規范，并用以調整自己與他人的關系，進而發展出對社會主導性價值的敬畏，對專業規范性標準的依循。文藝批評作為社會化分工體系中一種特殊的角色活動，是社會巨系統中一個組成部分，自然也有必須遵奉的價值追求，以防范職業倫理的失范與混亂。尤其是，隨著文藝的建制化發展和文藝批評日漸走向組織化、職業化，批評家從其他社會角色中分化出來，承擔著越來越固定的社會角色，進而集合為有形無形的職業共同體，人們對這個共同體的評判就不能再僅僅看其提供了什么新的見解，還應看他是否意識到自己的言論既自由又有邊界。質言之，批評可以質疑和否定，但其特有的公共性決定了這種質疑否定的目的在建設，而這構成了他對外捍衛自身的前提。如果放棄了所應承擔的公共義務和社會責任，批評家就沒有資格向大眾主張自己的權利。

準此，我們真切感到重建批評家“責任倫理”的迫切與重要。倫既猶類，意味著它聯通的是世情與人倫；理既猶分，意味著它必須體現為規則與秩序。作為人對彼此及自身的規范與評價，它固然只有人才能制定，也唯有人才有能力自覺地達成。并且，如前所說，由于它與指向個體應然的道德不同，指向的是整體的實然，故尤須、并且能夠從實質論層面制定出一系列準則，以及這種準則的具體內涵與落實步驟。文藝批評沒有資格許可準入制度，在建立整體實然的準則與規范方面因此就更有必要達成共識，然后靠批評家的自律蔚成風氣。有形的是資格，無形的才是倫理。沒有職業倫理，文藝批評就會成為沒有自覺意識的裸奔，必將慢散無歸，甚至誤入歧途。

而要執此倫理為約束，批評家須在以下兩個方面多作努力。

首先要真誠地對待作家和藝術家，如赫爾德所說，既不當其“友人”，也不當“仆人”；既不與之結成“死黨”，也不弄成“冤家”，努力成為一個“超然的評判者”。用中國人的說法就是臨文以敬，衡文以恕。那種毛舉細瑣，見樹忘林，居高臨下，摘瑕掩瑜，是有批而無評的刻酷，“將使從事風雅者唯謹守老生常談，為不刊之律，但求免于過，斯足矣，使人展卷，有何意味乎？”（葉燮《原詩》），實無益作者，還有害創作。那種不看對象，整天說過年才說的討喜的話，是有評而無批的鄉愿。他“似忠似廉，無非假面孔”（王宜山《圍爐夜話》），足以“亂德”（徐幹《中論考偽》），尤需摒棄。蓋因中國人自來好面子，顧人情，以隨機應變為老成練達，以虛與委蛇為藏身有計，乃至如李大釗所說，“中國一部歷史，是鄉愿與大盜結合的記錄”（《鄉愿與大盜》），惟此，許多正直之士雖過門而不欲其入，甚至不愿“遽以人類視之”（李贄《與耿司寇告別》）。欲這樣的批評家能夠“超然”特立，不淪為“文藝的寄生者”或讓人討厭的“毛毛蟲”，太難！

其次要率直地講真話，提真問題。既潛精積思，慧眼獨具，又宅心仁厚，與人為善，尤其善于易地而處，推心置腹，既無私于輕重，又不偏于憎愛，并平理若衡，照辭如鏡，“向內轉”和“向外翻”兼顧。“向外翻”是為了放眼廣大的人生乃至世界，就文藝論文藝，從來是批評家不受大眾待見的原因之一；“向內轉”是指要努力提升批評的學理性，消化吸收傳統文論和各種外來主義為己所用。20世紀，批評的獨立性日顯，它再不寄身于創作，更無需仰賴創作的鼻息。批評家既然“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器而后識器”，就應該能接引和擺渡，更能引領和提升，因為當下的生活，種種亂象有時并不起于是非不清，恰恰在于美丑不分，這些尤須批評家有奧登所說的“卓越的洞察力”，并能提供以下服務：向人介紹其未曾注意到的作家、藝術家，給出閱讀與欣賞的方法，闡明不同時代文化與藝術的關系，以及創造過程與生活、科學、經濟、倫理和宗教的關系。

21世紀是倫理自覺的時代，歷史境況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們都在討論人精神世界發生的倫理自覺問題，并努力為走出碎片化的現代化困境提供方案，其中就有旨在為人重新確定言說基準的“話語倫理學”。文藝批評也有自己需要建構的“話語倫理學”。正是基于此，我們強調，正如任何職業面對的都不是“自由市場”，都需要一種機制的約束和支撐，為避免文藝批評淪為“自由意見市場”，規范職業倫理，提升倫理覺悟非常有必要。雖說文藝經典化常由大眾和時間決定，但也因好的批評成就。故一個有情懷的批評家應堅持文藝的超越性質和價值理想，不怕因說真話而被人誤為悖情，無懼因為堅持真理而被人視同落伍，并拒絕向世俗投降，作精神撤防，拒絕消費時代“注意力經濟”的裹挾，既重學理，又重操守，如此一定能使批評免于成為寄生的冗余，使自己免于淪為食干草的傻瓜。

（作者為復旦大學教授、上海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