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 

在近三十年的創作生涯中，畢飛宇并不以高產著稱，卻幾乎篇篇佳作——每一部作品都被賦予堅實的質地，閃耀著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和探索自我的精神。暌違十五年之后， 畢飛宇的長篇小說新作《歡迎來到人間》——他真正“想寫”的故事終于“來到人間”。

雖然《青衣》《玉米》《推拿》等關于歷史書寫的作品為畢飛宇帶來了盛譽，但他并不想重復以往的寫作。觸動他的是評論家李敬澤的一番話：“《青衣》也好，《玉米》也好，《平原》也好，你寫的還是歷史……我覺得一個很牛的作家，最關鍵在于如何去體驗當代、概括當代、提升當代、表達當代。”在畢飛宇看來，歷史書寫意味著時光已經對生活給出結論，作家不過是利用想象，依照結論梳理或者用一套話語體系再次呈現生活。一個作家如果不能與當下生活產生緊密聯系，不能有效地表達當下，那這個作家最多只是做了“一半”。也因此，“最會寫疼痛”的他將目光轉向當下人們普遍存在的“精神疼痛”。

小說講述了外科醫生傅睿看似完美、實則千瘡百孔的生活：外人眼中，他年輕有為、家庭美滿，是好兒子、好丈夫、好醫生。當一則意外發生，他開始自我懷疑，發現真實的自我早已模糊不清，既定的生活“失序”，向內坍毀。職場、家庭、親友……畢飛宇的解剖穩、準、狠，在紛亂如麻的情感與社會結構中尋找人們“發瘋”的源頭。一如書的開頭，千里馬雕塑體態畸形，內心嘶吼，靈魂被囚禁在石頭之內，因為壓抑得太久，通常都是一邊狂奔一邊怒吼。

創作轉型痛苦且磨人，尤其對于在創作上有高度自覺的作家來說，更是如此。小說自動筆之日起便充滿曲折：原本畢飛宇只想寫一部關于醫院的小說，寫到30萬字的時候卻發現結尾遙遙無期。調整思路后，創作進展順利；2020年初生活發生巨大變化，內心激蕩之下，畢飛宇決定，小說第九章之后的內容全部放棄，推倒重新寫！“這部小說是我的噩夢。在沒有完成之前，我無數次想要放棄，起碼有十次以上。”但是，他每次都無法擺脫對時代表達的欲望與焦灼，最終還是選擇寫完它。

“我只關心，讀者看了小說之后，能不能感受到傅睿所受到的撞擊。哪怕讀者對于這本書寫了什么并不確定，但只要他們能感受到這種撞擊，這個小說，在我看來就成了。”

當小說畫上句號，畢飛宇如溺水者上岸，回歸真實的人間。歷經十五年淬煉，他最終成功以長篇小說的形式，呈現了一部展現當代人生命與精神世界暗流的挑戰之作。

以下是中國作家網記者李菁對畢飛宇的專訪。  

“現在的問題是，他為什么挽救護士小蔡？”

中國作家網記者：從早期創作具有先鋒性質的作品《雨天的棉花糖》等，到逐漸走上寫實的創作道路，寫下《青衣》《玉米》《推拿》等一系列現實題材作品，再到如今聚焦大時代下人物的“非理性精神狀態”和人本身的荒誕性，您在創作上一直求新求變，具有高度的藝術自覺。是什么原因讓您愿意跳出舒適區，不斷選擇充滿挑戰性但依然是自己“想寫”的東西？

畢飛宇：作家在選擇技術調整的時候，內心的意愿也許沒多大意義，外部的壓力和需求可能才是更大的動因。我不認為會有這樣的作家，他一天到晚在家里琢磨所謂的技術。在我看來，脫離了具體作品與具體訴求的技術真的不存在。《推拿》之后，尤其在疫情期間，我對內部世界，也就是精神的關注更大，這才帶來了一個問題，我不可能用寫《推拿》的方式去完成新作。

中國作家網記者：您曾說，《歡迎來到人間》的創作給您“噩夢”一般的感覺，幾度輟筆，最終從百萬字中打磨出二十萬字完稿，甚至在經歷疫情之后又重新改寫了主人公的精神軌跡。能否具體談談創作過程中經歷的思想掙扎和變化？

畢飛宇：不是從百萬字打磨出二十萬字，是總體的寫作量超過了百萬字，這是沒辦法的事。作品寫歪了，你只能推倒重來。如何去判斷“寫歪”了呢？你寫不下去了，它死在那里，它失去了內在驅動。實際上，最佳的選擇是放棄。我沒有放棄并不是我有巨大的精神意志力，不是。是我舍不得。傅睿的命運依然像鬼火那樣閃爍。鬼火當然有巨大的誘惑，它帶來的只能是噩夢。我確實很掙扎，很煎熬，可我覺得值得，我受煎熬，我的小說人物就可以大口地呼吸。傅睿活下來了，不是么？對一個寫小說的人來說，還有什么比這更好的呢？我也是有收獲的，我為自己贏得了滿頭的白發，浪漫極了。

中國作家網記者：小說后半程猶如“脫韁的野馬”，在某種程度上跌入“失序的世界”，與前半部分的敘述風格和節奏形成反差。您是有意為之，以此來表現主人公內心發生的變化嗎？

畢飛宇：我覺得整部小說都是失序的，相比較而言，前面收著一些，這個收是為了體現加速度。如果一上來就脫韁，加速度是無法體現的。

中國作家網：這里“加速度”的設計主要是為了體現傅睿前后的心理變化嗎？

畢飛宇：嚴格地說，瘋狂。瘋狂可以有多種體現，直觀的體現就是失速。

中國作家網記者：傅睿原本更多地活在精神世界里，“不接地氣”。在經歷“手術意外”后，進入“人間”，精神恍惚抑郁甚至譫妄，身體也出現“刺癢”的癥狀。就像一個人突然覺醒了，認清了世界卻仍然依賴于“生活的慣性”，想改變卻無能為力。人的“異化”是否是一個社會走向現代化所不可避免的過程？

畢飛宇：現代化有可能帶來異化么？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導致人類異化的因素有很多，宗教，權力，資本，烏托邦理想。極端一點說，人類正是為了避免異化才走進現代化的。我想強調一點，反思現代化也許是必須的，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我們首先要面對的是如何走進。

中國作家網記者：傅睿本身性格淡漠，與親人同事等感情疏離，但事情發生后，他與病人老趙和護士小蔡的互動卻耐人尋味。他反復回訪老趙的恢復情況；讓小蔡幫忙“撓癢”，并要瘋狂拯救她……這似乎是他對“失序世界”的一種“抵抗”和“自救”？

畢飛宇：現在的問題是，他為什么挽救護士小蔡？為什么？他為什么要給小蔡“定性”？這是我想知道的，我覺得讀者也有權知道。

中國作家網記者：您被譽為“寫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創作了諸多令人印象深刻、飽含悲憫的女性形象。相較之下，《歡迎來到人間》中的女性人物又帶給人不同的感受，比如護士小蔡“被拯救”“被求婚”，比如敏鹿在婚姻中的被動和迷茫……能否談談這部作品里的女性人物？

畢飛宇：小蔡是這部作品的尾隨者，作為一個鄉下姑娘，她有時代感的強迫癥，她努力成為時代。也許，真正具有時代強迫癥的不是她，反而是我這個敘述者和記錄者。很不幸，她最終成了被拯救的那個人。在時代感和被拯救之間，有它內在的邏輯么？至少我沒有發現。我記錄了這個過程，而我沒有找到邏輯，這是我書寫這個人物的動因。

當冷靜與激情都不值得信賴，虛構不可避免

中國作家網記者：您曾說過，“傅睿身上我最在意的、警惕的是他的虛妄性”。虛妄性的信念讓他的掙扎和反抗猶如陷入“無物之陣”，為何選擇創造這樣一個文學作品中并不常見的人物，傅睿身上是否反映了某種當代人的共性？

畢飛宇：在這個時代，我的生活和你的生活一樣，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在現實，一部分在網絡。如果我從不上網，僅僅依靠我的現實生活，我大致上是可以判斷我們的生活的；反過來，如果我很少參與現實，每天都在網絡上溜達，我大致上也可以判斷我們的生活。可問題就在于，這兩個判斷無論如何也對不上，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這樣的對立是不應該發生的，可它偏偏就發生了？你說，我一個作家，能無動于衷么？不能。實際上，我真正要表達的并不是現實世界與網絡世界的對立，我是說，在現實世界，我們的冷靜是哪里來的？同樣，在虛擬的世界，我們的激情是從哪里來的？我可以依仗的邏輯起點到底是哪一個？在任何一個時代，如果它的冷靜與激情都不可信賴，作家的虛構將不可避免。

中國作家網記者：您提到，最渴望的事情是“充分呈現我們的非理性”。“搶救哥白尼”和“拯救小蔡”段落中的意識流手法運用令人印象深刻，呈現出了人物的非理性狀態。您認為，在作品中精準把握和呈現一個人的非理性，比較困難的部分是什么？

畢飛宇：表面看，它更多地涉及想象，這是當然的，這些部分如果失去了想象真的很難抵達，但是，我更想強調的還是認知。簡單地說，你得做宏觀的把握，然后，由這種把握選擇想象的方向。作家需要完成人物，即使是非理性的，傅睿有傅睿的方向和情態，老趙有老趙的方向和情態。所謂的準確，是完成了各自不同的人物。

中國作家網記者：您覺得哪個人物相對難以描摹和準確把握？

畢飛宇：也不好這么說，很難說哪一個個人更難。長篇小說不管體量如何，哪怕只有十五萬字，它終究是一個大場域，重要的還是所有的人物所構成的整體關系，在不同的區域里，他們的關系又有輕重緩急。小說里有一個很次要的人物，鐘點工明理，你說她容易寫么？不一定的。老趙輕度騷擾了她，她是要有回應的，為了這個回應，我停了一個星期，事實上我被難住了。最終她說，叔叔，你鬧。當她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我知道明理這個人最終確立了。她確立了，老趙就確立了，老趙確立了，傅睿就確立了。我的體會是，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不存在孤立的難，它是整體難。話又說回來，沒有難度，寫作還有什么意思呢？常識是，只有高強度的負荷才能帶來內分泌的改變，我們的快樂就來自這樣的改變。

中國作家網記者：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談到“瘋癲的世界永遠不是理性世界可以到達的，永遠是理性世界的對立面，只要理性世界仍然占領統治世界，無論以何種形式，非理性的癲狂就會一直和它戰斗下去。”這是否可以解釋小說的結尾在似真非真的狀態下，以癲狂的飆車和夢境（非理性）撕開理性世界的一角，展現生活真實的一面？

畢飛宇：毫無疑問，福柯對中國作家的影響是深遠的，尤其是對我們這一代。否認福柯的影響是不明智的，我只是告訴我自己，我不是為福柯寫作，更不可能為印證福柯而寫作，我寫作是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如果我的寫作實踐了福柯的某些觀點，那我只能說，認識也有共性。無論東方還是西方，誰也改變不了日月同天的基本事實。

生活如此被動，我能做的唯有虛構

中國作家網記者：面對當下中國現代化迅猛發展、互聯網信息時代千變萬化、光怪陸離的現實，當代文學是否會陷入某種敘述困境抑或“敘述斷層”？

畢飛宇：我無法對當代文學做出評估，我所擁有的僅僅是粗淺的視覺記憶。我們的長篇越寫越長，長篇小說越來越厚，就是這樣。我個人不喜歡這個局面，當我們糾結于長度的時候，這對長篇小說一定是不公平的，對漢語尤其不公平。我同意你的說法，敘述困境和敘事斷層，我認為困境和斷層都在，這個差不多已經是顯性的了。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長遠，開始眺望90后或者00后的作家時，也許我們也有可能出現新的收獲。困境和斷層真的不一定是壞事，文學就是這樣的，生生不息的文學史其實也是洶涌澎湃的斷裂史，天才和斷層永遠是親兄弟，好吧，親姐妹。

中國作家網記者：在創作一部新作品時，會有意識的尋求突破和轉型嗎，創作過程中會有焦慮嗎？如何解決？

畢飛宇：我不會刻意去轉型。我的轉型來自外部，簡單說，我需要面對的對象不一樣了，渴望表達的東西不一樣了。我當然是焦慮的，夸張一點說，甚至是擰巴的。但是我要明確一下，不是寫作讓我焦慮和擰巴，相反，因為焦慮和擰巴，我才寫作。這不是同一件事。某種程度上，是寫作緩解了我。我寫作是想解決生活所帶來的內心問題，而不是解決寫作的問題。當寫作成為問題的時候，我會隨時放下我的筆，這沒什么，放棄寫作對我來說從來不是問題。我的問題是無法放棄生活，不能放棄自我的存在，尤其是我的存在感。我能做的就是寫，也就是虛構，對我來說，虛構即存在，虛構可以給我自由與積極。生活是如此被動，是虛構給我帶來能動性。

中國作家網記者：期待這部小說未來被影視化嗎？

畢飛宇：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小說是由兩樣東西構成的：描寫、敘事。敘事極為主觀，它不受時空的限制，對影視改編幾乎沒有用。一個對影視化有較高期待的作品，不可能把小說的重點放在敘事上。所以說，要回答這個問題，幾乎不要去問作者，讀者把自己想象成導演就可以了。

《歡迎來到人間》

（圖片來自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