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寫作是務虛不務實，可卻有那么一些人樂此不疲。加拿大作家梅維斯·加蘭特如此說：“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驅使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放著安穩日子不過，非要窮盡一生描述不存在的人物。……又該怎么解釋這些人何以一心一意只想、只愿、只要寫作，還認為寫作是一項合理的職業，就像把騎腳踏車上阿爾卑斯山當成職業一樣合理？”或許，這位作家并非不知其然，但還是對此感到驚奇。

其實，寫作者都有一顆受魅惑而欣悅的靈魂。這魅惑來自生活的可能性。如果說在現實世界中因為受制于種種因素，而注定了存在的局限性和選擇的有限性，那么在精神性存在中則可以憑借自由的藝術創造而感受、體驗和表現各式各樣的人生可能性，從而居于無限的可能。試問，這如何不令人心醉神迷呢？

我的中小學時期，文化饑荒下的精神饑渴反而促成了我強烈的讀書愛好，在生活的夾縫里“芝麻開門”般地打開了一條文學的精神通道，開啟了一個新的生活空間，展開了另一種生活情景。藝術彌補了生活的不足，或者說承擔了一種精神救贖的功能。它不僅使人對于現實的不滿有了解憂的通道，而且提供了想象生活、想象自我的方式，從而成為精神生活的重要存在方式。這似乎就是對我所選擇的生活的一種預兆。

人在現實世界中所實現的可能性令人遺憾的少，而文學讓我看到另外的人生，打開生活的可能性層面，喚起蟄伏在內心深處的愿望、情感和想象，并渴望對激動我心的東西作出表現。我最初的習作，就是這樣開始的。除一些涂鴉之作外，正式的和主要的，是中學時期寫過一部長篇童話詩《隨風飄揚》，表現一顆種子的信仰、漂泊與尋找。我最迫切想知道的，也正是未曾嘗試過的命運中的各種可能。大學時期寫過一部長篇小說《新的女性》，取材于20世紀20年代北京女師大風潮，表現那一代“新青年”“新女性”的性格、命運和道路。其實，這樣的寫作也是在對象世界中體驗自我的生命，是意義的領悟和發現。雖然這種領悟和發現是有限的，有時甚至是歧義和悖論式的，但它讓我的心智與人生變得立體起來。

寫作讓我得以生活在自己的信念和情懷里，去走自己命定的旅程。然而，大部頭的寫作之于我是開始得太早了，并不成熟。我又回過頭來，陸續寫下了一些中短篇小說，這就是后來收在《方生方死》集子中的那些敘寫人的環境、性格與命運的表現之作。這些篇什有著不同的題材取向、人物形象、敘事手法和語言風格，我似乎在多種嘗試中試煉自己。它們著眼于生命形態的紛然表現，從正常、超常到異常；著力于生命存在的深度勘探，尤其是人在困境中的選擇、人與宿命的抗爭；著意于多向度的精神體驗，從深淵體驗到高峰體驗。如果說小說就是對生活的加減乘除，那其運算則來自對生活可能性的探求。多一種活法、多一種體驗與多一種寫法、多一種味道是同構在一起的。一種文學敘事與抒情，也即打開了一種生活的可能性，并以探索生活的多種可能性。

詩人之死是20世紀末中國文學界的重要事件，海子、方向、戈麥、顧城、三毛、徐遲、昌耀及具有詩人氣質的評論家胡河清等，接二連三地自殺身亡。這也使得作為寫作者的我心悸，不由得想追問一個究竟。于是去探索作家的精神危機問題，進而深入到其存在方式問題。結果“一入侯門深似海”，伸展到研究其精神現象、心理特征、思維方式和文化性格、社會角色、藝術行為及人文關系、價值向度、創造特性等。由此產生了構想：以“文人為人”為基點，把作家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人來研究，從而也把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人學現象來研究。從這樣的研究方向出發，從而把人類文學藝術的創造者們及其存在和活動這一特殊的對象和復雜的知識體系，作為新的對象來認識，研究這一“人學”現象的存在和構成、形態和形式、特性和特征、規定和規律等，并且形成一種總體性的統一圖景，并提煉出更富于描述和解釋作家其人其文的新知識系統、新范疇層次和新命題。而這，實際上就是要建立一門新學科——作為文學人類學的作家學。于是，我放下了小說寫作，想把這做起來再說。

《作家學通論》這本書，我從1990年代起，寫到現在。其間四易其稿，主動放棄了兩家出版社之約，現在第三家出版社的簽約又逾期了幾年。不時會有朋友或熟人問起：“你那本大作弄完了嗎？”我就會像被人捉到了短處、捏著了軟肋，立刻虛弱起來，不好意思地含糊其詞過去。關心我的人不明白，一本書怎么用去這么多年頭還沒寫完，我自己也覺得說不過去。開始以為有個幾年就可完成，事實上也是幾年就完成了初稿，然后又用了幾年完成了二稿。但覺得拿去出版還是不太行，于是三稿。三稿畢，覺得還可以寫得更好，再又第四稿。從第三稿起寫作就放慢了，想著反正不急于求成，那就慢慢來吧。在堅持的韌性與散漫的惰性中持續下去，就這樣長了日子久了天，從初稿的四十萬字到四稿的約八十萬字。曾有同事調侃我說：“在你身上，淡泊名利不是優點而是缺點。” 看來促成寫作的東西，常常又是妨礙作者自己個人生活的東西。這是一種寫作的宿命。當然，我并不想把自己裝扮成世外謫仙，我寫作也免不了有名利之念，但我想要的不是虛名浮利。我隱秘的抱負是想寫出一本真正的“大作”。我想，在寫一本“大作”的時候，我也是在開發自己的可能性，窮盡自己的可能性。

這書一完，我將重返小說寫作。我想把我想了很久的長篇小說——“橋”兩部曲寫出來，一部是《比河短的橋》，一部是《斷橋》，表現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宿命、現實困境與精神救贖。我還要把計劃已久的短篇小說集《小城流年》寫出來，一篇一個時代、一個人物和一種生命形態。如果有可能，還想把我早年的那部長篇童話詩和長篇小說修改起來。我還想……嗟乎，吾生有涯而愿無盡，“努力加餐飯”。然而，公示自己的寫作計劃是不智的，好在我主要是在倒逼自己。其實，計劃也只是一種可能性，可還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在等著我，那我豈不是要永久生活于可能性中？如此看來，我固然還是未完成品，但又是不斷尋找著、實現著自己的意義和可能性的存在。或如海明威言：“一旦寫作變成你的主要的毛病和極大的快樂，那么只有死亡才能止住它。”這樣的寫作，似乎也是一種宿命，一種不死不休的宿命。

寫作不但讓一個人盡情體驗各種可能的生活，并得以創造一種有所超越日常生活的生活，而且使人的自我會以一種更高的形態出現，有所超越日常自我的自我。不難看出，我們的作品是我們身上那個更高的完成的自我。用普魯斯特的話來說：“一本書是另一個‘自我’的產物，而不是我們表現在日常習慣、社會、我們種種惡癖中的那個‘自我’的產物。” 簡而言之，即作品是由作家身上某個明顯不同于其平常自我的自我創作出來的。這一不同于其平常自我的自我，它是人源于自身創造出來的另一個自我，更特別更深在或更豐富更完善的自我。這是因為，人在創造文學的同時又被文學所創造。寫作使人深入自我，“修辭立其誠”的要求，使之趨向回歸人的本真、本性、本原生存狀態；寫作也使人超越自我，藝術追求既源自感性個體的生命卻又是對其有限性的超越，它的成功有賴于人使自己高于自己的東西。這樣，作者進行創作就是深入自身的存在，成為作家就是成為更高的自我。寫作便也猶如以藝修道，把無限的東西引入有限，有限的東西又引入無限，微塵中見大千，無常中見永恒。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