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戴大洪兄這些年翻譯了多種英文作品，業內口碑甚佳。特別是約瑟夫·弗蘭克所著權威傳記《陀思妥耶夫斯基》，煌煌五大卷，由他獨力完成。我們是老朋友，這里不談他翻譯上的成績，且來聊聊彼此交往中的一些瑣事。

這要追溯到四十多年前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我學的是口腔學，他學的是光學。那會兒北京王府井書店每逢周日早晨才賣新書，一開門大家便排成長隊，每種每人限購兩冊。有回大哥去晚了，托排在前頭的他代買，二人因此結識。具體時間他已忘了，只記得第二或第三次見面時，大哥推薦了重印不久的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查閱這書印刷日期，是在1979年9月，那么是在此之后了。以后大哥經常向我提起這個人，可是我反應不甚積極，所以很長時間未能結識。這也沒有什么特別原因，大概還是我的孤傲使然罷。1981年夏天，大學里的一個女同學托我做媒，我不認識什么人，忽然想起戴大洪來，于是托大哥去請他給介紹一位。我帶著我的同學，他帶著他的同學，在美術館門口見面，然后我們倆就撇開這一干人，去到王府井買書。那次因為他的建議，我買了一套《巨人傳》，這事情我還記得清楚。媒沒有做成，我們卻從此成為朋友。

我曾把與老戴最初二十年的交往形容為“結伴買書史”。我迄今仍熱衷于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包括現代派文學，至少有一部分是因為他推薦我買和讀這方面的書而產生的。他還促成了我對關于書的各種知識，包括寫作年代、源流影響、作者生平等的濃厚興趣。起先尚局限于知識層面的了解，繼而慢慢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看法，夸大點說就是一種文學史的意識。當然最初我們希望多掌握一點東西，只是為買書便利，不然怎么知道哪本該買，哪本不該買呢。不過那時這方面的現成書籍非常匱乏，已有的一兩種也很粗糙膚淺，像《外國名作家傳》這種玩意兒竟被我們給翻破了。老戴有一套英文版的《二十世紀世界文學百科全書》，他譯了不少條目——這大概是他從事翻譯的起始——很多事情都是由打這里知道的。以后我因他推薦也買了一套，現在還在書架上。

1985年我們打算自己編一部《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家辭典》，已分別寫出若干條目，但是規模太大，無力完成，遂改為編纂《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家臺歷》，挑選了365位作家，依生卒時間分別系于一年各日，每則約四百字，印在臺歷的一面上，大概不多不少。其中我只寫了一小部分，所以應該算是他的著述。聯系過幾家出版社，都說有興趣，但終于沒能出版。稿子現在還留在他那里，有一年中央電視臺給他做節目，我看到了頗有久別重逢之感。回想起來，這書有點意思的地方在于作家人選的取舍，經過反復商議才確定下來，現在回想起來也還覺得眼光不差，譬如非洲只入選三位，一是桑戈爾，一是索因卡，一是戈迪默，桑戈爾當時已經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而后兩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都還是以后的事情，倒不是說當院士與獲獎足以證明什么，但總歸有點“先見之明”似的。此外有些入選者如法國作家拉羅歇爾，其實頗為重要，然而好像迄今這里出版的《外國名作家大詞典》之類的書中仍無條目，更不用提翻譯出版他的作品了。當時老戴在河南鎮平工作，我們都是通信商量的。

那一時期，我們見面、通信，時常交流讀書體會。我曾連續寫了四封信談茨威格的小說，每一封都有六七千字。但總的來說，老戴應該算是我的一個“沉默的朋友”。交流倒還在其次，彼此的存在已經是一種支持了。隨便夸耀別人毫無必要，但他這個人美德確實很多，這里只揀對我有所觸動的一點來講，即他能夠把對文學的愛好長期保留在單純愛好的范圍內，別無其他任何目的，為此不計代價，全心全意。我們相識時他還在上大學，每月四十塊錢生活費，要拿出將近一半的錢來買書，一到星期天就騎著自行車滿城跑，弄得有點營養不良了，記得先母的一位老朋友在我家見到他，說這個人臉色怎么這么難看啊。為了買書他查閱各種資訊，包括《社科新書目》和《上海新書目》，備有一個本子，上面記載打算買的書將于何時何地出版，見面時他就打開本子一一告訴給我。

老戴畢業回河南后，我們常為對方代買一些書，要買的書不事先囑咐亦絕對不會買錯——既知道對方要什么，又知道已經有什么。說來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我不光自己的書記得清楚，幾位朋友收有什么亦了然于心；有時朋友自己記不住反倒要問我這本他買過沒有。與老戴則連彼此對書的品相的要求亦深有了解。那時出版的書在裝幀印刷上遠非如今可比，需要仔細挑選。他挑書重點在書角，凡書角磨損者都在不要之列，書一經買到須先用報紙包好才放入書包，遇到擁擠時亦必以手護之。我則更看重書脊，因為書排列在柜里，書脊露在外邊，好似人的臉面，書脊皺皺巴巴，讓人看了胸中作梗。如此這般挑剔，買書是很費事的，時間久了王府井書店的女店員均已熟悉，見我到了便說：“又來了。”怎么辦呢，還得厚著臉皮去挑揀。

我們此外還有一樣功夫是修補書籍。老戴常帶在身邊的是一塊橡皮，用來除去臟污；一片砂紙，打磨書頁裁得不齊之處；后來又添一頁剃須刀片，封面倘有多出可以削掉。我則還多一瓶膠水，倘有撕頁，可在撕破的紙緣涂上少許，勿使多出，然后對齊壓平，即可補好。書脊倘不平整，可輕輕撕開封面，用砂紙將書脊打平，再加一條襯紙，重新把封面粘好。暖水瓶也常被利用，書頁不平可以噓濕，重力壓之，干后裁去多余部分。這些事情做來雖難比琉璃廠的師傅，但亦自有樂趣在。老戴有一次留宿我家，先母半夜起來看見他還在那里忙乎，這即使是怪癖亦有可敬的地方罷。

那時北京舉辦過幾種外國電影回顧展，老戴都專程趕來觀看。多買少買一本書，或多看少看一部電影，其實都沒有什么，何以一定要鍥而不舍呢，大概“愛好”的真正意義就在這里了。我愛好文學歷時已久，總還不能舍棄一份功利之心；與老戴的一番交往，使得我多少減免一點急功近利的追求，至少也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這是我所深為感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