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范小青在《家在古城》首次采用非虛構方式來切入蘇州古城，大量紀實材料和“畫外音”的運用不僅有助于呈現書寫的真實感與在場感，更使整個文本在語義系統上形成細節豐茂、旁逸斜出的效果。范小青更有意以古今交織、層累增殖的書寫路徑來重新進入其姑蘇情結，強調人與城、傳統與現實的協調與共生。此外，作為其姑蘇情結的第三個階段，《家在古城》聚焦人與地之間跨越千年的情感紐帶，將城市賦形為有情的空間，以記憶、情感和價值來尋求情感歸屬與身份認同。

關鍵詞：《家在古城》 范小青 非虛構 戀地情結

在當代中國作家的譜系中，范小青的勤勉與高產可堪翹楚。自1980年發表處女作《夜歸》開始，四十余年的筆耕不輟為她積累了一張長長的創作年表，其中僅小說部分就包括了二十余部長篇小說和四百余篇中短篇小說。對于創作體量如此之巨的寫作者，研究往往以“分段論”的框架來加以把握。于是長期以來，在對范小青創作生涯的整體概括和闡釋中最為通行的即為“三段論”：認為其創作的第一階段為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主要以知青生活和蘇州的市井文化風情為表現對象，代表作為《顧氏傳人》《瑞云》《褲襠巷風流記》等；第二階段為1990年代后期到新世紀初期，主要以轉型期的社會結構變化為背景，代表作有《百日陽光》《城市表情》等；第三階段則是最近十余年，主要關注都市中的民工生活和權力體系，代表作有《城鄉簡史》《女同志》《赤腳醫生萬泉和》等1。這樣的階段論思路固然可以幫助我們快速地了解一位寫作者的基本創作歷程，但在對其具體文本的討論上卻是一種束縛：先行將具體文本置于某個階段而加以闡述，并認為個體的創作一定是“一浪高過一浪”“后作勝于前作”的，這種簡單粗暴的邏輯忽略了創作主體內部的復雜性，其本身就是反歷史的。

對于范小青這樣始終對現實生活保持高度熱情的寫作者而言，其作品自然會隨時代脈搏而呈現出不同主題與對象的演進，但在內在精神維度上卻是高度穩定的。在新的社會現實或創作潮流面前，她總能在跟上腳步的同時又逸出其外，最終兜兜轉轉仍回到自己觀察世界與人生的方式，而這一方式也始終在自省中不斷予以調整。可以說，范小青創作的延續性是高于斷裂性的，她與寫作潮流之間的關系也始終是若即若離的，對其具體作品的討論不應僅在階段特征或是流派風格的“前結構”下進行。

一

2022年，范小青的《家在古城》似乎是趕上了最前沿的時髦。一方面，范小青一改其所熟稔的小說創作形態，首次采用當下最為前沿的非虛構方式來切入蘇州古城，其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作品又與非虛構浪潮下的“城市傳記熱”不無關系，連同當下的葉兆言的《南京傳》、邱華棟的《北京傳》、葉曙明的《廣州傳》和孔見的《海南島傳》等作品一并受到文壇矚目。

全書共分為“家在古城”“前世今生”“姑蘇圖卷”三大部分，作者用腳步丈量蘇州古城的角角落落，又在今昔變化中展現了城市的歷史、地理與文化淵源，從而串聯起這座古城千年來的發展與變遷。第一部分“家在古城”從作者童年時曾居住過的民國建筑街區（同德里、五卅路、同益里等）出發，通過重訪孩提時代的舊地與故人，使得過往記憶與當下景觀交相呼應，在滄海桑田的喟嘆中將古城保護這一主題徐徐展開。第二部分“前世今生”的注意力則從小巷轉移到了舊宅，不僅介紹鈕家巷３號“狀元府”、費仲琛故居、墨客園和潘祖蔭故居等私人老宅的衍變與更迭，也描述了文廟、藏書樓和全晉會館等公共舊居的古今命運，由此闡明了古城保護背后的文化價值。第三部分“姑蘇圖卷”則聚焦姑蘇城最具代表性的三個地標：平江路、山塘街和老閶門，介紹了重點工程“平江路風貌保護和環境整治工程”“山塘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性修復工程”以及圍繞老閶門、南浩街、西中市、觀前街、盤門和葑門等處的搶救、修復和保護工作，從而將古城保護背后的蘇式生活邏輯娓娓道來，也將全文的版圖由點及面地擴展到整個蘇州古城。

姑蘇古城、小巷舊宅、古城保護……于讀者而言，這部新書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其所囊括的對象和聚焦的問題并沒有脫出范小青一貫的創作序列，不僅使人聯想起《小巷靜悄悄》《瑞云》等舊作，更似乎是對《百日陽光》《城市民謠》的重新演繹。《家在古城》之所以讓人讀來耳目一新，首先即在于其所采用的非虛構手法。全文運用了大量的紀實材料以增加寫作的真實性和現場感，包括采訪實錄、史料、地方志、詩文、政策、檔案、網絡發帖、座談會實錄，等等，這類“沉浸式”的寫作能使大眾讀者產生親歷事件全過程的“在場感”，從而將“古城保護”這一議題的公共性進一步放大。比如在以消滅古城馬桶為目標的“城市居民改廁工程”中，作者從同德里的兒時伙伴胡敏入手，通過對其的探訪引出了老宅居住中這個頭號民生難題；緊接著，她援引《姑蘇晚報》等本地媒體的通訊和報道，不但回顧了“三桶一爐”（馬桶、浴桶、吊桶和煤爐）的古城日常生活風景，更將這一工程背后的推手——“改廁辦”，即姑蘇區居民家庭改廁工程指揮部的工作推向了前臺。這其中既有對政府工作方案的直接摘錄，也有對具體數據的實況呈現，還通過蘇州12345便民網站（寒山聞鐘）上你來我往的投訴發帖與政府回復再現了這項工程在“拔稀”和掃尾工作中的艱難進程，最終，作者又回到了胡敏自掏腰包率先改廁的故事，將這個曠日持久的馬桶攻堅戰指向了把人留在古城老家、把姑蘇的精氣神留在這些老宅舊院小巷的主題。

此外，文中還出現了不少“畫外音”，以各種“自言自語”式的思緒、感受、情感或體悟插入并沖破原有的敘事結構，從而產生出互相補充、彼此交融的互文效果。比如在雙塔街道座談會的部分實錄中，作者不僅以參與者的身份記錄了包括自己在內的各位居民的發言，更密集地插入了兩段畫外音，其一是當居民們談到動遷問題時，作者發現了老百姓對此的態度早已由從前的不滿和抵觸變成了期待與歡迎，“我想，這種變化，既是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也是古城人民對多年來政府保護古城改善民生工作的肯定和新的希望”2。其二是當街道書記提到設施改造提檔升級的要求時，作者也隨著徐阿姨情不自禁地激動起來，“因為徐阿姨的激動，我也有點激動，因為我真切地看到了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的具體的實在的追求和期盼”3。這兩段畫外音分別以理性的個人思考和感性的情感體悟為座談會作出了補充，并通過這份直抒胸臆與激情澎湃賦予了文本強烈的情感渲染力。

這些紀實材料與“畫外音”的意義，最為直接的即是為文本提供了非虛構文本的范式特征——“講述真實的故事”4，敘寫真人真事，但范小青的探索顯然并不止于此。比如在其“畫外音”中還出現一些特殊的聲音，即作者“自說自話”“自我控制”乃至“自我叫停”的痕跡，而這樣的控制是基于對自己此前小說的聯想和比較之上的。比如在探尋“中張家巷”的名稱由來時，她先是引用了小說中曾杜撰的“中吳家巷”的片段，隨即又把這段想象與虛構拉回到現實，“——這就走得野豁豁了，寫小說可以天馬行空，但是現在在我筆下行走的是非虛構的文字，我不能想當然地再編一個什么中什么家巷出來”5。同樣的手法還出現在了她對平江路香洲扇坊的造訪之后，在聯想起了自己在小說《城市片段》中的片段后，她似是猛然間驚醒：“打住打住，思想再野出來，文字再飛出去，就離平江路更遠了，我們還是回到平江路，回到平江路106號的香洲扇坊吧。”6這類筆觸看似興之所至、一瀉千里，實則是“一步三回頭”式的自省：在敘述主體之外分裂出一個“反思主體”，對筆下的非虛構文字與此前的虛構小說進行縱向與橫向的比照。更具有代表性的即為作者在描述鈕家巷3號的狀元府紗帽廳時，大段地引述了小說《褲襠巷風流記》的片段，不但與她1985年第一次探訪紗帽廳的舊時印象做了勾連，還與《蘇州名人故居》的介紹、潘家后人潘裕洽的自述文章形成對照，生動地展現了她對非虛構書寫與小說創作的兩大基石——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探索與認知。一些研究指出，“非虛構只在忠于真實事件這一點上，與虛構文學形成異質分野。而在敘述手法的選擇、經營，情節的營造，語言的優美詩性追求上，與虛構文學并無二致，這使其比單純新聞和社會學、人類學文本更富于審美意境”7。但我們從范小青兩幅筆墨的對比參照中顯然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即由于《家在古城》這樣的非虛構作品容納了大量的各色材料，并不斷穿插出現夾敘夾議的聲音，整個文本在語義系統上形成了細節豐茂、旁逸斜出的效果，各處（看似）閑筆讓作品生發出枝枝蔓蔓、生機勃勃的態勢，這種野蠻生長的勁頭顯然是小說這類“精致的甕”所不具備的。

范小青曾自述《家在古城》的長度最終遠超設想的十五至二十萬字，“收不住了，寫了35萬字”8，所以，與其說《家在古城》是一個非虛構文本，不如說是一個小說寫作者探索非虛構的文本，而范小青的寫作路徑也并不能簡單用“求新求變”來概括，她的每一段旅途都沒有離開此前的個人寫作譜系，其嘗新或試錯都帶有鮮明的自省性。

二

在當下的一眾城市傳記中，《家在古城》憑借著其突出的“范式印記”顯得頗為出挑。葉兆言的《南京傳》以朝代為章，以兩千年前秣陵的一株小樹苗展開回溯，從三國烽火、六朝金粉、南唐挽歌寫到明清隆替、民國風云，通過為南京立史作傳而遠眺中國歷史；邱華棟的《北京傳》則通過不同時空下城市與歷史、科技、文化的交織，記錄了北京城數千年的變遷軌跡；相較而言，范小青《家在古城》的傳記性、歷史性并不典型，而是有意以古今交織、層累增殖的書寫路徑來重新進入她糾葛已久的姑蘇情結。

《家在古城》有意以歷史與當下彼此交織、來回穿梭的方式來展開古城長卷，敘述主體在歷史性的回望和在場性的親歷之間頻繁切換，通過往昔與今日的彼此對照、相互交融來探索古城保護的出路。作品甫一開篇，就闡明了其寫作是一場“尋根”之旅，因為一部電視劇的熱播而開始尋找一段私人的記憶：“在寫作《家在古城》的過程中，我找了很多人，找到了很多人，也想起了很多人，這種尋找，這樣的想起，并不是在每個時段每個人身上都會發生的。感謝《家在古城》給了我尋找和思念的入口。”9作者引出了其尋找的終極目標——賦予我們歷史滋養和文化浸潤的“老家”：“于是，沿著城市的天際線，我們回到了老家。”“老家，就是蘇州古城。”10范小青筆下的歷史既包括蘇州古城的歷史、古城保護四十年的歷程和她個人的創作史，而她所寫的當下也涵蓋了小巷舊城的新貌、現代蘇州人的生活世相以及她對于何為姑蘇、何為家的新見。作者的腳步在新舊之間反復對照、來回騰挪，使得有關姑蘇古城、有關家的語義不斷堆疊與層累，并在交匯中進而增殖，形成了混響的藝術效果。比如作者在敘寫雙塔影園的故事時首先回顧了袁學瀾的自述，由此遙想了他當年在此課業子弟、寫作詩詞、匯聚朋友的日子，緊接著，她筆鋒一轉，開始記錄史建華相隔兩百年后重新修繕這一古宅的艱難經歷，最后，坐在杏花春雨樓里的作者對著春意盎然、軒廊相對的園子似乎恍惚起來：“坐在這里的，是我們自己呢，還是袁學瀾和他的詩友呢？”又如作品所反復提及的狀元府及其主人“貴潘”的傳奇往事，除了在狀元府的追憶往事和對潘家后人的采訪，作者還記錄了潘家老太太于危難間守護國寶大盂鼎、大克鼎的經歷，甚至在引述了一段《褲襠巷風流記》中對紗帽廳的描述后回顧起了自己的創作生涯。

我的第一步，好像就是從鈕家巷3號開始的。在1985年以前，我創作小說的題材，多半是知青生活和大學生生活或者就是東一榔頭西一棒。

那一天，我沿著鈕家巷走過去，從此，就十分喜愛穿行在蘇州的小巷老街，也沒想到，這一走，竟然就不再想出來，即便是走了出來，也還是想著要回去的。11

這既是對自己四十年寫作經歷的一段回望，也是對其姑蘇情結的重新思考和再次確認：曾經因緣際會地走了進去又不想出來，那是一段人生歷程的起始，而如今走了出來卻還要再回去，其觀感與心態早已時過境遷。但這進進出出并不是翻天覆地的巨變與割裂，而是在同一個底本上的改寫與拓印、解構與重組，如文中所援引的《倫敦傳》名言“在遙遠的過去就已經為今天的馬路鋪墊方向”。

而姑蘇城又何嘗不是如此，范小青在《家在古城》中意識到，這座千年古城的過去與將來也并不是斷裂的，古城保護本身亦是一種層累和增殖的過程。當作者在雙塔影園里感嘆“從某種意義上說，修復了的，何止是一座雙塔影園，是為我們追回失落的歷史，重新撐起差一點倒塌了的精神支柱”12，她已然比《百日陽光》《城市表情》時期的范小青更進一步。她不再一遍遍地描摹傳統市井生活與現代社會的矛盾沖突，也不再反復探索“如何對抗現代性對個性的侵蝕”這樣的問題，而是借用阮儀三為平江歷史街區定下的指導方針——“整舊如故，以存其真”，即延續過去的風貌和文脈，留住老百姓的身心和情感，使其在現代的時空下找到有機的結合方式，以此強調人與城、傳統與現實的協調和共生。

這些變化在范小青對“井”的前后書寫中可窺一斑。在三十余年前的短篇小說《蓬萊古井》里，范小青講述了井這個舊事物在新時代遭受冷遇的故事。文管會在地名普查中找到了蘇州著名的蓬萊古井，史志記載“此井常有幻景浮出，有吉祥之氣”。但如今這個井被違章建筑蓋成的小房子圈在里面，房主認為這只是一口沒有什么價值的破井。而且，如果這口井真的是蓬萊古井，被認定為國家保護文物，那么房主和住戶就會被動員拆房子，于是他們對此百般阻撓。最終，真正的蓬萊古井在另一條街上被發現，整個事情不了了之。小說中還穿插了一條年輕人寧愿去酒店工作也不想去文管局、認為那是抱死人骷髏頭的副線。盡管整個小說以范小青當時典型的“零度”態度收尾，有意克制了主觀性議論的抒發，也沒有給出任何解決方案，但作者對蘇州舊日時光的追憶，對傳統在當時所受冷遇的痛心是力透紙背、不言而喻的。在三十余年后的《家在古城》中，范小青再一次寫到了水井這一姑蘇的象征，其方式與心態均已隱然不同。她先是借“老平江”李永明的研究介紹了平江路地區水井的整體情況，然后引出了張英纓所組織的“古井文化宣傳隊黨支部”，記敘了他們如何利用三年時間調查研究，再對這些進行數據分析，然后對街道上每一口井重新恢復、加蓋、建立檔案的過程，最終，這樣的經驗被推廣到古城區的720口水井，使其得以全面修復。在追溯了這一段鮮為人知的“古井保衛戰”后，范小青加入了一處閑筆，記敘了自己在平江路偶然間與一口古井相遇的故事，這口“萬斛泉”靜靜地站在石子路上，卻似有一股力量，猛然間進入了她的生命，進而她因為這口井關注到了其所在的“和府撈面”，感嘆道“我記住了‘和府撈面’”。相比起《蓬萊古井》時期挽歌式的哀嘆，如今的范小青因一口被修復善待的水井而記住一個快消品牌的名字，其對同一個問題的執著追問和解答方案的不斷進化自在其中。

三

如何書寫紛繁復雜、急劇變化的現實，是每一個寫作者伴其一生的困惑，這種困惑也許是技術性上的，比如當文壇出現一種新的文體——非虛構、新的主題——城市傳記時，寫作者該做出怎樣的反應；但這種困惑更多的是歷史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即寫作者的認識與情感如何適應日新月異的生活，并不斷調整自己的步伐以重新找到安放之處。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范小青被置于地域文化書寫的框架中加以討論，一些研究往往在細數其作品中的亭臺樓閣、小巷石橋、評彈昆曲、吳儂軟語后得出其創作脫胎于陸文夫所開創的蘇味小說，執著于對吳文化的書寫等結論。這樣的判斷顯然是不夠準確的。如王堯指出：“蘇州作家寫蘇州自有許多相同之處，但差異其實是主要的。如果從文化身份來講， 陸文夫的主體是‘文人’，而范小青則是‘知青’。所以，以閱讀陸文夫的方式閱讀范小青同樣錯位”13。更重要的是，所謂“地域文化特色”并不等同于地方風物、方言土語、地方文化傳統等元素的疊加，而在于其地方性書寫背后的思維方式、情感的反應方式，以及在文化傳統與現代文明之前所采取的價值呈現方式等，即周作人在《地方與文藝》中認為新文學“太抽象化了”“只有一個單調”，從而倡導的“自由地發表那從土里滋長出來的個性”14。

范小青的“從土里滋長出來的個性”自然與其姑蘇情結相關，并經歷了萌芽、發展和增殖的復雜過程，一路從挽歌式的留戀、沖突中的行進走到了整舊如故的共生，但自始至終沒有離開“城與人”的關系這一落腳點。在《家在古城》中，范小青再次重申了此前的觀點，即人與城并不對立，且不可分離。她以平江路的風貌保護和環境整治為例，強調人必須是改造中的第一要素，“人沒有了，街區的氛圍也就完全改變了。人在，鮮活的現實生活才在；人在，獨特的文化氣蘊才在”15。她一度在小巷里流連忘返，因為“我一次次提醒自己要回到‘故居’，可是走了幾步，又被‘故人’吸引了”16，她領悟到人與宅、城與人實在應當是密不可分的，讓人聯想起《說文解字》對“城”的解讀，“城，以盛民也”。在此基礎上，范小青更進一步認識到，城與人不但是相伴相隨的，更是相生相長的，換言之，城與人彼此塑形，互為生命，城的性格即是人的性格。比如在“天下有學自吳郡始”中，她指出崇文重教不僅是蘇州的城市風格和社會風尚，更是蘇州人一以貫之的讀書性格與人文精神。她先追溯了蘇州由“蠻”轉“文”的歷史，然后重點敘寫了范仲淹與蘇州文廟的淵源，更從文廟的大成殿聯想起過云樓這樣的藏書閣，以及如今遍布大街小巷的各類書店，由此說明城的性格、宅的性格與人的性格其實是渾然一體的。此外，范小青更再度提及了此前在小說中一再強調的“糯”“韌”的蘇州（人）性格，她期待著這種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的精神能讓這座城與生活在其間的人們在當下的時空中找到新的平衡點，如鮑德里亞所說：“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夠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來的是物，是經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產生、完善與消亡的卻是我們自己”17。即我們已然告別了人靠物質來傳遞文明的過去，應當努力邁入人成為物質進化標尺的新時代。

在對“人與城”關系問題的認識上，《家在古城》已至少處于范小青姑蘇情結的第三個階段了。她早在《褲襠巷風流記》時期便認識到，地理空間不僅僅是人安身立命的物質基礎和空間所在，其在“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之外，更是一個“人化”的文化空間。到了《城市表情》時期，范小青開始強調地理空間中“人化”的意義，即個體通過對這個空間的外在感知而形成自己的價值和理解，正是這些主觀性和情感性的內容構成了其個體世界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意義。這與人文地理學的觀點不謀而合，“地方不僅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點，每一個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文化。它不僅表明你住在哪兒，你來自何方，而且說明你是誰”18。及至當下的《家在古城》，她開始強調人與地之間跨越千年的情感紐帶，即所謂“戀地情結”。段義孚曾借用這個概念來闡釋人與地是如何相依的，其重點在于人直接經驗的生活世界和環境的社會建構，強調人性、人情、意義、價值和目的，關注人的終極命運，進而發現人類在生態整體中的定位以及人類與環境的本質關系。19這樣的戀地情結實則與范小青所一貫關注的身份認同問題有關，人在現代城市與生活中的無所適從逐步演化為缺乏安全感和認同感的身份焦慮，如許紀霖所言：“傳統社會是以實踐為脈絡，傳統的血緣、地緣關系的根源無不在歷史之中，個人的自我認同是在尋找歷史的脈絡感中實現的。相比之下，現代社會則更多地是以空間為核心”20。于是，如何尋找與認同自己的社會身份，成了范小青書寫的一大主題。如果說范小青在此前的《滅籍記》中指出了身份的變化、失去和社會這個共同體與個人的壓制是身份焦慮的核心原因，那么如今的她用《家在古城》開出了藥方：一方面，書寫城市的變遷即是書寫城市與人共同的精神史與心靈史，其被內心的愛與尊重、依戀感和歸屬感所驅動，召喚著書寫者通過腳下的文化依托區域去挖掘此間的人性與民族性，于是，城市成了有情的空間，人所書寫的亦是有情的歷史；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逆全球化、現代性、后現代性并存的復雜當下，人在混沌、模糊、分裂和不確定性面前無所適從，如何在這樣的“無土時代”平衡戀地情結與城市化之間的脆弱關系，其對策即在于人的記憶、情感和價值。

縱觀這一路變化，范小青確實稱得上是一個積極擁抱現實的寫作者，這不僅在于其關注點始終與社會重大問題同步共振，更在于她能在持續變化的“物”面前，不斷尋求“詞”的積極應對。此間的微妙變化說來容易，實則包含了漫長歲月的總結與反思，這其中既包括寫作者對現實生活變化的敏銳捕捉，“所有這些變化，并不是我在很清醒的前提下實現的，恰恰相反，我只注重生活給我的感受，甚至可以說，生活要讓我變，我不得不變”21，也包含了對這些變化背后問題的持續思考，“我寫作的文化背景是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交織的一張網，我既生活在一個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的古城，又習慣現代意識的思維”22。人常說，墾新地比種熟地容易，從這個意義上說，范小青的寫作是在不斷迎難而上的。當然，生活也饋贈她這樣的自省者以豐碩的果實，在這經年的觀察和思考中，范小青的個人風格不斷被強化、塑形，顯示出了別樣的書寫氣象。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文學女性形象譜系與現代中華文化建構整體研究”（項目編號：19ZDA27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治綱：《范小青論》，《鐘山》2008年第6期。

2 3 5 6 9 10 11 12 15 16 范小青：《家在古城》，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36、37、177、361、20、88、138、188、332、213頁。

4 [美]馬克·克雷默、溫迪·考爾：《前言》，《怎樣講好一個故事》，王宇光等譯，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Ⅷ頁。

7 楊聯芬、李雙：《當代非虛構寫作的內涵及問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2期。

8孔小平：《范小青：我的文字有蘇州性格》，《揚子晚報》2022年9月27日。

13王堯：《轉型前后：閱讀范小青》，《當代作家評論》2008年第1期。

14周作人：《地方與文藝》，鐘叔河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02頁。

17[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剛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

18[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頁。

19[美]段義孚：《戀地情結：對環境感知、態度和價值》，志丞、劉蘇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2頁。

20許紀霖：《大時代中的知識人》，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26頁。

21范小青：《變》（創作談），《山花》2006年第1期。

22范小青：《關于成長和寫作》，《小說評論》2010年第5期。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