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范今先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在將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他著作等身，碩果累累，他關于現代文學史的起點和分期、歷史結構的悖論性以及人文主義、人文文化的獨特見解更是刷新了學界的傳統認知，體現出他治史的學術雄心和重構文學史的氣魄。1997年孔范今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出版，該書提出了以人文主義作為文學史觀建構的基礎。2012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人文主義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文學史觀念的建構問題。2021年3月孔范今的最新著作《人文言說》《舍下論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前者收錄了他1995年以來關于人文主義思考和鉆研的論文、書序和訪談錄等21篇文章；后者是他與學友蔡世連、郭德芳等人在家中探討學術問題的口述錄音稿，以“述學體”形式結撰成八講，書中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以及當下文學發展和研究的現狀做出了深刻闡釋。

一

每一位成熟的學者都有其鮮明的學術個性，這種個性一方面來自于研究者獨特的生命體驗，另一方面與學界在某一方面已有學術成果的局限性有關。因文學史家治史觀念和所處歷史背景不同，我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呈現出巨大的差異；又因文學史建構基礎的相似性，總體上，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寫作立場可以劃分為政治革命立場和文化啟蒙立場兩種，并呈現出在這兩種立場之間搖擺的狀態。在20世紀80年代，幾乎整個思想界都在以一種“撥亂反正”的態度重構文學史，但實際上也只是在舊有史觀中的來回搖擺。孔范今并沒有急于參與其中，反而是潛心思索一種更加合理的文學史觀念，他力圖重新構建一套更切合中國文學發展實際、更經得起歷史考究的文學史書寫范式。

這份對文學史研究的執著深刻影響著他的學術事業和探索方向。《人文言說》《舍下論學》是孔范今多年來對文學史建構問題的思想結晶。他指出重寫文學史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確立以人文文化為基礎的文學史建構立場1。孔范今是山東曲阜人，乃孔子之后，這樣的身份和文化淵源一直影響著他學術思想的創立和延展。他不僅將孔子思想中的“仁”與“禮”奉為做人的基本準則，更將這種學術傳統繼承下來并運用到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考察之中。孔子“仁者人也”等觀念中透露出一種對人生命本體存在價值的肯定，“禮”則強調了一種道德化的基本行為規范。孔范今十分重視“人文主義”，（書中又稱為“現代新人文主義”或“現代人文主義”），這種人文主義是指“在中國歷史、文化現代轉型即現代化過程中與理性主義、科學主義以及現代科技工商對生命與人性產生的異化力量抗衡的人文性文化傾向。”2這種人文主義的內涵可以看作是孔子“仁”的思想在新時代的某種歷史延續。作者對人文主義和人文文化的思考是與他對文學史的研究相輔相成的，他將人文主義和人文文化的思想理論運用到對文學史諸多作家創作價值的解釋和對作品的評價之中，在已有的學術定論中撥云見日，以獨特的視角收獲了別開生面的文學史圖景，如對魯迅、沈從文、老舍、曹禺等大家的解讀，對蕭紅、石評梅、師陀等個性作家的評述等。孔范今并沒有滿足于早年取得的豐碩成果，而是在對問題的持續思考中不斷完善和豐富這一思想。《人文言說》一書以論文集的形式線性鋪陳展示了作者近年來的思考，在1995年的《重新讀解孔子的智慧》一文中，他對人文主義進行了歷史溯源，指出孔子思想中蘊含的人文關懷在當下人文主義的建構中同樣具有衍生性和時代意義。同年，在關于新世紀文學的發展思考中，作者指出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應該包括三項基本原則，無論是“完善人類生存的特殊責任感”和“對于人類的寬厚的愛心”還是“對于人類生存現實的獨特關注與表現”都傳達出他濃重的人文主義情懷。在2005年《中國現代新人文文學書系》一書的總序中，他力圖為現代新人文主義正名，新人文主義是一種還未被研究者認識到的具有特定價值視域作用的文化傾向，作者以博學之識和縝密之思對其做了概念界定，追溯歷史源頭與發展脈絡，并將人文主義在文學中的表現概括總結出具體的類型。2007年，在與學生施戰軍的對話交流中，孔范今對人文文化視野中的魅性問題做出總結，他認為人文文化和文學之間的內在關系是一種魅性關系3，這種魅性是人文文化的特征，它是感性的，關注人的內心善性，是一種人道情懷，同時又對未知保持敬畏。作者對人文主義的詳細論述解答了學界同仁的諸多疑惑，并使學界開始認識到人文主義在文學史研究中的重要價值。在2012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進一步記錄了他的持續思考和解讀。

學者之研究，不在研究之廣，貴在研究之深。對某一研究問題的專注和不斷拓展，離不開學者堅忍不拔的意志力和鉆研精神。孔范今不僅對文學史建構的宏觀層面有著高屋建瓴的通盤思考，對具體的微觀層面的問題也進行了不斷更新式的發掘，他也能自覺沉潛于歷史的褶皺，在具體的細節上力求爬梳剔抉，鉤沉析疑，不斷提出富有創見的學術命題。他將人文文化的思考落實到對具體作家作品創作意義和價值的評判上，這使得以“人文主義”為基礎的文學史觀具有了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同時也體現了大家學者嚴謹求實、持之以恒的治學態度。

二

學者對學術研究的熱愛不僅僅表現為堅守知識分子的主體性，而且還在于對某一問題堅持不懈的探索和鉆研。1997年，孔范今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出版，書中對中國現代文學史觀建構的基本立場做出了改變，他提出用“整體性”的視野來觀照我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發展，近代、現代、當代的文學史分期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因為太依附于政治因素而喪失了應有的文學尺度。他在陳平原等人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基礎上進行延伸，指出新文學的歷史變革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已經開始。這種“整體觀”使他率先將此作為文學史的劃段進行結撰，整理出首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并從經濟、政治和文化角度全方位分析了近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呈現出歷史結構的多維復雜性。正如有學者說：“孔范今恰恰是在對文學的時代性因素的考察中，確證文學既在歷史之中，受到歷史共時性的多種力量影響，又以文學自身的方式穿行于‘歷史的峽谷’，完成人文文化對歷史的補償，以及對某些永恒價值的追求。”42007年，65歲的孔范今從山東大學文學院退休，離開了工作崗位，但他并沒有停止對學術問題的思考，反而是在歲月的沉淀中激發出了更加鮮活的思維，視野也更加高遠。在《人文言說》和《舍下論學》中他提出的諸多問題和觀點，極具啟發意義，為后輩文學史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指導和借鑒。

第一是異質文化與中國文學現代轉型問題。中國文學在一百多年的轉型發展中始終與異質文化保持著一種無法割舍的糾纏關系，異質文化以西方文化為主，但同時也包含蘇俄文化等外來文化。作者通過對歷史上接受異質文化過程的梳理，既肯定了異質文化在我國現當代文學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又以“海外漢學家”西方視域的局限性為例說明學者應該辯證地看待異質文化的影響，提出了“治史者應有中立的立場，超越性的立場”的原則5，與此同時，作者提出治史者需要在把握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的特點，注重其發展性和調節性。第二是如何看待現代文學與傳統的關系，這其中包含著兩組需要辯證分析的關系，一是中國現代文化與中國古代傳統之間的關系；二是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古代傳統之間的關系。作者基于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傳統的深刻認識，提出了“通變與變通”的概念。“所謂‘通變’是指這種傳統它本身就包蘊著通權達變的內在因素、內在期待和要求，和在變中自我調節的能力”，而“所謂‘變通’就是以變促通，在變中實現通”，6文化和文學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注入新的內涵，這種變化是其自身內部的要求，是一種漸進式的過程。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無論是在形式風格還是立意結構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與中國傳統是一脈相通的，文化與文學無論如何變化都不可能切斷與傳統的聯系。第三是歷史和文學的“現代性”問題。早在2012年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一書的緒論中，孔范今就提出對歷史和文學“現代性”問題的關注有利于學者更好地了解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特殊性。文學的“現代性”因歷史的“現代性”而生，但是二者并不等同，文學的“現代性”實際上是一種“審美現代性”。在《舍下論學》一書中，作者對這一問題展開了鞭辟入里的論證與分析，他先是從辯證觀的角度分析了歷史“現代性”帶來人類社會進步，同時也將人類引向了異化之域，隨后在對文學“現代性”分析的基礎上高度概括出兩者之間相依又對峙的關系，“所謂相依，是指正在對歷史現代性負面效應感受中相應而生的一種反應；所謂相峙，是說它是一種人文性的訴求，它要完成的是一種對現代性的制衡。” 7文學“現代性”所要表現的就是與歷史“現代性”相對峙的人文精神，以此來保證生命、意識和人性的全面發展，這是一種永恒的信仰價值。較早感受到現代性負面影響的作家有魯迅、郁達夫、沈從文、老舍和張愛玲等，他們都是站在歷史和社會對立面進行人文思考的代表。

三

孔范今作為老一輩資深的文學史家，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高樓大廈的崛起往往依仗于穩固平整的地基。深厚又專業的學科素養，扎實又廣博的文學功底在孔范今的研究中承擔著平凡又重要的作用。對文學史的宏觀把握是他學術研究的基點，對歷史事件和文學材料的精準提取和邏輯分析是《人文言說》《舍下論學》的最大特色。相較于天馬行空的創新論述，他更注重腳踏實地的嚴謹考辨，行文邏輯分明，層層推進，步步扎實，其間對文學史事件和作家作品的引用舉證如數家珍，以豐富的血肉架構在堅硬的骨骼肌理之上，形成一個充滿活力的強壯生命體。

文學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與歷史、社會、文化等諸多因素有著密切且復雜的聯系。文學價值觀念的形成離不開哲學觀、歷史觀以及人生觀的支持與制約8。作者對文學問題的考察不僅僅局限于以正式文學文本為基礎的研究，而且還擴展到其他非文學文本上，如文化、歷史、哲學等諸多文本。在談到宗教文化對20世紀中國文學轉型變化的影響時，作者對曹禺的劇本《雷雨》之序、《日出》之題詞、廢名寫的兩幅聯語都進行了理性的運用和感性的解讀。《關于文學》一文體現出作者扎實的學科功底，他提倡首先要厘清最基本的核心概念再去思考問題，這也是做學問的第一要義。作者從發生學的角度對文學進行溯源，探索其本體性特征。在談論文學與歷史的關系時，他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文學文化經典得出了“文學中的歷史，歷史中的文學”的結論，其間涉及到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的對比分析、對白居易的詩歌名篇《長恨歌》中的作家情感與歷史理性悖反的精彩解讀、對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文本的透徹分析、對孟姜女哭長城歷史傳說的巧妙引用、對《水滸傳》眾好漢“歸順”前后的歷史與人性糾結的細密思考、《水滸傳》不同版本續書的評議以及“解構歷史”和“遠離歷史中心”現象的評判等等，凡所舉所用之例，皆恰到好處又言之有理。在對文學和生活的關系探討中，文章更是以魯迅的《孔乙己》《故鄉》《社戲》《女吊》等作品的文本細讀和情感分析作為論證的依據，這不僅體現了作者思維邏輯的嚴密流暢，而且也是他本人學貫中西、曉暢古今的表現。正如學者所言：《舍下論學》中八個關于文學根本性問題的討論呈現出一種“大格局與大氣象”，“是與作者豐厚的學養與開闊的視野分不開的”9。

嚴密詳實的論述方式的形成既離不開作者為人師者的教育經歷，又與他編撰多部文學史著述的治史經歷有關。作者坦言對自己的人生有兩個清醒的認知，一是讀書一定有用，二是拒絕名利誘惑，基于此他選擇了適合自己性格秉性的學術研究工作10。20世紀60年代初，孔范今成為山東大學文學院新生中的一員，出于對文學濃厚的興趣，他在校期間閱讀了大量的書籍，甚至還包括當時的一些禁書，如俞萬春的《蕩寇志》等等。這幾年的專業學習培養了他對于文學學科的敏銳感知，也影響了他對待學術研究的態度。畢業之后，作者在曲阜擔任中學教師期間補了關于古代文學和哲學的功課，閱讀了諸多文學經典，也正是這段經歷培養了他的學術眼光和境界。隨后，他開始在山東大學文學院任教，曾開設《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史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結構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通論》《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等課程。在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學生涯中，他養成了一種“化繁為簡”的溝通表述能力和知識組織能力，對于復雜深奧的文學史、思想史知識，他總能以一種生動立體和鮮活可感的方式講述出來。逐層推進、邏輯分明的講述可以使學生更清楚某一問題的發展演變，從而加深對文學史的理解，他獨特的課題氛圍先后吸引了校內外無數學生。據其學生回憶，孔范今同樣特別注重“元問題”，“讀研和讀博期間，老師開列了不少原典，‘四書’‘五經’還有外國的原典等”。11這份看似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學生有點難度的書單實際上潛藏著為人師者的良苦用心。作者還先后參與主編了《中國現代文學補遺書系》《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等大型文學史著作，對文學史材料的梳理，對文學事件前因后果的把握不僅需要學者高屋建瓴的視野，更考察治史者對具體事件的辯證分析。對編選作品的認真考察和獨特解讀，凝聚著作者在不同歷史時空中的人生閱歷和生活體驗，以及由此形成的學術眼光、格局和視野。

做學術不能閉門造車，時刻關注學界當下研究熱點和研究前沿也是學者的基本素養之一。孔范今非常鼓勵后輩學人運用創新視角和開展多樣化研究，也指出要警惕反思文學史觀的偏頗和發展的止步不前。對于年輕學者的新穎研究，作者在贊賞其獨特意義的同時，也會指出不足之處以激勵后輩不斷進取，他肯定了李永東“租界文化”研究的新奇學術構想；指出田剛的《魯迅與中國士人傳統》研究可在“儒士”等角度上做出進一步的拓展等等。作者還對21世紀中國文學史價值重建中正在出現的錯誤觀念及時進行批評，并提醒學者警惕絕對化的研究思維，他指出：“智者對于歷史的研究，不是以假設取代已然的歷史現實，而是應該著力于探求歷史現實發展的真正因果及其內在機制。這才是歷史研究者應該秉持的態度和原則。”12他更以一種身體力行的實踐影響著學界對文學史觀的思考。突破啟蒙和革命的窠臼，以不斷變化的時代精神和內涵為參考，在人文主義的基石上建立一種全新的文學史觀是后輩學者應該接力和努力的方向。

注釋：

1 5 6 7 8 12 孔范今：《舍下論學》，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72、84、96、115、5頁。

2 3 8 10 孔范今：《人文言說》，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135、188、59、284頁。

4 張清俐：《孔范今：以人文情懷觀照百年文史》，《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2月9日。

5 9 史建國：《學術研究的格局與氣象——孔范今先生〈舍下論學〉讀扎》，《百家評論》2022年第2期。

11 馬兵、周照含：《當下文學很需要一場“啟蒙”——馬兵訪談》，《名作欣賞》2022年第13期。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