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嚴英秀的長篇小說《狂流》以紆徐樸拙的語言回望歷史，并對同時代人的成長往事和生存狀態進行了有情的觀照，字里行間充滿了對人世聚散無常的感喟和失落孤獨的悵惘意緒。青春、成長和懷舊奠定了小說的抒情底色，然而，在感性的“個人言說”的同時，作者并沒有忽視群體命運和時代歷史的面影。小說通過何果兒、李菲菲、康楠、苗塵等文藝青年的命運遭際和情感肌理，揭示出轉型時代個體命運、觀念認知與物質欲望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但情義的存在和流布，使得小說依然葆有對生命意義感，對人與人、人與自然消除隔膜重新相親相愛的召喚和訴求。

關鍵詞：《狂流》 嚴英秀 懷舊 文藝青年 情義

沒有人能挽回時間的狂流

沒有人能了解聚散之間的定義

太多遺憾 太多傷感

留在心中 像一道狂流

——齊秦《狂流》

一陣風從山的那面吹過來，從波濤洶涌的江面上吹過來，卷過他和她，卷過花草深處的她。不可逆轉的浩蕩歲月，呼呼地從他們中間走過。

——嚴英秀《狂流》

一、歷史的回溯與凝視

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我們似乎陷入了漫長而無止境的集體懷舊潮流中。然而，對時間的感受，我們的慣常認知為——開端意味著理想和希望，終結才代表著緬懷和陰郁。20世紀初年，社會的狂飆突進與文學的激蕩革命相伴相生，與此同時，青春的中國與未來的中國被召喚而出，盡管彼時的國族處于內憂外患的危殆情境里，但不屈的抗爭和堅定的信念賦予未來無限的希望，顯現出追逐進步神話的亢奮和激情。然而在21世紀的開篇直至當下，我們的文學延續了世紀末的懷舊書寫，回望歲月和反思歷史成為醒目的文學潮流和文化現象。不過，“與之前帶有先鋒小說余脈的‘新歷史主義小說’側重個人化、碎片化、情欲化的書寫略有不同的是，這股新世紀的回眸浪潮從‘歷史’凌虛蹈空的構制中返回，以經歷和經驗作為基礎，聚焦于中國現當代史的不同側面，并且試圖通過文學的形式反映、再現、象征、寓言，進而重建某種‘歷史’”1。事實上，在新世紀以來的懷舊書寫中，當代史與成長史常常合而為一，那些重大的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命運構成或隱或顯的關系，從而能夠在書面的歷史和普遍范疇中凸顯其被壓抑和忽略的“背面”。或許，在大轉型時代的詭譎多變中，在生命的匆匆流逝里，作家們普遍感受到時間的無情，意識到一切事物終將被時間所淹沒和忘卻。為此，他們通過文字與時間做著斗爭，在這些頻頻回望的作品中，承載著作家對自我生命的體悟，可見一代人心靈的鏡像與精神成長的軌轍。而且，絕大多數的懷舊書寫在個體命運和感性的“個人言說”的同時，沒有忽視群體命運和時代歷史的面影。

無疑，每一個作家都有或多或少的童年情結，都有獨屬于自己的使用記憶的方式。在嚴英秀這里，過往歲月不僅僅是她反復書寫的內容，更是她此生此世不可失去的珍貴擁有。在踏上寫作這條路徑的初年，她便不厭其煩地回到過去，在一遍又一遍具有生命痛感的酣暢傾訴中，她從寫詩的菂兒，變成了寫小說的嚴英秀。現在，人到中年的作家在其長篇小說《狂流》中以具有穿透力的文字將一代人的成長往事和情義史發掘出來。這部小說帶有總結性和集成性，可視為嚴英秀的生命梳理之書。《狂流》從何果兒的童年起筆，以紆徐樸拙的語言講述了主人公在象牙塔中的求學生活及走出校門踏入社會的生命歷程。在深情緬懷悠悠歲月和個體成長的同時，作者以寬廣的視閾和滿腹的柔情，細細描摹出親人、朋友、戀人、同學、同事等各色人等在事業、家庭、情感方面的遭際與命運走向，字里行間充滿了對人世聚散無常的感喟和失落孤獨的悵惘意緒。青春、成長和懷舊奠定了小說的抒情底色，但《狂流》在內在世界的深度剖析中，并沒有剔除歷史的深度和介入現實的能力，而是以敏銳的洞察力對同時代人的生存狀態進行了智慧的穿透和有情的觀照。在行文的過程中，讀者經常可以讀到這樣的語句：“現在都八十年代了，我們新一代青年怎么會放棄自己的理想，重復腐朽墮落的享樂思想呢？什么三轉一響，什么二十四條腿二十五條腿的，我才不稀罕呢！”2“現在可是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了，各行各業都高喊‘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3“滿世界鋪天蓋地的激蕩旋律中，終于迎來了香港回歸的大日子。大街小巷，紅燈高掛，國旗飄飄，比過年更要熱鬧。每個人都有一種身處歷史現場的興奮和莊嚴。”4 “一夜之間，不說伊拉克了，一切曝光。流行病被稱為‘非典型肺炎’，英文名‘SARS’。”5類似的語句，清晰地交代出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身處其間的在場者們或主動或被動地與周遭世界發生持續的互動。在大歷史的洪流里，人們在目不暇接的變遷中順流而下，許多時候，這些在場者們沒有能力和時間體悟這些變化意味著什么，只能在匆促和困惑中隨波逐流，而他們的思維觀念和人生走向則被靜默或粗暴地改變或移換。

嚴英秀將1980年代作為故事展開的時間節點顯然深意存焉。這一時段既是躊躇滿志的激情時代，又是混沌駁雜的觀念兼容期。1980年代成為《狂流》故事情節意義上的起點，也是小說敘述基調的源頭所在。彼時，社會、文化、風俗與個體相互熏染塑造，固有的觀念認知和生活方式被時代浪潮所沖刷，比如，果兒和李菲菲抱怨道：“我和我姐前兩年想打個花傘，我爸都要說是資產階級的生活作風。你看，現在滿大街不都是打花傘的了？”6然而，更多的時候，新與舊的交替并非和風細雨式的，而是充滿了尖銳的對抗和殘酷的斗爭。當小城出現新生事物“搖擺舞”時，人們將其視為洪水猛獸，稱之為“流氓舞”，還在讀高中的張建軍因參加這樣的舞會被判定為流氓犯并被執行了死刑。而李菲菲因為時尚的裝扮及不太理想的成績遭到了班主任老師和全班同學的孤立，在逮捕張建軍時，因為她的挺身而出，便遭遇到嚴重的懲罰——不能再升入高中，甚至連初中畢業證書都拿不到，一個花季少女的求學之路被徹底堵死。作家以痛惜而幽怨的目光穿越歲月的煙云，發現了歷史語境對人生的強力擠壓和暴力規約。站在行將斷裂的集結點上，《狂流》再現了人物所經歷的社會轉折，從而與書面的歷史構成交流、對話、互補與博弈，并促使我們重新理解個體命運、觀念認知與歷史經驗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自我不是沒有摩擦力的、無實體的和超脫的，而是卷入具體的時間與地點、文化與歷史、身體與經歷。這些把人與人區別開來的要素極為重要：他們在文學以及生活中都應該得到認可。”7在如實呈現變革時代的喧囂和駁雜時，《狂流》亦通過細節化的描寫反映出廣闊人群幽微復雜的認知與心態。小說開篇即以姐姐的婚戀波折揭示出代際間存在的隔閡。作1980年代的新青年，姐姐何衛紅追求戀愛自由，在與顧一鳴、彭歆的交往中，她始終遵從愛的召喚，而她的父母則從階層出身和傳統倫理看待女兒的終身大事，由此引發了家庭的矛盾，導致了姐姐與彭歆愛情的悲涼寂滅。此外，同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果兒和葉彤的命運軌跡卻全然不同，聰穎漂亮的葉彤在家庭的負累下，甘愿辭去工作，成為香港商人豢養的金絲雀，從此隱入塵埃。葉彤如同《日出》中的陳白露，以身體和青春做交易，她們在放逐精神的同時也驅除了道德律令，轉而對物質化和世俗化的生存方式心悅誠服；而何果兒則狷介倔強，在威權和金錢的利誘下不肯低下高貴的頭顱。正是在這些細枝末節處，嚴英秀窺見了轉型時代的混沌曖昧，可貴的是，作家沒有站在超然的立場上，以先知的姿態做出涇渭分明的判斷。她只是誠實地將她的發現記錄下來，其間的是與非、罪與罰、明言與吞聲均留待讀者自己的體悟。

二 、文藝青年的分化與重組

嚴英秀在《赤裸呈現的孤獨》文章中曾追憶她文藝青年的過往：“那時候，我還沒有開始寫小說。但顯而易見，我是一名標準的文藝青年。當時的大學校園，吉他是文藝青年的標配。我也曾彈撥過幾首簡單的曲子，但回想起來那簡直像是一種姿勢，更多的時候是在聽。齊秦，民謠，鄉村，還有搖滾……青春是多么寂寞的事情，風和日麗的成長中隱藏著殘酷的疼痛，躁動與迷茫，絕望與反抗，都找不到恰當的出口，年輕的心日夜戰斗在無物之陣中。我不知道唱出一首情感濃烈的歌曲和提筆寫下一首自認為寓意深長的詩歌，到底哪一個才能有效地表達自己。”8某種程度上說，《狂流》帶有自敘傳的魅影，小說中的何果兒亦為典型的文藝青年。她酷愛文學、音樂和電影，在敘述的進程中，時時可見古今中外經典的文學著作、電影和音樂的滲入。這些名家名著顯現出何果兒作為文藝青年的知識偏好，也是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養料，更重要的是，文學藝術甚至決定著她對世界的價值判斷和情感表達。正是因為與文學藝術的結緣，使得何果兒從青少年到中年時代保持著一以貫之的率性、敏感、良善和天真。

但文藝青年們并不能躲過生活的卑污和傷害，相反，因為“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她們更易發現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的虛偽、冷漠和荒謬，從而感受到日常生活的吊詭，遭受情感的創傷。早在中學時代，何果兒通過李菲菲和音樂老師的遭遇，即發現了群體對個人施加的可見和不可見的暴力，在氣憤之余，她冒著被全班同學孤立的危險予以旗幟鮮明的反抗。而在大學時代，當她發現真心愛戀的彭歆是個“利己主義的思想滲透到骨縫”的不完美的人時，便當機立斷地斬斷了戀情。校園時代的她寫詩歌，辦刊物，參加各種文學藝術活動，及至其走出校園，與這個世界最真實的一面狹路相逢時，何果兒依然不改文藝青年的底色，她沉浸在自己的意義系統中，以錚錚傲骨面對辦公室政治、職場潛規則和權色交易的陷阱和誘惑。為此，她在情感和事業上屢遭挫折和失敗，而她的人生軌跡也因之不得不一再變動。在從故鄉—他鄉—故鄉的流動和變動不居中，何果兒逐漸認識到真實的人間世。與此同時，作為何果兒精神家園的文學藝術也在不可避免地經歷著從葳蕤繁茂到凋敝衰敗的命運。在何果兒的大學時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每一個城每一個鎮每一個村，任何一個角落都有詩歌，都有熱愛詩歌的人。文學的力量無處不在，生生不息，如魯迅先生筆下的野草”9。然而，沒過多久，商品經濟洶涌的大潮淹沒了文學的“野草”，當何果兒棄商從文時，親朋好友都在勸她三思而行，因為所有人都知曉，此時的文學正在日益邊緣化和衰敗化。處在時代變革洪流中的何果兒并非懵懂無知，然而，在物質欲望與精神熱愛的天平上，她矢志不渝地選擇靈明的一方。由此可見，何果兒踐行了文藝青年的“偉大的單純”，在她的人生歷程中始終充滿自由的選擇和理想的激情，顯現出現代知識女性的超凡脫俗和高潔舒張的人格魅力。

事實上，如果稍加留意，即可發現除了何果兒之外，李菲菲、康楠、大李、常翔東等人物均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文藝青年的氣質，而且，這些人物所從事的職業亦屬于廣義的文藝范疇。小說用大量的文字描刻出李菲菲的憂郁哀怨，她站在歷史的廢墟上，痛苦地感受到自我與意義的分離。巨大的空虛如影隨形，使她在精神的煉獄和愛情的蒼白中載浮載沉，為了解決精神的疑難，李菲菲轉而尋求毒品的麻醉。當一切都以無可挽回的態勢走向崩潰時，水性極好的李菲菲在救上兩名落水兒童后溺亡在黃河里。她成了英雄和烈士，被曾經歧視和傷害過她的人蓋棺定論，而她破碎的、被損害與被吞噬的一生終于畫上了休止符。與李菲菲的歷史困縛和慷慨赴死不同，康楠則以他悲劇性的一生闡釋出生存與夢想、道德與成功、愛情與金錢在現實世界非此即彼的悖論性沖突。康楠是一位天才般浪漫而孤傲的歌者，也是苗塵口中“生不逢時的、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10。為了守護音樂理想，他寧可到建筑工地背磚，也不愿去舞廳做駐唱歌手。南下廣州后，為了母親的醫藥費和弟妹們的學費，他終究還是成了夜總會和迪廳的駐唱歌手。此時，他所能堅持的就是不穿奇裝異服，不將自己的身體當作交易資本以換取財富和聲名。他自覺遠離墮落，不讓虛無、物欲、頹廢等時代病侵蝕他的靈魂，試圖從污濁的環境中出淤泥而不染。然而，他的堅守并沒能讓他擺脫生存的困境，而他希冀通過個體努力改變命運的設想也在堅硬的資本邏輯和無常的命運中被擊毀和瓦解。作者通過康楠的遭際，揭示了文藝青年的理想主義在世俗化、商業化社會中宿命般的失敗與悲壯。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文藝青年都長久地耽溺在理想主義的浪漫向往中。隨著時代的移步換景，曾經的文藝青年們在與世界進行實質性接觸時，即開始調整夢想以適應現實。小說中的苗塵曾是詩社的社長，在文學的黃金時代，他如行吟詩人般游走在廣袤的大地上，見證著文學的榮光和輝煌。但等到文學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被邊緣化后，苗塵迅速地蛻掉了文藝青年的“稚拙氣”，他幾乎毫無障礙地將自身納入到貨幣化、欲望化的社會網絡中。步入社會后，苗塵成為地道的商人，他通過出版盜版書和污穢色情的書籍牟取暴利，最大限度地賺取錢財成了他的終極目的。作為他的女友，李菲菲曾透徹明晰地指出，苗塵并不是“不幸落入凡俗生活的詩人、懷才不遇的才子。他本質上可能就是凡夫俗子，雖然表現得落拓不羈……”11成為商人的苗塵在獲得金錢后不斷地異化，他在本能欲望的操縱下與不同的女性締結短暫的、輕逸的、快餐式的肉體關系。昔日的文藝青年沉醉于欲望的滿足，在燈紅酒綠的奢靡享樂中“但愿長醉不復醒”。

在文學從中心到邊緣的行進中，無數的實例可以證明，苗塵由詩人到商人與俗人的轉變頗具癥候性。在呼嘯而過的時代列車上，苗塵的選擇絕非個例。曾經懷抱熾熱文學理想的文藝青年們在現實的撞擊下開始與文學藝術揮手作別，無奈地承認藝術與世界的分裂。而一部分如苗塵者，雖然看似在從事著與文學藝術有關的“事業”，但他們卻以功利的謀求褻瀆和解構著文學藝術。他們早已忘卻了曾經的虔誠與信仰，甚至，在向現實屈服的過程中嘲弄和譏諷著新一代的文藝青年們。在新的意識形態和消費社會中，他們左右逢源，實現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并在聲色犬馬中成為“單向度的人”。苗塵們與他們的生活構成了一個意義消失的世界，在宛如“廢都”般的文化風景線上，苗塵們與“莊之蝶們”交叉重合，他們在金錢和美色織就的羅網中渾噩度日，以此逃避現實的沉重和精神的荒蕪。由此可見，嚴英秀在《狂流》中通過文藝青年們的分化和重組，探究了人性與欲望的關系，再一次確證了在盛大的轉型時代，人們或堅守，或沉淪，或絕望，或異化的多種抉擇和多重面影。

三 、情義的召喚與流布

學者王曉明認為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思潮和文藝理念是令人驚懼的：“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是空的，只有一張一張的鈔票，那可以獲得鈔票的權力，那可以用錢買來的物質，才是真實可信的，你也只有努力去追求這樣的真實，才可能確保獨立和自由……當然，這是社會上的一些人的看法，是在那些可能與文學無關的人中間流行的看法，但是，從90年代的文學當中，從許多自居為‘個人寫作’的小說、散文甚至詩歌當中，我看到的常常還是這些想象，或者說，這些想象的引申、變形和雜交。” 12可以說，王曉明在20世紀末所觀察到的“流行的看法”在新世紀不僅沒有消歇，反而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不論是普羅大眾的觀念認知，還是文學藝術的價值輸出，都可以發現貨幣資本的所向披靡。晚近幾年，隨著網絡文學和自媒體的興盛，關于金錢物欲和世俗成功的庸俗理念以不可抗拒的態勢席卷而來，在拜物教的幽靈下，我們的文學信念和倫理道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或放逐。

在為金錢物欲的正義性和合法性進行辯護的同時，傳統文學中不可或缺的情義與德性書寫被大面積地壓縮甚或刪除。不管在純文學的書寫中，還是在爆款的網絡文學里，愛情、親情、友情往往被視為成功路上的羈絆力量，人與人之間充滿了爾虞我詐和勾心斗角。于是，我們時代的文學對情感的認知發生了巨大的改觀，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主情主義文學被視為虛偽和矯情，代之而起的則是去情感化和去道德化的關于物欲與情欲的一地雞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狂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重新鍍亮了情義與理想主義的光芒。這部小說特別令人感念的是盡管市場和資本邏輯已然占據主導，但書中的絕大部分人物并未蔑視和拋棄情義和德性，相反，在艱難時世中，在莫測多舛的命運里，人物因情義的信守而獲得了力量，進而重燃理想主義的薪火。

不夸張地說，“情義”是長篇小說《狂流》真正的關鍵詞，在人物性格的刻畫、故事情節的展開、城市地域的轉換及敘事氛圍的調控等方面，幾乎都是圍繞著林林總總的“情義”展開。而在諸種“情義”中，嚴英秀從不諱言她對友情的堅信和看重：“友情之于我，從來都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事，它和親情一樣濃重，比愛情更為堅韌，它是千瘡百孔的生活中一地碎金般明滅可見的堅信。”13在既往的寫作中，嚴英秀以飽蘸情感的筆墨創作了許多關于女性情誼的作品，如《戀曲1990》《悲傷的西班牙》《被風吹過的夏天》等，這類小說常常通過寫實的筆法描繪“三姐妹”寂寥而困窘、瑣屑而真切的此岸人生。在早期的小說中，嚴英秀通過女性悲劇而無解的生之困境，形象地展現了女性與世界的關系，力圖使女性警醒于自己在不平等社會中的真實處境。然而，在殘缺和不完美的人生里，作家讓弱小孤寂者在意識上形成命運共感，她們在互相懂得的基礎上締結牢固而真摯的友情，以此抵御生命中的乖謬和荒寒。

與過往的“三姐妹”敘事相同，嚴英秀在《狂流》中用大量的篇幅和筆墨敘寫了何果兒、李菲菲和章蕙間真摯動人的女性情誼。她們的友誼開始于白衣飄飄的中學時代，在此后漫長的時光中，盡管她們從事不同的職業，輾轉于不同的城市，卻沒有斬斷和磨損始于少年時代的友情。比如，章蕙結婚時，何果兒和李菲菲放下手頭的工作，趕赴遙遠的東北送好朋友出嫁；李菲菲去世時，何果兒悲痛萬分，情難自已，但她沒有將這個噩耗告訴已經懷孕的章蕙，怕后者再出意外；當何果兒遭遇職場潛規則并得知康楠病亡的消息時，章蕙放下尚在哺乳期的孩子飛回玫州陪伴在好友身邊。總之，在生命的高光或至暗之時，她們總是堅定地站在一起，互相支撐，互相體恤，正是這份至死不休的友情，讓不斷失去的人生顯得不是那么無情和無趣。某種程度上說，何果兒、李菲菲和章蕙形成了情感共同體，與齊格蒙特·鮑曼所謂的松散的、暫時的和假象的“衣帽間共同體”不同，她們之間的友誼是牢固的、厚重的和直通靈魂的。尤為重要的是，此種情義觀，并非只在同性群體中傳遞和持守，而是延展至男女兩性關系中。在《狂流》中，嚴英秀通過不同人物的婚戀歷程，闡發出世俗男女間完美之愛的不可企及。但即便如此，她們依然對浪漫的激情之愛充滿渴求，并在內心深處堅信愛情的存在和恒久。

值得注意的是，在何果兒、李菲菲、章蕙、方麗媛、何衛紅等人的婚戀生活中，她們都曾被男性所辜負和傷害，但她們并沒有黑化或異化，而是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同情和諒解。當愛已成往事，她們視對方如親人般的存在。譬如何果兒、何衛紅與彭歆，李菲菲的生母與父親，朱珊與樂樂等。即使如章蕙般理性和深諳世俗的女性，在丈夫入獄服刑時也沒有將之拋棄，而是勇敢地擔負起照顧公婆和孩子的重任，竭盡全力守護著風雨飄搖的家。無獨有偶，女強人方麗媛面對情感出軌的丈夫時，沒有怨毒和離棄，而是在痛定思痛中反求諸己，并通過坦誠的溝通和積極的行動挽救了瀕臨崩潰的婚姻。在對現實的凝視和省思中，嚴英秀呈現出愛情在現代語境下的復雜和幽微，而她對男性的關懷和原宥并非是女性意識的匱乏，相反，作為女性寫作陣營中的中堅力量，嚴英秀的理論素養和闡釋能力足夠強大，而她如此講述的原因皆源于其一貫持守的兩性觀——“我深信將女性寫作的目光投注到男性關懷這一層面，是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接受更新的女性觀念的表現，是文化多元的標志。和解不是妥協，關懷不是無原則的讓步，不是再去重復古老的歷史，而是更高意義更深層面上的達成共識，平衡互補，共榮共存。”14由此可見，因不滿于性別間非此即彼的模式化設置，嚴英秀試圖通過男女兩性情義的存續來消弭性別的暗戰和硝煙。

必須強調的是，情義的流布和綿延，使得《狂流》在懷舊感傷的同時升騰起明媚溫暖的色調。在沉重、艱辛、駁雜的現實生活中，在市場和資本邏輯占據主導地位之后，小說中的人物依然葆有對生命意義感、對人與人、人與自然消除隔膜重新相親相愛的召喚和訴求。嚴英秀深知“人生究其深層，原本就是荒誕的，荒涼的，荒蕪的，充滿著各種悖論。……但我并不因此就認為人生是那種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我確信生活的皺褶里包裹著太多彌足珍貴的溫暖，我愿意我的作品更多地提供這種亮色”15。小說的結尾，何果兒在痛失親人后，決定從繁華的帝都回到故鄉，在陪伴父母之余，她和丈夫常翔東一起，投身基層的教育事業，試圖將有限的生命投入“無窮的遠方與無數的人們”。這一圓滿光明的結尾，驅散了虛無主義在當下時代的無邊漫漶，實現了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融匯。而由情義維系的人間世，唯美又浪漫，讓我們疲敝的肉身和靈魂在燦爛的星空下得以療愈和壯闊。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時期西北多民族文學的生態書寫與共有家園建構研究”（項目編號：20BZW18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劉大先：《從時間拯救歷史——文學記憶的多樣性與道德超越》，《揚子江評論》2014年第3期。

2 3 4 5 6 9 10 11嚴英秀：《狂流》，安徽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9、281、386-387、418、110、163頁、194、280頁。

7 [美]芮塔·菲爾斯基：《文學之用》，劉洋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67頁。

8 13嚴英秀：《赤裸呈現的孤獨》，《文學自由談》2020年第4期。

12王曉明：《在創傷性記憶的環抱中》，《文學評論》1999年第5期。

14嚴英秀：《論女性主義文學的男性關懷》，《當代文壇》2007年第4期。

15胡沛萍：《面對無窮的可能，和缺陷——作家嚴英秀訪談錄》，《蘭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

[作者單位：溫州大學人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