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除了是文學家、思想家之外，還是重要的翻譯家。由可見的資料顯示，魯迅留下來的文字約六百多萬字，其中，譯作占了一半左右，可見魯迅對翻譯的高度重視。魯迅把譯者比作竊火者，世人常把竊火的普羅米修斯看成是革命者，魯迅卻把譯者比擬為犧牲者，“但我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魯迅“竊火自煮”，以獻祭換啟蒙，對翻譯寄予厚望。如林紓、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張愛玲、傅雷、楊絳、穆旦、葉君健等數不勝數的近現代文學家，皆非常重視翻譯并尊重譯者，看得見翻譯的創造性及重要價值，深知翻譯在任何時代的不可或缺。遺憾的是，一段時間以來，譯者長時間都是“沉默的主體”，試問，閱讀外國文學作品的讀者，有多少人能記得住譯者的名字？

時代需要有眼光有毅力的研究者，看到并識別那些優秀的譯者，為中國文化文學典籍的外譯交流史留存珍貴的史料。《中國當代文學外國譯者的認知實證研究》（王岫廬著，中山大學出版社，2023年）一書，從翻譯理論、當代文學翻譯史及現狀、當代文學翻譯實踐及方法論等方面，對外國譯者群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與探討。此書的理論建構、范式認知、文獻實證及文學見識皆佳，作者王岫廬很好地呈現了外國譯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翻譯實踐、翻譯模式及思考辦法。正如王岫廬所言，“譯者這份工作看似簡單、重復，甚至枯燥，但實際上是一項極為艱巨、復雜、細致的工作”，“‘譯者’這一在傳統翻譯及文學研究中相對沉默的主體，是實際翻譯史的書寫者，也是翻譯學研究范式更替最直接的推動者與見證人”。《中國當代文學外國譯者的認知實證研究》為外國譯者群列傳存史，增益當代文學研究及翻譯史研究，功莫大焉。

中國典籍及文學的外譯模式多為國家機構模式、漢學家模式、合作模式等，譯介者仍以漢學家為主，譯作多以選集方式出版。古典作品的翻譯出版，已日趨成熟，如倪豪士（Willian Nienhauser）等人編寫的《印地安那中國傳統文學手冊》、梅維恒（Victor Mair）編寫的《哥倫比亞中國古典文學文選》、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編寫的《諾頓中國文選：從先秦到1911年》、閔福德（John Minford）等人編寫的《中國古典文學：從古代到唐朝》等，翻譯對人類優秀文學傳統的注疏及探尋從未停止過，譯者是苦行僧掃地僧，也是不同文明的守護者。新時期以來，外國學界尤其是英美學界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興趣漸濃，譯介漸多，據不完全統計，被譯介的作家超過230位，被譯介的作品超過1000部，譯事前景向好。王岫廬將譯者區分為學者型及專業型譯者，并充分考慮到譯者及翻譯實踐的動態性與復雜性。葛浩文、藍詩玲、陶忘機、白睿文、石江山等學者，對中國問題有長期的研究，對翻譯中國當代文學有持續不斷的熱情，翻譯貢獻甚大。此外，作者還看到了譯介的新生力量，這些年輕的譯者，大多愛好中國文字及中國文學，對中國存有感情，有的譯者有在中國學習及工作的經歷，有的譯者接受過文學和創意寫作的訓練，本身就是作家或詩人。

在一定程度上來講，翻譯也是一種創意寫作，這類譯者多為興趣或志業而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的翻譯，專業能力強，又創意無限。這些活潑潑的民間性與自發性，為文學的外譯打開更多的可能性，其中影響力相對集中的，是紙托邦（Paper Republic，中國文學英譯者線上聯盟）所聚集的一批年輕譯者，如徐穆實、韓斌、陶建等，群內有超過100名的本族語譯者，隨時關注中國當代文學的動態。作者對譯者群的動態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跟一些譯者有過一些深入的翻譯交流，文獻功夫做得扎實。據了解，為記錄這些譯者的譯事，王岫廬整理了譯者的相關資料約20余萬字，收集了一批珍貴的編輯信札及手稿，比如《天南》雜志的英文編輯信札等，限于出版篇幅等原因，這些重要的活態史料及文獻均沒有收錄，非常遺憾。僅從這些“書余”之事，就可見作者在研究譯者群時，所用心力不同一般。

譯者是“語言的先覺”

何為譯者？譯者何為？作為行動者的譯者，如何共同造就翻譯實踐及翻譯事件？作者厘清了譯者的研究史及身份變遷、文學翻譯的倫理與處境，同時探討了行動者網絡翻譯研究對翻譯學研究范式的影響。“聚焦譯者”部分的所論所及，皆為翻譯學前沿理論話題，作者對翻譯學研究范式之變遷及前景的理解，見人之所不能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論建構的同時，作者也論及中國當代文學翻譯的倫理變遷及趣味局限，外國譯介對文學的推廣貢獻非常大，但是，譯者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曾經抱有較多的苦難期待，難免忽視文學本質及文學審美，這種“巨大的懶惰”，限制了翻譯選題及詮釋，被翻譯得較多的作家，也不愿意接受這種刻意的“誤讀”，實際上，“對原作的精神背叛也從根本上違背了翻譯的倫理”。作者對現有翻譯話語進行批判性檢視及倫理思考，同時看到時下的翻譯新變：極富活力的譯者群，越來越多地關注到源文本的修辭、語言、審美、思想、表意策略等，這些變化，足以讓文學的交流變得更豐富更有實效。文學在世界范圍內的經典化，離不開譯者之力。

而今，高校和研究機構中的“學院派”譯者，在翻譯中仍起著重要作用，這涉及到文學作品在異質文化中的“二度確認”，這些譯者，大多對中國文化充滿好奇心，對中國文學有發自內心的喜愛，他們在編選文集時，能從不一樣的角度看到中國文學及中國經驗的獨特性和多樣化。他們的努力，使翻譯后的文學作品進入教材體系，以課堂教學的方式，有針對性地實現“二度確認”，好的文學及翻譯作品，自會進入異質文化的讀寫視野，比如穆愛麗（亦譯為穆愛莉）與史密斯合作編譯的《當代中文小小說漢英對照讀本》，就是這樣的案例。當然，雙語本極富挑戰性，“每個字、詞都有多重含義，原文和譯文不可能實現意義上的完全重合，因此，從微觀層面對譯文吹毛求疵實屬下策”，假如暫時放下對完全“忠實”的執念，再看平行文本空間的可能性，不難發現，這些翻譯路徑及相關的深度翻譯，正是推動意義生成及生長的關鍵力量。

作者之所以認同另一部分譯者為創意派譯者，一方面難免有權宜之想，畢竟任何命名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一批譯者跟創意寫作密切相關，很多譯者本身就是創意寫作專業出身的寫作者。這些譯者多有非常強大的語言天分，有的甚至是為挑戰語言的難度而從事翻譯。此書聚焦了三個案例：沈如風、嚴嚴合譯的《冬牧場》（散文，李娟著）、溫侯廷翻譯的《迷谷》（長篇小說，蘇煒著）、羅伯茨翻譯的《羽毛》（童話，曹文軒著）。李娟《冬牧場》的英譯本弱化了原文的隨性，強化了譯文的“知識性與趣味性”，在敘述人稱方面做了適當的調整，類似的翻譯策略，更能使讀者身臨其境，真與美，永遠能喚起世人的共鳴。《迷谷》里有大量的嶺南方言，幾個詞語就能讓譯者望而卻步，更不用說小說書寫的“地域文化、塑造的人物都有著不可置換的特質”，溫侯廷曾笑嘆，“這是一本不可能翻譯（impossible to translate）的書”，但溫侯廷以其“心智融合”之翻譯實踐，打破“地域文化不可譯”的魔咒，“在他的筆下，翻譯已然超越‘歸化’和‘異化’之爭，每一個語詞都成為打開新世界的密鑰，每一個英語讀者對《迷谷》的閱讀都會是語言叢林中的一次探險”。《羽毛》的英譯本，強化其“可愛又深刻”的特性，讓這個不同尋常的故事，真正走向世界。看到創意派譯者的專業性與活躍度，也體現了作者不凡的洞察力，“原創性與翻譯可以被看作是相反而又互補的活動”，“有不少西方大學的創意寫作專業引入了翻譯作為一種‘寫作’的訓練，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翻譯也以這樣的方式進入了一些年輕譯者的視野”（第123頁），翻譯對寫作而言，實有“創意之妙”，這也就很好解釋，為什么譯者會被稱為語言的先知。回望歷史，近現代許多作家的寫作，正是得益于譯者對語言的先知先覺。

無論是學院派還是創意派譯者，他們的努力，為文學作品尋找“普通讀者”或專業讀者，至關重要、必不可少。

“看見”譯者：對話也是思考

翻譯在本質上是一種開放式對話，它推動古今、中外對話，創造各種新的可能性，它是意義生長的原動力之一。“對話作為方法”這一部分，對“看外國譯者如何思考中國當代文學”這一論題有點睛之用，問答皆精彩，互動有反思，值得細讀。于翻譯而言，“漸進聚焦”式的對話是另一種形式的實證，譯者的語言習得際遇、翻譯動因及自我定位得到呈現：讀者可以感知，譯者駕御語言的能力、學術眼光及努力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羅福林教授的翻譯觀及文體觀令人贊嘆，他并不排斥主流的中國當代文學，他理解并尊重中國批評界的評獎趣味及專業水準，他并不認為西方個別譯者按個人興趣選出來的文本就一定好。羅福林還談到中篇小說的重要性，他認為中篇小說有特有的審美，翻譯及研究應該重視這一文體。這樣的識見，遠勝有成見的文學研究者。美國詩人、翻譯家顧愛玲，才華橫溢，對詞語極其敏感，其譯詞常讓人感慨，好的詩歌翻譯不會漏掉詩意，只會讓詩意不斷生長。華裔學者黃運特教授對車前子詩歌的翻譯，常在有無之間建構詩學對遠古的鄉愁。康奈爾大學的安敏軒教授嚴謹又幽默，悟性高，譯文收放自如，長期從事散文詩研究及翻譯，對魯迅的散文詩尤其感興趣。溫侯廷的語言極有天分，曾挑戰過多種有難度的語言習得，中文書面及口頭表達能力令人驚嘆，他在翻譯蘇煒《迷谷》和歐陽江河《鳳凰》時，曾創造了不少新詞，如“astropiration”(吸星大法)、“mellifluidities”(流水韻)等，在他看來，除了忠實原文外，“譯者必須有這樣的創造意識，隨時準備突破英語本身能表達的界限，創造新詞以更好地解釋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第261頁）。譯者對中國當代文學思考的力度與深度，對話可鑒。限于篇幅，譯者的多樣化、譯事的精彩處及豐富性，無法盡舉。讀者有心，可自行體會。

王岫廬對譯者群的實證研究，為學術同行的相關研究提供許多有價值的參考。對有遠大志向的寫作者來講，閱讀此書，大概也會對譯者譯事有更深的理解及尊重。個體的力量很有限，學問的世界需要共同體。“沉默的主體”及其重要貢獻，需要被更多的學者、讀者“看見”。

（作者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