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歷史學家卡爾·阿博特曾在《未來之城：科幻小說中的城市》中感嘆，構想城市這件事在科幻書寫中難度極大。因為在幻想世界中，城市及其構成方式，既是使其區別于現實世界的重要來源，也是積極推動情節發展、驅使主人公做出選擇的基本依據。可盡管城市如此重要，在將其寫入幻想作品時，人們所能依靠的可信資源，所需遵循的抑制條件，卻遠比根據物理學規律建造一個可信的星球要少得多。換言之，在阿博特看來，居于地球之上，當科幻小說家們拿起筆來，試圖通過想象來書寫我們日夜身處的城市時，其遭遇的困難比構想一顆遙遠的星球反而來得更多。

同樣愛好科幻，身為建筑師的磯崎新對此的看法略有不同。在一篇名為《城市破壞業KK（株式會社）》的短文中，他將現代城市描述為一個通過交通事故、水災、火災等種種意外便可以輕松殺人的大魔頭。有了城市這一超級殺手的存在，原來本分敬業的職業殺手就此失業，于是殺手想要組建一個公司毀滅城市。可殺手發現，實際上無法通過物理的或廢除規章制度的做法——比如摧毀建筑物、道路，取消交通信號，廢除街道名稱等等破壞城市。陷入混亂或夷為廢墟的城市仍能復活。由此，磯崎新得出結論：城市實際上是一個抽象的理念，它只存在于市民們彼此之間的協商、約定、傳播和繼承的過程之中。我們習以為常的、擁有具體形狀面目的城市，不過是這種協商、傳播和繼承所形成的一時一地的副產品罷了。

長久以來，越是身處于由城市化而迅速膨脹的社會之中，人們就越是迷信于城市自身的力量，將其奉為不可馴服的龐然大物。磯崎新認為城市是一個依賴于普通市民間的協商傳播而形成的理念，也因為如此，唯有形成不同的城市理念、不同的烏托邦構想，才能對其實施變革、摧毀或更新。

而在虛構世界中重構城市的難度在于，志在重新構想城市的小說家，究竟要如何與城市生活中的普通一員拉開距離，在虛構世界中形成新的城市理念，在之后的傳播中靜待它的蔓延與發酵？構想城市是稀松平常、人人為之而不自知之事，以想象力著稱的科幻作家，不過是更善于將城市的某個部分推至極致，構造出有所針對的理念和形象。如此被構想而出的科幻之城，勢必或多或少對既有的城市有潛移默化的翻新、改造或顛覆之功。

經典科幻小說中的城市形象，多是這兩個方面彼此交織、左右互搏后的成果。以創作《時間機器》的威爾斯來說，19世紀被資本和權力一分為二的冷酷城市，越演越烈的階級對抗，既構成了其展開想象時的基本條件，卻也使得他將城市推至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不愿意面對或刻意回避的極端。由埃羅伊人和莫洛克人這兩個世界組合而成的駭人未來由此出現；人類文明的退化衰亡，在這種想象里更是令人觸目驚心。同樣地，在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中，無論是由頂棚徹底覆蓋包裹，一切皆為室內的帝國，還是那一顆豪華莊園、龐大地產都僅供一人居住，只承認一個主人的星球，都是對美國大都市某一項特征——比如城市與自然的隔絕，一味尊崇私有制等——的捕捉與鋪陳，將其放大夸張。而在阿瑟·克拉克的《城市與群星》中，城市（迪阿斯巴）和鄉村（利斯）成為地球上兩種高級文明的代表。城市文明中的一切都是人工的設計與建造，高度依賴機器且對外封閉，并為此構建起了阻擋外在一切的高墻。與之相對，鄉村文明則建立在使用心靈的力量之上，依靠著各個村落各不相同的文化發展起來。在很長的時間段里，它們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孤立地各自演進。而最終打破這一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的卻依舊是一個城里人。顯然，這種對城鄉關系的溫和想象與批評，也只有在彼時穩坐了現代化頭等車廂的美國社會中，方有可能展開。

很大程度上，當代科幻小說對于城市構想，同樣延續了這一方式。比如，兼具奇幻與科幻創作才能的英國作家柴納·米耶維，在《城與城》中將當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歧視問題——無論這一歧視是源于階級、種族還是性別，演繹為在兩座明明彼此重疊的城市里，人們卻必須依據法律，選擇性地看不見對方才能維持既有的城市生活。

然而時隔多年，當科幻小說繼續如此構想，創造出種種分享了（反）烏托邦屬性的城市時，讓這一部分城市理念得以傳播和發揮作用的社會條件，卻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巨變。科幻小說在初興之時，作為“一種意識到了更多可能性的亞文化”，它的誕生與整個20世紀初期對未來的樂觀主義思潮相呼應。但這一狀況，卻在過去的百年間被大大改寫了。對于今天已經錯過了高速發展的全球化，卻持續承受其負面效應的大多數人來說，未來必然有所不同，且充斥著各種可能性的信念業已衰微。人們普遍失去了面對未來時的興味盎然與懵懂激情。特別是對于那些在21世紀才趕到這個星球的年輕人來說，盡管現實令人不快，卻也不再有能力想象“一個比我們已獲得的世界更好的世界”。

與此同時，伴隨著網絡和自媒體平臺的出現，磯崎新意義上的城市不僅在地理上、形式上變得更為強勢，更是獲得了在數碼世界里的無數分身，變得越發片段、零碎與頑固了。在這樣的時刻，突出其中的某些具體特征——比如“房價之貴”，雖可以快意恩仇，抒發現實生活中的壓抑郁悶，卻已很難對作為理念的既有城市發起真正有力且顛覆性的挑戰。

因此，要在當代社會繼續構想科幻城市，或者說，更精準地理解科幻文學與城市間的互動，我們需要做得更多。首先要做的是重審科幻城市與未來之間的關系。如若不然，科幻小說只是用各種高科技塞滿城市這一空間，在本質上卻將城市與當下更緊密地捆綁到了一起，不再向無限可能的未來真正敞開。由此，我們也就需要追問一個問題：新世紀的科幻文學，既然錯過了城市與未來必然合體的蜜月期，那么，構想科幻城市的創作者們，究竟仰仗或依據什么才能重新獲得審視的距離，再次建立城市與未來的關系呢？

就此而言，過往的烏托邦如何被構建的思路便值得細細回味與認真揣摩。比如，莫里斯的《烏有鄉消息》。顯然，構成莫里斯式的距離的既非物理技術，也不是新的城市設計，而是對于平等與自由的向往，對于異化的深惡痛絕。如此一來，城市和技術在其所描摹的20世紀的未來反而顯得并不重要。因為在實現了城鄉融合的大倫敦中，人們發明和取舍技術的標準只有一個：它所帶來的工作和社會生活是否真的具有樂趣。人們認可的樂趣不是賺更多的錢獲得財務自由，而是通過彼此合作和挑選工作事項來尋找真正的興趣和友誼。凡是讓人的工作變得枯燥無味的技術、機器乃至產品，一律不取。對今天不卷起來便不足以應付科技的推陳出新的人們來說，如此展開社會生活、取舍技術的原則，何嘗不是更具科幻色彩的腦洞一種？

再比如，《大同書》中的山頂城市。很少有人將康有為的《大同書》視為一部科幻作品。然而，當康有為在《大同書》中以宇宙為框架，以地球為單位來展開未來想象的時候，他提出，城市首先應當建立在山頂之上，其次是遍布到江河湖海，最后要建立在空中。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他看來，造成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終極根源，在于“氣”的不平等。若每個地球人都能利用四處行走的“飛屋”與“行室”，獲得養成通暢氣性的工作生活條件，那么人人平等的大同基礎便得以確立。這一點構成了大同世界中城市想象的基本理據。于是在這里，城市的設計與形狀，住宅的公有與移動，既不是為了聚集經濟文化，也不是貪圖交通便利，而是首先取決于“養氣成天民”的需要。

無法一一列舉過往城市構想中各具特色的那一條城市與未來間的明確連線,但不管處于何種困難局面，幻想城市之人，總是首先圍繞著社會生活的美好與快樂展開新的構想。在此基礎上，幻想中的城市作為一種理念的力量，被源源不斷地構筑起來，成為不同于當下的新現實。由此來看，將科幻文學與城市乃至狹義的技術科學高度綁定在一起，不過是20世紀后半葉方才形成的短歷史。而在更漫長的幻想文學的歷史中，則始終潛伏著一套對城市和技術完全不同的幻想思路。那就是，區別于資本逐利的既有方案，將它們放在社會生活的整體中加以評估與謀劃。

或許，放棄對城市的烏托邦想象，或拘泥于城市業已等于未來的陳規，是我們這個世代特有的盲區。在這樣的時刻，重提科幻城市作為一種烏托邦的理念，重視其與未來發生關系的超能力，則是邁出盲區的第一步。

（作者系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