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義德《世界·文本·批評家》中的觀念曾經深刻影響了我?，F在，世界、文本和批評家都發生了太多的變化，這些變化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它對批評家的考驗，首先是如何在這個世界自處。不只是批評家，那些創造了可以稱為文本的作家身臨同樣情境，當下的文學知識分子（我把作家和批評家劃到這個范圍中）都在面對相同的情境與問題。在談論種種問題時，我感覺到自己的渺小、茫然和游移不定，世界太強大了，強大到讓你覺得說自己是一粒塵埃時都過于放大了自己的體積和分量。但這不妨礙我和我的同行們在文學領域，偶爾也跨界去討論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且不管這些討論是否有效。我越來越不安的是，這些討論似乎成為我們確認自我的最后一種方式。

昆德拉在談論塞萬提斯的遺產時說，上帝漸漸離開了他的位置，此刻，堂吉訶德從家中出來，發現世界已變得認不出來了?，F在常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沒錯，我們遭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早在書本中讀到了百年前甚至更早些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便是在無數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更替和發展的。上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五四”為結束或開端，不僅塑造了現代中國，在相當程度上亦塑造了現代先賢和我們這一代。歷史經驗和現實經歷現在重疊在一起，我們幾乎是在兩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疊中討論問題的，而問題和問題的語境又比“重疊”更為復雜。當我們面對現實之變手足無措時，我們對歷史和歷史在當代的新變同樣缺少足夠的認識。這是今天的文學知識分子遭遇到的挑戰。

許多年前，我在一份南方的報紙上讀到一句話：“在這里讀懂中國?！碑敃r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抱負，又以為“讀懂中國”太難了。我們的研究者和寫作者，終其一生，都是在努力“讀懂中國”，讀懂中國越來越成為一個過程而不是結論。史學界、思想史界有過“何為中國”的討論，我們講“中國故事”“中國經驗”，也許是“何為中國”的另一種形式和內容。所謂“歷史中國”“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的不同面相都存在于“現實中國”之中，而文學只是這宏大結構中的一個環節。如果離開這個結構，我們談創作談批評，都可能是盲人摸象。

“讀懂中國”之難與“讀懂世界”之難是相互關聯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晚清以降，中國人的“中國觀”和“世界觀”逐漸發生深刻變化，有學者把這種變化表述為從“天下體系”到“世界體系”。讀康有為、梁啟超，讀魯迅、胡適，讀陳獨秀、毛澤東，讀先生們的《新青年》，讀學生們的《新潮》，我們都能讀出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發生天翻地覆變化時對中國和世界的深刻認識，他們把信仰、人格、操守、識見等都寫在文字中，并付諸實踐，所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包括他們在內的現代知識分子后來的道路不盡相同，對現代中國的影響也有沉浮，他們的思想或相近或相左，甚至沖突，但仍然是我們今天觀察中國與世界的參照。當中國置于“世界體系”后，才有了中國的“現代”。沒有“世界”，也就沒有“現代”。因此，“五四”作家如魯迅、郭沫若初登文壇時很自然地就帶有了“比較”的視野，在對照中他們描寫出了文學中的中國，以理念形式存在的中國，并用古典的骸骨創造性地表達一個似乎空茫的命題。我們今天說中國式現代化，也是“現代化”和“中國式”兩個關鍵詞，它并不排斥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但強調“中國式”。這也是在表述“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我這幾年寫過抗戰時期重慶的知識分子，寫過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置身其中，我覺得無地自容。在這之前，我曾經于夏日的一個清晨徜徉延河邊，延河和寶塔山是我青少年時期心中最重要的意象。又過了若干年，我站在黃昏中的巴黎墻邊，突然想起延河的水聲，我知道我對革命的理解也是膚淺的。從那時起，我恍惚間感受到了歷史事件之間參差的對照與隱約的偏離。戰爭、革命、現代化，依然是文學知識分子需要思考的關鍵問題，我們需要思考如何重寫“宏大敘事”。天下承平已久，戰爭與和平又成為世界性話題，知識分子因此分歧種種。

“中國”“世界”之復雜以及“中國”與“世界”關系之復雜，也給文學知識分子的成長留下深刻的印記。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中，影響我們對中國和世界認識的重要事件至少有：“五四”新文化運動、抗日戰爭、抗美援朝、中蘇論戰、中美乒乓外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上海公報》簽訂、改革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等?！T如此類，或許就是“故事”和“故事”的“年代”。這些歷史記憶和現實親歷錯綜復雜地塑造了我們的“世界觀”，也重組了我們的“世界觀”。在“全球化”這個詞還沒有退熱時，我們遭遇了“新冠”，然后不管你是不是感興趣，一些詞不斷纏繞你：地緣政治、產業鏈、脫鉤、卡脖子技術、就業率、內循環和外循環、線上和線下等等。從事人文學科研究的我無法篤定這一切是不是僅僅是福樓拜意義上語詞的空洞喧囂，我也無法判斷在自然科學的話語秩序中，這些概念的位置究竟在何處。過于膨脹的專業名詞的頻繁出現，讓我們一次次將此無力地感受為自身的衰老。信息的密度不斷稀釋著我們對于人類基本命題的信心和判斷力，我們似乎再也不具備古典的氣魄，去論述世界歷史的進程，去厘定人類的知識界域。文學知識分子過去并不熱衷談論這些問題，雖然這些問題都是文學“外部”的主要部分，是與“文本”相連的“世界”的一部分。批評家和作家們終于發現，這些“外部”正在改造“內部”，“文學性”的變化、危機與這些“外部”因素密切相關。文學并不需要一一應對這些問題，但這些問題在整體上構成了我們的思想文化背景，也深刻影響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包括精神生活。一切都在迅速變化，世界越來越陌生。——諸如此類，或許就是我們“講述故事”的年代。

我對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等專業領域所知甚少，雖然對思想史興趣濃厚但也只有硯邊點滴。面對如此復雜的中國和世界，就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而言，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共識”和在學術與思想訓練中養成的知識體系與方法顯然遭遇到了挫折。所以，我愿意坦陳自己的孱弱、困惑甚至是無知。不久前我讀到了智利作家本哈明·拉巴圖特的《當我們不再理解世界》，這是一部2021年國際布克獎短名單作品。我這里不討論具體作品，也不討論小說文本如何模糊了歷史、回憶錄、散文和小說的邊界等問題，我要說到的是這部作品的名字，“我們不再理解世界”可以視為文學知識分子思想狀況的一個精準表述。我們不再理解世界，并不是說我們之前運用的知識體系、思想方法和創作方法完全失效，相反，在“五四”新文化基礎上，經過80年代反思與重構形成的關于文學與思想文化的諸多共識和價值判斷仍然行之有效?，F在越來越多的文學知識分子放棄了曾經的共識和價值判斷。無疑，80年代也有諸多問題，包括沒有形成思想文化再生長的機制，我個人以為在這個意義上，80年代也是一個未完成的年代。另外，當我們從不再理解到再次理解世界時，需要形成新的知識體系和思想方法，認識和處理80年代以來已經失效的經驗。80年代之前，有一種主導性的理解中國與世界的方式，它的主導性框架可能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三個世界的理論等；80年代重新產生一種新的理解方式，這種方式或許統合在現代/傳統的框架之中；90年代很長一段時間，左和右似乎又是一種理解方式，統合在全球化的框架之中；新冠疫情以來，又需要一種全新的理解方式，一些新的關鍵詞似乎都在提示一種全新的理解框架在形成之中。我所說的這種“失效”“無力”和“挫折”或許體現在：一方面，這幾種理解框架“重疊”在一起，兩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疊意味著多個傳統、多個理解框架的重疊，這種重疊又伴隨著價值觀的沖突，這使我們感到無所適從；另一方面，前述種種框架似乎有所失效，如今一系列全新的術語所暗示的正是這種失效，而新的理解框架似乎遠未成形。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不是文學知識分子獨自面對的形勢和獨有的困境與問題。我所說的文學知識分子也只是大致的劃分，文學知識分子在人文知識分子這一大的范圍內。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我們通常會說專家、學者、作家、詩人等。這幾年“專家”成了一個很尷尬的身份，在網絡視頻和日常生活里，“專家”是被嘲諷最多的身份之一。這未必公平，確實有很多專家在各個專門領域做出了突出的成績。對許多事物的認識和判斷，專家們也需要一個探索和認識的過程?，F在公眾對一些專家的不滿，與這些專家背棄了專業精神有關。我聽過一些專家關于國際政治關系、公共衛生問題的談話，和許多人一樣匪夷所思。我不清楚許多專家的那些令人質疑的見解是基于什么立場和專業背景產生的。我們可以做出簡單粗糙的判斷是，那些發表匪夷所思所謂見解的專家，顯然缺少基本的人文素養。這些專家分布在不同的學科專業，而通病是人文素養的缺失，于是各種非專業的因素都可以干擾甚至凌駕于專業之上。自然科學領域內的學者有強烈的專業主義精神，這是令人欽佩的。但他們很少對思想文化問題和其他公共領域的問題發表意見，這也是我們談論知識分子通常以人文知識分子為主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們迄今不能完全回答“錢學森之問”，原因錯綜復雜?？疾齑髮W教育和人才培養模式，我們可以看到不是少數而是多數專業人士缺少“通識”，也就是缺少對世界、歷史、社會和人的基本認識和思考方法，現在不斷強調的大學通識教育其實就是要解決這樣的問題。這里需要提及的一個現象是，這些年被國際學術刊物撤稿的學者越來越多，學術倫理問題在本質上也是一個人文素養問題。

人文知識分子似乎越來越陷入狹隘意義的學科專業之中，只關注學科內部問題，并在學術經濟的循環中迷失，在重大的公共性問題上越來越缺席或失語，這種狀況也導致人文知識分子包括文學知識分子越來越失去公共性的身份，也越來越沒有能力回應世界和現實的劇變。一方面，是專業精神的背棄和人文素養的缺乏，另一方面則是學科壁壘、學術經濟的泥沼，這使得作為整體的知識分子在面對上述時代和思想困境時，顯得更為無力、淺薄或失語……當年金岳霖先生在為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寫的審查報告中說，希望人文知識分子能夠像蘇格拉底那樣，把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情懷和專業融合在一起。我以為各個專業內的知識分子，都應當追求這樣的融合。這當然不是追求學科之間的機械拼貼，而是要達到一種有機的狀態。

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另外兩個概念也隨之出現，這就是“工業黨”和“情懷黨”。我對“工業黨”沒有研究，將“技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來推動社會發展，并視為衡量社會發展的標準，在后發現代化國家具有重要意義，但單一的技術發展造就什么樣的社會也正是今天很多人，不只是“情懷黨”憂慮的問題。關于知識分子與技術的關系問題，中外學界有很多探討。技術的發展在改變世界，改變生活，改變思想和思維方式。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現在或許要把人與技術的關系納入社會關系中加以考察。克隆、基因編輯、AI，這些年來不斷挑戰我們的認知。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意識到了技術對人類發展帶來的危機，而很多人文學者也高度關注技術與人文的關系。近年來關于Chat GPT的討論，文學知識分子尤為活躍，這當中雖有對個人創造性的寫作會不會被AI替代的焦慮，但我也把它理解為人文知識分子對人文價值和人文學科的拓展性研究。工業黨和推崇技術變革的知識分子，包括文學知識分子在內，對生產力與技術變革的過度樂觀主義和過度悲觀主義同時呈現在今天的思想和文化討論之中。問題的關鍵或許在于，對于這些知識分子來說，經濟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提供了他們把握中國改革和世界劇變的一條捷徑，一個簡明的理解框架。這是今天知識分子回應中國和世界劇變的一種努力。的確，經濟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的解釋性是明顯的，經濟發展的急劇波動所帶來的影響、技術的日新月異所導致的劇變，都凸顯了其有效性。然而，這兩種理解框架往往既遺忘了嵌入政治價值，也沒有顧及人文價值或更廣義的文化價值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從而使得我們理解現實與世界的方式變得冰冷乃至殘酷，這本身無疑是時代危機的表征之一，也某種程度加重了這種時代危機，讓我們感到更加不安、無力和飄忽。我談論的重點不是知識分子與技術、人文與技術關系等宏大問題，只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觀察網絡技術的發展對文學的影響。因為網絡技術的發達而滋生了網絡文學，就像當年媒體的發達而推動了通俗文學的發展一樣。差不多十年前，我參加一個網絡文學的會議，一位與會者告訴我：你們大學老師研究的純文學已經是舊文學，而我們的網絡文學才是新文學。我當時沒有和這位辯論，因為很多像我這樣曾經研究“舊文學”的同行已經去研究他說的“新文學”了。但我告訴他，不以舊定義新，也不以新定義舊，這是基本的方法。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純文學對應的是通俗文學，有不少學者試圖消解兩者之間的分野，整合成大文學史，但始終未能解決的問題是，關于新文學的論述已經形成了一種邏輯的、歷史的框架，若是整合，貫穿其中的邏輯、歷史線索是什么。當分層的文學域被整合時，我們的學術思想是斷裂的，統一論述的基礎闕如。相對主義的語境之下，我們事實上的權宜之計只能是“純文學的歸文學研究”，“通俗文學的歸文化研究”。準此邏輯，我們將如何統合莎士比亞和J.K.羅琳、魯迅和張恨水。

在這個問題未解時，網絡技術不僅以網絡文學改變著文學秩序，更普遍的現象是，從微博到微信再到短視頻，文化和文學的場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包括寫作內容和傳播方式、評價體系等，一個新的文學生產方式似乎正在形成。我并不認為技術和人文是對立的，技術必定會帶來文學和人文的新形態，但這一過程應當是價值理性平衡工具理性的過程。短視頻的流行讓我們至少要反思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敘事的長度與篇幅，不知從何時起，我們便偏執地認為只有能寫長篇的作家才是好作家，即便這部長篇水平十分低劣；與之相應，批評亦如此，非得“長篇宏論”方能成一大家，一個視頻幾十秒幾分鐘內展現出的敘事技藝與其敘事效果給予這一“常識”當頭一棒；第二個問題是，碎片化的信息傳播與接收能否幫助我們獲得更好的心智生活，或者換一種說法，短視頻能否替代文學在公共空間行使話語權。15s或許會讓我們知道得更多，可是接連劃過的一個又一個15s只會讓我們在虛假的狂歡中感知得很少。這一現象在歷史上曾有相似之處。1929年8月本雅明在《文學世界》發表了《對話恩斯特·舍恩》。舍恩乃作曲家，為法蘭克福西南德意志廣播電臺的藝術總監，本雅明和舍恩兩人探討了廣播和電視的教育性-政治性可能。自從1923年德國引進無線電以來，新的大眾媒介的政治化只能通過迎合受眾對“娛樂”的渴求來實現，盡管這種節目編排方式并不排除各種不同種類的藝術活動?；诖舜螌φ?，本雅明動筆開始書寫另一篇未寫成的文章，在給舍恩的信中他提到一些自己想要討論的點，比如廣播的瑣碎化，比如工會主義對廣播的壟斷，比如廣播和新聞界的關系腐化。——碎片化、娛樂化和資本化，這正是今天的文學與思想文化生產方式的主要危機之一。

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處于復雜的歷史想象和文化現實之中。我們不是先知先覺者，我們追尋崇高、理想、洞見等，也不必為自己的卑微和淺見甚至盲視而羞愧，在歷史上留下印痕的總是極少數，大多數人都是分母。我們不必用崇高、理想和洞見等裝飾自己，以掩蓋卑微和淺見或盲視。但歷史經驗和20世紀80年代文學與思想文化的實踐表明，文學知識分子通常處于時代潮頭。這也是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寄望于文學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兩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間，各種思想、文化和文學遺產此起彼伏，文化現實也風起云涌。這一百年的中國文學，本身也是一部“少年中國”的“成長小說”。我們置身其中，不斷接受，不斷參與，也不斷被塑造，然后再塑造別人。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陣痛以各種方式在文學中“吶喊”和“彷徨”，天空有“風箏”，地上有“野草”，奔突的“地火”在地下運行或浮出地表。“五四”退潮后，知識分子分道揚鑣，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彷徨過。彷徨中的疼痛也是一種深刻，我們于是讀到了魯迅先生的《彷徨》。這仍然是我們今天應當珍惜的思想文化資源?！拔逅摹币詠?，文學知識分子對時代、對中國和世界關系的敏感，使得他們往往站在時代潮頭率先感知浪潮的奔涌，那些吶喊、彷徨、分歧、矛盾，無論是家國劇變還是個體浮沉……總是最先以文學的形式獲得表達和呈現?！拔逅摹币詠砗荛L一段歷史時期，相比于其他類型的知識分子，文學知識分子與時代的關系顯得更為直接，更為感性，因而也更為敏銳；即使這種直接、感性和敏銳無法生成出一種理性的總體性認識，但理解中國與世界的框架正是在文學知識分子所填整過的地基上生成的，甚至是沿著文學知識分子所有意無意指向的路徑推進的。這是文學知識分子的力量，他們以他們的無力、痛苦、分歧和矛盾為劇變中的中國和世界賦予最初的形式、標識和路標。然而今天，文學知識分子是否同樣具備這樣的敏感，是否同樣具備與時代的直接關系，這已經構成了一個需要回答的疑難。我并不否認無論在長時段還是在短時段，文學無疑充滿了分歧和矛盾，在具體的創作上也有不同的路向，如果這些分歧與矛盾是來自真問題而不是偽問題，如果對這些問題的表達是真實的而不是偽裝的，那么各種分歧、矛盾的碰撞終將產生出思想和文學的果實。

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寫作起于困惑，沒有完全清醒意識下的寫作，或者說一個作家批評家不可能在什么都想明白之后寫作。寫作者從落筆開始就帶著困惑，他試圖通過寫作去解決他的困惑，但他最終都可能是在困惑中完成他的寫作。因而，一部稱為作品的文本，總比寫作者意識到的要豐富和復雜得多，甚至在某些方面充滿矛盾。但一個寫作者應當有基本的價值判斷和審美選擇。我們的問題恰恰出現在這個方面。缺少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其中最大的問題。這是看世界、社會和人性的支點，也是文本最深層的結構。基本的價值判斷和世界觀，構成了文學知識分子理解中國和世界的新劇變的前提。“五四”一代作家，正是在基本的價值判斷、世界觀遭受根本上的挑戰，他們才顯得如此敏感，他們才不得不同時在反思自己、反思中國與反思他人、反思世界的往復過程之中定位和重視那些吶喊與彷徨、矛盾與分歧，并將此當作生成新的價值判斷、世界觀和新的審美選擇的中介。然而，在今天，相當一部分文學知識分子基本的價值判斷和世界觀卻是模糊的，或者是封閉的，他們難以反思性地澄清自身的基本價值判斷和世界觀與現實、時代的復雜關系，從而重塑或澄清他們自身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也就無法準確和清晰地賦予這種關系中的諸多緊張、分歧和矛盾以恰當的美學形式。當然，文學知識分子的這種狀況，部分原因如前所述，是當代文化和思想的碎片化、娛樂化和資本化的生產方式所導致，也是今天太多的理解框架的重疊、沖突和失效所導致的，因此，它并不是文學知識分子的獨有問題，在那些社科知識分子和理工知識分子身上，不也是同樣如此嗎?或許可以這樣說，文學知識分子敏感性的下降，以及背后的基本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模糊或封閉，本身諷刺性地構成了時代危機的最直接的表現，或者說，最敏感的表現；換言之，文學知識分子的失敏，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模糊或封閉，在時代癥候的意義上，仍然是反向地更突出、更直接地暴露在時代前沿的。

毫無疑問，從“新時期”開始的文學取得了重要成績，今天仍然經得起討論的作家作品，都顯示了他們獨到的理解、呈現以及體現在語言、人物、形式的結構能力。我們都是現實主義的“孩子”，但又以各種方式“背叛”他的“父親”。一些“背叛”成就了文學，一些“背叛”毀滅了文學。背叛意味著我們僅能以消極的姿態去沖破原本結實華美的建筑，在“假想敵”消失之后，我們又一次回到了始源性的空茫。文學知識分子現在面臨雙重的困境，真實的現實是什么，真實的內心是什么。如前所述，讀懂中國和讀懂世界都非易事，我要說的是越來越多的寫作者在背離自己的內心世界，淺薄、市儈和機會主義等特征暴露無遺。為獲獎而寫作，只是其中一種現象。如果言與心分裂，沉默是好的選擇。即便能夠直面現實，思想認識也需要完成審美化的過程才能成為文學作品。當各種故事紛呈時，個人、思想、文化卻從故事中消失，文學性的深刻危機出現了，越來越多文學知識分子沒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在經歷了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之后，我們的文學觀念和創作實踐都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近幾十年的中國文學，在“雙百方針”和“二為方向”指引下走向了更廣闊的道路，中間也完成了從“寫什么”到“怎么寫”的轉向。但在這一過程中作家“主體性”的建構仍然是一個問題，無論是思想、人格還是審美等。我讀丁帆教授談論文學“當代性”的文章，非常贊同他的觀點：“借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批判哲學理論和方法，呼喚批判哲學的文學批評與闡釋，也許是拯救‘我們的時代’文學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建構具有全新意義的‘當代性’的前提。”

從思想到文學，再從文學到思想，這是一個審美化的過程，所謂“文學性”危機就存在于這一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復雜的現象，一些作家有故事，但沒有思想；一些作家有思想，但沒有故事。在談論這個問題時，我想援引一下弗吉尼亞·伍爾夫在《論現代小說》的部分觀點。當我在引用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這些說法時，我其實也陷入一種困境之中，即我們缺少批評理論。我遇到的這種困境似乎是普遍的，這從一個方面說明建構中國特色學術話語體系是何等的重要。弗吉尼亞·伍爾夫將作家分為“物質主義者”和“精神主義者”。她以威爾斯為例，“說他之所以被稱為物質主義者，是因為他太喜歡把他的故事編寫得扎實緊湊”。（[英]弗吉尼亞·伍爾夫《普通讀者》，瞿世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4頁）對“精神主義者”的喬伊斯，伍爾夫這樣論述道：“他不惜任何代價來揭示內心火焰的光芒，那種內心的火焰所傳遞的信息在頭腦中一閃而過，為了把它記載保存下來，喬伊斯先生鼓足勇氣，把似乎外來的偶然因素統統揚棄，不論它是可能性、連貫性，還是諸如此類的路標，許多世代以來，當讀者需要想象他摸不到、看不見的東西時，這種路標就成了支撐其想象力的支柱。”（第50頁）她舉了喬伊斯描寫公墓的場面來說明“內心火焰”的重要：“例如，在公墓中的那個場面，它那輝煌的光彩，它那粗俗的氣氛，它的不連貫性，它像電光一般突然閃現出來的重大意義，它毫無疑問確實接近于內心活動的本質。”（第50意義，它毫無疑問確實接近于內心活動的本質。”（第50頁）我覺得“內心活動的本質”在此處是一個特別重要的關鍵詞。順著伍爾夫的話說，小說除了故事之外，還要揭示內心火焰的光芒（或接近內心活動的本質），這是精神主義者和物質主義者的主要區別。當然，對于一個杰出的作家來說，我們也很難用物質主義者或精神主義者來簡單定義。但在講述故事時，作家“內心火焰的光芒”是字里行間的靈魂。不僅小說是這樣，散文也如此，而詩歌則應該呈現一位詩人“內心活動”的本質。伍爾夫撰寫此文時，《尤利西斯》在雜志上連載，尚未完成，她據這些已經發表的“片段”又認為“作者的思想相對而言比較貧乏”。（第51頁）我們不妨說，故事對小說如此重要，但它同時需要作者的內心火焰和文本內外的豐富思想。文學為什么與我們心目中所想象的東西越來越不相稱，寫作者思想生活的貧乏是重要原因之一。她對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小說如此批評道：“為了證明作品故事情節確實逼真所花的大量勞動，不僅是浪費了精力，而且是把精力用錯了地方，以至于遮蔽了思想的光芒。作者似乎不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而是在某種奴役的、強大而專橫的暴君的強制之下，給我們提供情節，提供喜劇、悲劇、愛情和樂趣，并且用一種可能性的氣氛給所有這一切抹上香油，使它如此無懈可擊。如果他筆下的人物都活了過來，他們會發現自己的穿著打扮直到每一粒紐扣，都符合當時流行的款式?！保ǖ?6—47頁）譯者對“暴君”加了這樣的注釋：指傳統的清規戒律的束縛。她因此提醒大家：“真正恰當的小說題材，和習慣賦予我們的那種信念，是有所不同的。”（第48頁）

回到當下創作，讀者對文學的失望，其實是對文學所呈現的生活、世界和心靈的質疑和不滿。就像魯迅提示的那樣，精神隱秘的火焰只能自深淵生起，視野的窒礙，對物質毫無抵觸的屈服，過于盲動執拗的自我英雄主義都將扼死真火，更遑論世界歷史的格局將我們先在地就置于無明之地。在這樣的狀況之中，文學知識分子如何可能在自身的局限中突圍?他們能夠突破知識生產和文學圈子的壁壘，重新確定自己看待歷史和時代、中國和世界的支點嗎?他們能夠在新的文學生產方式的條件下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嗎?他們能夠重新獲得“五四”文學知識分子的那種敏感性，并將這種敏感性轉化為“春江水暖鴨先知”一樣的先聲嗎?現實的劇變是如此觸目驚心，世界歷史的格局是如此天翻地覆，文學知識分子能否果敢地躍入其中，如“五四”文學知識分子一樣，繼續將那些吶喊與彷徨、分歧與矛盾，再次轉化為尋找新方向的路標，能否果敢地暴露自身的渺小、茫然和游移不定并賦予它鮮明的美學形式，或許成了文學知識分子生死攸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