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啟動《中國民間文學大系·新疆卷》編纂出版工作伊始，新疆自治區文聯就組建了相應的組織領導機構和專家委員會。根據“大系”的編纂出版體例要求，新疆民協組織專家團隊認真梳理了我區長期以來收集整理的民間文學作品，并按門類逐一篩選，把選題工作作為做好“大系”出版工程的前提和基礎。同一類別的民間文學作品的選題既要看它流傳的廣泛性，又要考慮到作品的代表性；既要看到它的地域特點，又要關注它在同一藝術領域的影響力。另外，我們還根據作品漢譯的實際情況，具體安排出版順序，即對有譯文的部分組織人員編輯審定，讓編審和翻譯工作同步進行。

三大英雄史詩作為首批選題納入《大系》

新疆民間文學資源十分豐富，而且表現形式多樣，其中“三大英雄史詩”更是聞名遐邇。

史詩《瑪納斯》是一部產生并廣泛流傳在柯爾克孜族中的英雄史詩。史詩記述了主人公瑪納斯一直到他的子子孫孫八代英雄抵御外來侵略、反抗奴役壓迫、保衛家園，為廣大黎民百姓創造幸福安寧美好生活的故事。《瑪納斯》史詩是典型的譜系式敘述結構，一部講述一代英雄的故事，每部既獨立成章又承上啟下，相互連貫，八代英雄繪制成一幅氣吞山河的群英圖，富有浪漫主義色彩。史詩在長期的傳承過程中，形成了多種地域特色濃、演唱風格獨特的變體、異文。居素甫·瑪瑪依是我國著名的英雄史詩《瑪納斯》的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也是國際史詩學界公認的演唱大師。他演唱的《瑪納斯》唱本是目前世界上最完整的，其唱本篇幅浩瀚、規模宏大，內容翔實、時間跨度長、涉及的學科領域多，總共23萬多行。

《江格爾》是我國蒙古族人民集體創作的一部偉大的英雄史詩，發源于我國衛拉特蒙古族中，主要流傳于中國及俄羅斯、蒙古國等國家。通過傳唱以江格爾為首領的12名雄獅、35名虎將以及6000多名勇士為保衛本巴家園與人類共同的敵人——“蟒古斯”（妖魔鬼怪）征戰的故事，熱情謳歌了正義戰勝邪惡的偉大壯舉，充分展示了廣大人民群眾對真理的追求、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史詩結構宏偉、內容豐富，故事跌宕起伏、動人心弦。史詩所描繪的本巴家園是一個沒有冬天、陽春常駐，沒有酷暑、金秋延綿，沒有炎熱、微風習習，沒有干旱、細雨綿綿，人們都定格在25歲，快樂幸福地生活的理想家園。史詩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吸收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形成了個性鮮明的演唱版本。史詩《江格爾》的搜集、整理、翻譯、出版、研究工作起步于上世紀70年代末，并在全疆蒙古族聚居的24個縣市進行普查，發現了諸多傳承人，先后出版了演唱資料本和文學讀本以及地州縣的演唱本等，為《江格爾》傳承發展及學術研究提供了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新疆《格薩（斯）爾》是根據1776年北京木刻版本傳入新疆的，是在新疆蒙古族中以衛拉特蒙古族方言——托忒蒙文為載體傳承的，基本上是散文體。

2006年，《格薩（斯）爾》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9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新疆《格薩（斯）爾》作為同一項目的重要傳承地，被列入拓展保護項目，新疆民間文藝家協會是這一項目的保護責任單位。

新疆《格薩（斯）爾》在民間是口耳相傳的，傳承區域較廣，其中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尼勒克縣《格薩（斯）爾》的傳承人較為集中，傳承的篇章也最多、最有代表性。

《格薩（斯）爾》是一部頗具神話色彩和浪漫主義情懷以及濃郁草原生活氣息的文學經典。主人公格薩（斯）爾雖然來自天國，但他是一位十分體恤百姓、拯救民眾于苦難之中的大英雄。整個故事便是緊扣英雄格薩（斯）爾為民除害、為一方百姓創造平安幸福的生活展開的。目前我們在全區范圍內搜集到的新疆《格薩（斯）爾》近20章，其中較完整的有12個篇章。新疆《格薩（斯）爾》在長期流傳過程中兼收并蓄，吸納了不同區域、民族的多種文化元素，更加凸顯了史詩的地域特色和語言風格，以及故事的趣味性、感染力和文學表現力，深受廣大聽眾的青睞。

鑒于“三大英雄史詩”在我國民間文學發展史的地位及其深遠影響力，我們將其作為首批選題納入到了《大系》。

實際編纂工作中的路徑方法

詩歌是遠古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所鐘愛的文學表達形式，易記易頌，也是最主要的文化傳承載體。特別是長詩，由于體量大，蘊含的內容多，民間藝人在記述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贊頌英雄人物的傳奇故事等題材中，往往都擅長采用長詩的文體形式來表達。民間長詩在新疆民間文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新疆民間長詩不僅數量繁多，而且題材廣泛。據不完全統計，新疆僅哈薩克、維吾爾、柯爾克孜、蒙古族中流傳的民間長詩就有近700部。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新疆民間文藝家協會在組織實施《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這“三套集成”編纂工作時，根據新疆民間文學的特點，將民間長詩也納入其中，也就是說在新疆做了“四套集成”。這不僅為民間長詩后續的傳承、保護及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也為我們《大系》之民間長詩、故事、歌謠、傳說、諺語、笑話等系列的編選提供了文本基礎和參考。

民間文學最鮮明的特征就是活態的、口頭性的和群體性的傳承。也就是說，所有記憶性的傳承絕不是一字不落的傳承。口耳相傳就是傳承人在基本掌握了故事情節、人物關系、框架結構的前提下進行傳承發展的，但由于受不同地域的文化影響，以及傳承人自身的知識、閱歷等因素，同一類型、同一題材的作品在不同區域的傳承是有差異的。另外，有時同一傳承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對同一部作品的演唱也是有所不同的。如新疆史詩演唱者，對同一部作品，第一次演唱和第二次演唱就有差別，而且行數的差別還很大。這可能與演唱環境、個人狀態等因素有關。所以，在《大系》編纂審定時，我們對傳承人所演唱的作品要進行綜合評判分析，選擇其最有特色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新疆民協的前身成立于1953年，1960年初就逐步開始對本區域的民間文學作品進行普查、搜集、整理、翻譯等工作。當時在做田野調查和采錄工作時就明確規定，每部作品必須注明流傳地區、演唱者的基本信息，還要寫明搜集者的姓名，以及采錄的時間地點等。后來在采錄民間長詩、史詩時發現，這類作品涉及的人物多、部落多、場面大，所以在翻譯之前就將人名、地名、馬名、馬具、器皿、部落名等一些找不到相應漢語名稱的詞匯專門列出統一的漢語音譯表。在本次《大系》出版時，專家團隊在沿用這種方法外，還特別強調：一是要進一步規范釋文，力爭達到準確、通俗明了；二是對文本所涉及到的民俗事象及事件背景，要站在公正客觀的學術立場上加以闡釋；三是對每本書的“概述”進行認真斟酌推敲，做到數據準確、資料翔實。“概述”在文本中有著提綱挈領的導語作用，要對作品的社會價值、藝術特點做出客觀的評價，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從而使民間文學通過漢譯文本的傳承路徑，讓更多的人了解它、喜歡它、走進它。

詩歌是一種抒情言志的文學體裁，即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就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的翻譯而言，它并非是一種文字簡單轉換成另一種文字，翻譯中既要準確理解原文的字面意義，更應該理解詩句的引申含義。另外，每種語言文字都有自己獨特的語法結構、思維邏輯和用語習慣。所以說，作為一名文學翻譯，不僅要熟練地掌握兩門以上的語言文字，還要對原文本身以及相關的背景資料有所了解，這樣才能達到譯文準確、通俗流暢的標準，才能真切地表現出作品的思想內涵、文學意境和風俗特色。

史詩《江格爾》是以托忒蒙文為載體廣泛流傳的。托忒蒙文與胡都木蒙文相比較，它的地域特點強，方言氣息濃，特別是在文學創作用語方面有一定區別。在以往的《江格爾》史詩漢譯時，我們更多采用的方式是先將托忒蒙文轉寫成胡都木蒙文，然后翻譯成漢文。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新疆民協就開始組織翻譯《江格爾》，先后出版了幾種漢譯版本。這些漢譯本翻譯水準高，文字優美通順，文學表現力強。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末史詩《江格爾》漢譯本出版發行后，使史詩傳承從原先單一的口耳相傳走向視頻、廣播、舞臺、動漫、文本等多渠道的傳承形式，對史詩傳承推廣發揮了重要作用。

可是對于翻譯來講，一部作品經轉寫再翻譯，難免會產生一些問題。所以在這次《江格爾》的編纂出版過程中，我們先將蒙文文學讀本與原始記錄資料本進行了核對，查找在原文整理中存在的問題；第二步是將漢譯文本直接與托忒蒙文本進行對照核實，重點解決了原資料在聽寫、整理中存在的偏差和兩種文字在轉寫中極個別詞句遺漏和理解不準確等問題。應該講，修訂整理后的漢譯文更能表現出原文的風貌，相信讀者通過這個版本更能加深理解史詩《江格爾》，喜愛史詩《江格爾》。

民間文學傳承有其特殊性，特別是說唱類的項目，是任何文本都難以取代說唱這種固有形式的。就史詩的傳承形式而言，說唱更有儀式感，是在一定氛圍下進行的。一是表示對傳統文化的敬重，二是調動演唱者的激情，三是要聽眾感受到傳統文化在他們生命中的重要性，從而增強傳承優秀民間文化的責任感。再加上講唱者在傳唱時的面部表情、手勢動作、語氣語調等，許多情感只有親臨現場才能領悟到，而文本是難以達到這種效果的。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一方面在“概述”“釋文”中盡量對演唱場景多一些細膩描述；二是對譯文盡可能做到“表演化”，目的就是讓讀者通過文字感受到演唱現場氣氛。誠然，這種做法要達到預期效果是有難度的，但作為史詩文本需盡量呈現其原貌。

（作者系中國民協顧問、新疆民協名譽主席，《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史詩·新疆卷·瑪納斯（一）（二）》《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史詩·新疆卷·江格爾（一）（二）（三）》《中國民間文學大系·歌謠·新疆卷（一）（二）》《中國民間文學大系·故事·新疆卷（一）（二）（三）》《中國民間文學大系·諺語·新疆卷》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