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對于又要過去的一年

還是已經離開的文學前輩

說出再見是難的

但是時間，總會周期性地

走到這個節點

讓我們設想可以暫時駐足

從逝者如斯的長河里稍息、回望

在新的一年到來之前，重拾

那些盈滿舊色的力量

“火種是啄不盡的”

他們懷落日而下沉，光芒遺澤在我們身上

于是，一起逆著時間向前走吧

走向希望的上游

——中國作家網文史頻道編輯 陳澤宇

王智量（1928年6月—2023年1月2日）

我拿起屠格涅夫《散文詩 帕拉莎》，這是王智量先生晚年最心愛的一本書，他在“致讀者”中稱它為“絢麗多彩的書”：“不譯不足以滿足我的感情，不譯不足以表現我對它的愛有多么深。因為它是美的、豐富的、挖掘不盡的。”我的書架上放著兩個版本的《屠格涅夫散文詩》，但卻在饋贈者不在人世時，這首《當我不在人世時》才第一次擊中受贈者。當他在人生的暮年，把屠格涅夫在人生的暮年創作的以“衰老”為主題的詩篇轉化成中文時，他是寄托著對于自己一生的多少回憶和生命隨時消失的哀思啊。

陳曉蘭 ｜ “你想要幸福嗎？先得學會受苦”

http://m.xgdsu.cn/n1/2023/0118/c404063-32608814.html

劉紹銘（1934年7月9日-2023年1月4日）

許子東說，很多人不知道劉紹銘是臺灣《現代文學》雜志和現代文學流派的主要發起人。臺灣文學有鄉土派和現代派，現代派的主要雜志就是《現代文學》。1960年，白先勇、歐陽子、陳若曦、王文興、李歐梵、劉紹銘這幾個臺大外文系的同學共同創辦了《現代文學》，當時劉紹銘寫的發刊詞：“我們打算分期有系統地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和潮流，批評和思想，并盡可能選擇其代表作品。我們如此做并不表示我們對外國藝術的偏愛，僅為依據‘他山之石’之進步原則……我們感于舊有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

許子東｜除了翻譯《一九八四》，劉紹銘還有很多成就

http://m.xgdsu.cn/n1/2023/0105/c403994-32600337.html

耿林莽（1926年3月7日-2023年1月5日）

世界很小很小，而人，是高大的。

地球儀旋轉著，在我的案頭。電風扇吹干了赤道線上的汗。

電視熒光屏上，流動著南極的冰山，一汪蔚藍的水。

海之杯是可以一飲而盡的。

萬里長城和高速公路。飛去又飛回的一雙雙燕子，學會了七國語言。

海棠葉子似的一瓣土地，輕輕浮動著白的閃電，綠的閃電，歌聲唱醒了沉睡的山脈。

世界很小很小，而人，是高大的。

耿林莽｜我走我的路，我寫我的詩

https://mp.weixin.qq.com/s/xAsK1ygOE_u7caNxx5yP_w

劉恪（1953年12月—2023年1月8日）

那是個夏天。詩人樹才拿來一本《新生界》雜志，對我說：這期上的長篇《藍雨徘徊》，你有空看一看吧，是一位叫劉恪的朋友寫的。我讀起了《藍雨徘徊》。一個以水為背景的小說，沒有傳統的故事結構，沒有在大多數閱讀者看來必要的過渡和交代，沒有情節推進，有的只是數百節零散的碎片，有的只是彌漫的神秘和詩意，有的只是漢語散發的特殊魅力。一種可以當作畫來欣賞，可以當作謎來琢磨，可以當作音樂來聽，卻偏偏很難用言語說明白的小說。小說沒有為宏大話語唱贊歌，顯然也不是大眾娛樂的飲品。但它對我的沖擊卻是巨大的。沖擊伴隨著驚訝：原來長篇小說還可以這么寫。

高興｜這樣的劉恪

http://m.xgdsu.cn/n1/2023/0111/c404063-32604402.html

徐懷中（1929年9月29日-2023年1月13日）

對于創作，懷中先生的態度始終是法度莊嚴，他從不虛構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即便是在其晚年的巔峰之作《牽風記》中有已臻化境的縱浪大化之法，那也是在他調動一生的戰爭儲備素材上的升華和淬煉。真實，貫穿先生生命的始終，無論是行事，還是為文……縱觀懷中先生一生的創作，他絕非是一個以量取勝的大家，而實在是一個以質制勝的名士，他的制勝之道還在于，不管文壇如何喧嘩與騷動，我自泰然待之。在其漫長的創作遠征中，他不跟風，不隨波，不呼朋引伴，每每在阻隔處驚險“鑿空”，庸常區獨辟蹊徑，鮐背時歸于大化。

陳觀旭｜長虹耀云巔 牽風駕鶴行

http://m.xgdsu.cn/n1/2023/1017/c404064-40096646.html

郭宏安（1943年2月2日-2023年1月16日）

他研究視野寬廣，對新舊批評的沿革和古今之爭了然于心，形成了自由的批評意識，“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做一個自覺的批評家”。“自覺”意味著批評是一門獨立的、有尊嚴的、多元的藝術，有說理的、審美的和道德的訴求。福柯認為現代批評既要在實證性或科學范疇內提出自身的依據，又要關注作家寫作本身的厚度。德里達認為好的文學批評包含一種文學性，一種語言的創造性經驗，但終究是推理性的。郭宏安先生同意人文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學，歷史主義，實證主義，結構主義，現象學）是傳統批評的補益，但不是現代批評的標尺。

劉暉｜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http://m.xgdsu.cn/n1/2023/0228/c404063-32632632.html

李文俊（1930年-2023年1月27日）

而是顯得清醒，矜持、冷峻，

當所有別的星搖搖欲墜，忽明急滅

你的星卻鋼鑄般一動不動，獨自赴約

去會見貨船，當它們在風浪中航向不明。

這一場告別，使我體驗了生而為人之大痛。沒有失去過至愛的人無法與我感同身受；淺俗薄情之人觸不到生命的真知。而我，是幸運的……痛過的人，對生命的體悟，異于常人了。我記下的這些文字很私人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坦陳心跡，需要莫大的勇氣，我開始也猶疑過。但老爸爸的離世，帶給我的平靜的、無邊無際的悲傷，像一場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大雪，使我徹悟了許多許多......我決定不怕了，我什么都不怕了。

馬小起｜獨留明月照江南——懷念我的李文俊老爸爸

http://m.xgdsu.cn/n1/2023/0209/c404064-32620637.html

楊苡（1919年9月12日 -2023年1月27日）

她講述的，都是她記憶中的事實，但此“實”非彼“實”——至少大多數人口中的“史實”并不是細枝末節的事實的堆積。與宏大敘事相比，個體的瑣碎敘事因其所見者“小”似乎難沾“歷史”的邊而被“虛”化了。從這個意義上，不妨說，楊先生的口述乃是避“實”就“虛”的，或者說，雖不“避實”，然的確時常是“就虛”。這里的“虛”不僅指事之細微，還指此中滲入的個人體驗。經歷的實際發生過的人與事屬“實”，與之相關的個人體驗則為“虛”——所謂“歷史的無情”，我的理解，有一義，就是它對個體瑣細敘事的忽略不計，附著于其上的喜怒哀樂更是如同從未存在過。

余斌｜星沉海底當窗見

http://m.xgdsu.cn/n1/2023/0306/c404063-32637391.html

吳元邁（1934年1月-2023年4月17日）

吳元邁老師去世后，我又捧起了《吳元邁文集》。此書是吳老師生前送我的，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文庫”之一，共收入34篇論文。這部文集是吳老師本人編選的，集吳老師一生學術成就之大成，他在文集的序言中寫道：“這本文集由于字數的限定，只收入了我發表的部分論文，但我以為，它們仍然反映了我的學術探討之基本軌跡、基本內容和基本特點。”吳元邁老師贈我此書時已經退休，記得他拿著這本書走進我的辦公室，用他常用的那種既嚴肅又調侃的口吻說道：“將來我躺在棺材里，這本書是可以當枕頭用的。”

劉文飛｜重讀吳元邁

http://m.xgdsu.cn/n1/2023/0725/c404063-40042713.html

王鐵仙（1941年2月-2023年4月26日）

鐵仙先生是有影響的文學評論家，他研究魯迅，解讀瞿秋白，對現當代文學的種種現象，發表過很多有見地的分析和論述。他是瞿秋白的嫡親外甥，也是國內研究瞿秋白的權威專家。對自己的舅舅，鐵仙先生有不同于常人的感情。但是他還是以一個學者嚴謹的態度，對瞿秋白心路歷程和世界觀、文學觀作了恰如其分的有深度的分析。讀者會記住他對瞿秋白的評價：“瞿秋白確實是一個溫文爾雅的知識分子，《多余的話》確實表達了他臨終前的真實心境。瞿秋白的儒雅風致后面有英雄的膽識，文采風流里面是一以貫之的崇高信念，復雜矛盾的意緒中間彌漫著凜然正氣，而且后者是主要的。”

倪文尖｜我的老師王鐵仙

http://m.xgdsu.cn/n1/2023/0531/c404018-40003410.html

萬瑪才旦（1969年12月~2023年5月8日）

他的氣質溫和，更像是位作家，儒雅寡言且謙虛。他透露，自己在工作之外，喜歡住在青海老家，寫寫東西弄弄電影，一兩年就拍一部電影，外界的環境對他影響不大，他就按照自己的節奏按部就班地生活著：“我沒有壓力，因為我不和別人競爭。你問我拍電影是否覺得曲高和寡，因此有孤獨感？我沒覺得，我不孤獨，因為我清楚自己的出發點和定位。”萬瑪才旦表示，自己做電影并不是局限于藏族題材、僅僅給藏族人看，“我想突出人的層面，人性是貫通的，而不是太有差異性。這個世界的差異性越來越小，彼此的了解越來越多。”而且，萬瑪才旦并不會將自己限制在拍文藝片的框框中，“無論是拍什么電影，歸根結底都是講人。”

肖揚｜導演萬瑪才旦：“故事只講了一半”

http://m.xgdsu.cn/n1/2023/0509/c404005-32681683.html

姜德明（1929年-2023年5月26日）

回想起與姜先生三十年來的一點兒交往，源頭是1992年2月25日晚上，我冒冒失失地給姜德明先生寫了第一封信，3月4日晚下班回家收到姜先生的回信。那時候我熱衷搜集舊書刊已經有四五年了，知道姜先生是舊書刊收藏的大家，散文亦極出色。1963年9月21日《人民日報》副刊發表了姜先生的《清泉流向千萬家》，此文得到葉圣陶的稱贊，“欣快之至，欽佩之至。寫報道文章，走此途殊為正道，設計好，語言不采學生腔，使讀者感覺有余味。”姜先生讀葉圣陶信后“心跳加速，似乎至今仍有余感”。“我懷著感激的心情藏好這封信，多年來從未示人。”如今回想，我收到姜先生第一封信不也是這么樣的心情么？

謝其章｜我與姜德明先生的交往

http://m.xgdsu.cn/n1/2023/0612/c404063-40011062.html

林文月(1933年-2023年5月26日)

林文月譯《源氏物語》問世 40 余年來，廣受中文讀者好評，已成為最為經典的譯本之一。這個版本和豐子愷譯《源氏物語》并行于世多年。是“豐譯”好還是“林譯”好，就成了學術界爭論不休的話題。林文月曾回應說：“豐先生在那樣的年代和情況下，沒有太多的參考書，卻是全譯，沒有偷工減料，我很敬佩。如果我能夠早點看到，也許能從中學習到很多。”但她也慶幸，“如果早知道豐先生已經翻譯了，我怎么敢翻譯呢？而且那樣的話，我遇到困難，就會很依賴地去參考他的文字，也可能保留了豐先生譯得不妥之處。”

傅小平｜林文月，“人生是一場直覺”

http://m.xgdsu.cn/n1/2023/0527/c403994-40000335.html

夏仲翼（1931年-2023年5月28日）

夏老師給我們講“外國文學史”課時，五十六、五十七歲，這是現在從他出生于1931年來推算的，當時，我們這些二十出頭的學生哪里會注意這個。他走進教室，常常氣喘吁吁——從市區趕到學校，路程不近——微胖的身體在講臺上站定，把一個大手提包放到講桌上，拿出眼鏡盒，取出一副眼鏡，換下戴著的眼鏡。我們曾經津津樂道夏老師開講前一副眼鏡換另一副眼鏡的標準程式，賦予它審美的意味，卻從來沒去想其實是老花鏡和近視鏡的換來換去——我們粗略地把老師分成年輕教師和老教師，依據只是一眼看上去的感覺，有的老師不到五十歲已經被我們認定為老教師——夏老師似乎超越了這個劃分，我們沒往這方面想，而是被別的東西吸引住了。

張新穎｜懷念夏仲翼老師

http://m.xgdsu.cn/n1/2023/0605/c404063-40006759.html

孔范今（1942年3月3日-2023年5月30日）

就“20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本身而言，因其產生于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時代語境之中，所以，它一方面直接體現著人文學術追求觀念變革的急切愿望，同時，如何將這一富有新意的文學史命名坐實于有關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的研究實踐之中，也成為當時擺在所有人面前的一大挑戰。事實上，在隨后的若干年里，人們期待的這樣一部富有新質的文學史著作遲遲并未出現。一直到1997年，國內第一部真正以“20世紀中國文學史”命名的現代文學史由孔范今先生主持編定，至此，相關研究終于克服了迷戀于做局部翻案文章的不成熟心態，走出了對價值顛倒的過分沉浸，“重寫文學史”的研究實踐也獲得了某種平實健全的學術可能性。

葉誠生｜對象世界的延展與文學史重構

https://mp.weixin.qq.com/s/Io6H6KDA51gTjr2oHQeHHg

黃永玉（1924年8月9日-2023年6月13日）

跟老爺子熟識之后，難免張三李四陳芝麻爛谷子無所顧忌聊將起來。黃先生滿肚子故事，坐在沙發上，信口道來，我也會主動跟他請教一些事情。講來講去，我能夠品出，他談人論事絕不挑起是非，很少聽他說某一個人的不好。他念叨的多是別人對他的恩情，掛在嘴邊的是誰誰誰“真是了不起”。即便那些荒謬歲月里，人與人之間因關系錯位而引發的離奇甚至令人憤怒的事，在他重述時，都變成了卡夫卡式的小說——濾去了情緒，剩下的是黑色幽默。這是黃先生對待人生和世界的態度。別忘了，他寫過“愛、憐憫、感恩”的箴言。

周立民｜關于先生的一些非憂郁碎屑

http://m.xgdsu.cn/n1/2023/0627/c404063-40021723.html

楊義（1946年8月30日—2023年6月15日）

我和楊義是“君子之交”，談不上熱絡，但那時已知道他是非常勤奮、對學問癡迷的人。社科院不用上班，自由支配的時間有的是，他就專注地寫他的小說史了。據說他寫作時可以連續幾天不出門，悶著頭寫。每寫完一章，便到街上溜一圈，看看老頭下棋，買個板鴨犒勞一下自己。接著又寫，又吃板鴨，周而復始，終成正果。1986年出版了《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卷，之后，第二卷和第三卷也陸續面世。在我們那一屆現代文學研究生中，楊義是最早出版專著，也最早成名的一個。小說史出版后反響并不大，印數也不多，然而搞現代文學的幾乎都把該書當作案頭必備。

溫儒敏｜楊義身居學術重鎮，卻又總在學術圈外

http://m.xgdsu.cn/n1/2023/0921/c404063-40082386.html

田中禾（1941年-2023年7月25日）

田中禾在2019年11月27日《中華讀書報》發表的訪談《沒有人強迫給你的大腦植入芯片》中，說透了其文學精神產生的緣由：不媚俗、不逢場作戲、不逢迎權勢、不為名利所誘惑，無論何時何地，他都是一個能發出自己聲音的人。“精神自由”和“獨立人格”構成了田中禾的文學精神。布羅茨基說：“無視文學倡導的準則而過的生活，是卑瑣的，也是無價值的。”可以說，在82年的生命歷程中，田中禾先生用了64年的文學創作實踐，不斷提煉自己的精神生活。這，就是我們今天來紀念他的理由。

墨白｜田中禾，一位具有傲骨和探索精神的作家

http://m.xgdsu.cn/n1/2023/0811/c404030-40054791.html

沈鵬（1931年7月1日-2023年8月21日）

先生嚴謹包容的大家風范，總是讓我想起“穆如清風”的古老詩句。我知道先生因病，已經住院一段時間了，但因為常常能讀到先生的新作，反而總感覺他會很快康復，就像前幾次似的。但是沒想到，8月21日下午，同事告訴我：“沈鵬先生逝世了。”忽覺萬千悲涼，驀然涌上心頭。當天早晨有雨，我借雨抒懷，填了一闋《千秋歲》，表達心中的懷念：雨沉珠墜，凌亂成悲淚。風翼遠，弦聲碎。鵬歸河漢上，情出襟期內。仙客去，筆花萬點藏云旆。 高義饒雄偉，奇境留沉醉。波旋碧，峰飛翠。骎骎兮所盛，颯颯兮其美。心永在，介居一愛綿如水。

高昌｜一念不忘詩

http://m.xgdsu.cn/n1/2023/0830/c404018-40066587.html

袁鷹（1924年10月28日-2023年9月1日）

9月1日早上7點43分，袁鷹師走了，享年九十九歲。次日便是天上愁云重疊，繼之，秋風秋雨中落葉飄零。這是適合懷師追往的場景。我回憶的一幕，在1982年6月，杭州西湖。袁鷹要去杭州養病一周，行前囑我：“你與老姜出差去南方組稿，我們可在西湖小聚。”6月初，我與袁鷹師會合于大華飯店，并約了上海的劉征泰、趙麗宏同往。晨起漫步于西子湖畔，過斷橋，到“柳浪聞鶯”處小坐，聽袁鷹說西湖典故。這是我第一次在非工作狀態下與師父相處。不再是人民日報文藝部走廊里那個總是步履匆匆、桌上堆著書稿文件、永遠忙不完的師父了。他閑適、散淡地講西湖邊上的歷史，言者從容，聽者動容焉！

徐剛｜陌上花開杭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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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德培（1951年-2023年9月28日）

以后去上海，再也見不到德公了。德公是程永新叫出來的。程永新是職業編輯，給小說改題目、起標題，給小說中的人物改名字、起綽號，常有“杰作”。這習慣難免會帶到生活中來，比如給熟人另起名號。“德公”也是其“杰作”之一，“杰”在既是昵稱又是尊稱，老少喊起皆為相宜，而且上口。德公對這個稱號應該是比較受用的。你叫他德公，他就吐口煙，笑著問你何時到了上海，怎么安排，晚上一聚？我認識德公很晚，只是還不認識德公的時候，就常常聽人談到他。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某篇小說如果被德公評論過，小說和作者必定暴得大名。那時候的德公，是文學界的裁判，時常出任小說界冠亞軍決賽的主裁。

李洱｜憶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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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寶昌（1940年8月—2023年10月11日）

年過八旬、體弱多病的郭老爺子要創作長篇小說《大宅門》，消息傳開，老友好心規勸：電視劇《大宅門》已經成為經典，文學劇本也出了好幾個版本，還有必要寫成小說嗎？郭老斬釘截鐵地說，要寫，必須寫，這是他16歲時許下的宏愿，不寫成這部小說，他死不瞑目。此后郭老足不出戶，閉門謝客，身患重病仍堅持寫作。他有一些新的構想要在小說里實現，他要告訴讀者一些人的命運結局，他要更正一些不為人知的錯誤。他不去醫院檢查，也不讓醫生上門，頂不住時就吃藥硬撐著，他怕住院耽誤了創作。創作倒是沒耽誤，郭老一諾千金，如期交稿，可他的病情倒是耽誤了……

韓星 | 《大宅門》責編手記：一生一部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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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濤（1946年3月15日—2023年11月4日）

朋友圈里存放著許多他的相片，大多在開口笑著，笑得專注，聚精會神，像一個純真的孩子。當我一張一張翻看時，忽遇見他炯炯的雙目，似乎在用他慣常的口吻說：“小胡（周老師這樣稱呼我），別難過。我活得那么久有什么意思？我做了我想做的許多事情，這就足夠了。”無疑，周濤的生命是有高度和重量的。周曉楓在《語文的語，文學的文》一文中提到過，1990年，周濤先生的第一本散文集《稀世之鳥》引起她極大的閱讀興趣，對她的散文審美有著重要的影響。在她看來，這位獨行俠的拓荒意義，被許多當代散文研究者忽略了。他所獲得的聲譽，仍不足以匹配他在散文方面的巨大貢獻。

胡容爾｜“我坐著思考，我就是世界之王”

http://m.xgdsu.cn/n1/2023/1106/c404063-40111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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