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爾克一直是被詩人們津津樂道的人物，很長時間，我一直沒有弄懂其間的思想之跡。后來偶讀馮至談里爾克的文章，稍有體味，而深者卻依然模糊。直到最近看到解志熙近出的素體詩集《浮世草》，里面附錄了他與詩人西渡討論詩學的文字，談話中涉及里爾克與馮至的地方很多，一些疑團豁然解開。在解志熙看來，最好的詩人是有一種關懷感的，“詩歸根到底乃是我們人類作為‘關懷的存在’所以不能不有所關心或關懷的產物”。解志熙說自己的這種“關懷的詩學”受到馮至的影響，因為這位詩人“既有對孤獨個體之存在困局的深入揭示，又顯示出相互關情、相互分擔的莊重關懷”。解志熙發現，馮至的好，可能受到了里爾克和雅斯貝爾斯的啟發，因為這兩人身上沒有尼采與海德格爾式的偏執。

我喜歡的詩人有些是偏執的，所以對于解志熙的看法略有一點不同，那些迅猛的詩人所以誘人，大約也是有所關懷的，只是燃燒得過于猛烈了。尼采在《蘇魯支語錄》里的話，也是大有情懷的，只是走得過遠，我們難以跟上。波德萊爾的詩歌，有幽暗之感，詞語會把人拽向神異之地。這些都讓讀者恍然意識到存在的尷尬，也未必不好。不過，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的詩歌，確也有過于空幻之處，不能有溫潤的寬度，解志熙的警惕，也不無道理。

解志熙是研究過馮至的，對于詩人的審美深處的光澤自有會心領悟之處。他覺得馮至《十四行集》是好的作品，沒有一般詩人濫情的東西。在解志熙眼里，馮至是正常的詩人，喜歡“思量”而非激烈之想。正常，就要舍棄些什么，《十四行集》在起伏的情感體驗里，也因了自我的克制丟掉了什么。我的印象里，他是善于從不同思想者和詩人的智慧借取力量的人，歌德、里爾克、杜甫、魯迅都是他心儀的人。其中歌德對于他的影響不可小視。歌德有激情萬種的時候，但也有沉靜、冷思的狀態，馮至稱他“一生不是直線的，而是輪轉的”，有一個“更高的力的意志”。在孤獨、苦楚之外，還有著望道的充實。所以詩人在片面的深刻之余，當注意精神的平衡。這大概也影響了馮至的詩，注意對于自我感情的理性化的表達，除了心靈感應的涂抹，還不乏學識的滲透。這就遠離了波德萊爾式的主我，和反雅化的審美，辭章不是陰郁的，而是中正地立在那里。他攝取了魯迅的憂憤，杜甫的情懷，而包容性方面則來自歌德和里爾克。他在《里爾克——為十周年祭日作》引用了《布里格隨筆》的片段，表示詩人的使命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而不能拔身，而是關注世間廣大的人們，無邊的海洋和異鄉的路途，不同人等都該是凝視的對象。這很像托爾斯泰的憂患和雨果的慈悲，馮至感到，能夠脫離小我的世界而融入更為廣闊的空間，其實是極為重要的。

馮至許多作品都有質感，我自己印象深的是小說《伍子胥》。這是一篇與眾不同的作品，既無什么情節，也沒有更多的人物，敘述的邏輯也是簡單的。不過作者卻以詩一般的畫面，流出生命體驗中的那些悲愴、慷慨之意。置身于戰爭年代，對于遠古的血腥之氣，復仇之士的理解，突然立體化了。小說沒有寫伍子胥復仇的場景，而是其離開楚國，在外流浪的所遇所感。對于家國、人性、信仰與承擔的體味，糾纏著許多光影。在這里，儒生的內斂之態消失了，而是多了天地之間初始的元氣，生命未曾被帝王意識污染的靈動感，植根于大地的生命意識的純美之態，向四處蔓延著。伍子胥一路走來，遇到了許多陌生之人，那里也不乏山林間的素樸者、高貴者。楚狂、漁夫、浣衣女，都讓主人翁心靈一動，在他們身上讀出人間的本色。于戰亂頻仍的年月，保持一種純凈的心，多么難得。復仇者也從其間，忽地明白自己的精神要填補的東西是什么，要走的路該在什么地方。

《伍子胥》要表達的，已經超出了復仇性的話題，說它帶著詩人的哲思也并非不對。現代德國哲學的追問感和悖謬感，不經意間造成閱讀的張力。不是布道，而是體悟，靠著對于存在的感知，去呈現心靈深處的波動。馮至說，這作品受到了里爾克《旗手里爾克的愛與死之歌》的影響，“在我那時是一個意外的、奇異的得獲。彩色的絢爛，音調的和諧，從頭至尾被一種憂郁而神秘的情調支配著，像一陣深山中的驟雨，又像一片秋野里的鐵馬風聲”。他坦言，真正寫此作品時，“摻入許多瑣事，反映出一些現代人的、尤其是近年來中國人的痛苦。這樣，二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變成一個含有現代色彩的‘奧德賽’了”。

從里爾克到馮至，看出審美的一條線索的波動。詩人們對此可能更為敏感。西渡在與解志熙的對話里，是從創作論層面而非知識論層面考慮問題，比如他把詩人分為植物性的深植者和動物性的漫游者兩大類，前者與里爾克不同，是深扎在大地的，在微笑之處體驗深廣的世界的神奇之影，陶淵明與狄金森、馮至屬于此類。這種劃分，也是頗為啟示人們對于藝術存在多樣性的理解。西渡與解志熙不同的地方是，對于現代主義詩歌欣賞的地方很多，比如他不贊成里爾克的某些生活方式。反而認為艾略特、卡夫卡、史蒂文斯更讓人親近。這里看得出人們對于詩歌寫作的態度和走向的不同印象。看兩人的對話，也使我想起馮至作品的意象，在我看來，他本擁有很好的天資，植物性的本色，未能持續下來。這原因可能在多種思想遺產與多種生活形態之間，一直尋找一種表達的平衡所致。比如《伍子胥》就擁有一種幽深而神秘的氣息，我們領略了作者的善意和悲楚之后，意外之思遲遲沒有等來，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道。不過，解志熙似乎很欣賞這種狀態，以為馮至的寫作呈現了一種健康之色，是“關懷的詩學”的始祖。解志熙對西渡這樣說：

的確，孔孟等先賢都非常關懷個人之仁勇和人間之仁道。我之所以稱里爾克的關懷詩學是藹然仁者之言，即有鑒于他暗合了仁美交融的中國古典人文主義詩學傳統也。

我個人覺得，解志熙是從文德的高度思考詩學問題，而非是西渡那樣以個人的角度看待創作。前者求精，避免片面，而詩人不免走在奇險之徑。問題在于是否擁有生命的體驗所展示的精神之光，回想一下，思想解放也有賴于非循規蹈矩之士，波德萊爾與蘭波也不是沒有開啟的意義。于是偏執能否趨于雅正就成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追問有許多難度，不好立下結論。但這種追問對于我來說，深化了對于里爾克的認識，也意識到馮至何以沒有走上魯迅那樣的路。作為一個學人，馮至提供的參照甚多，健康朗照的一面似乎也傳染給了解志熙，解氏的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儒雅、高古之氣，便是證明。“關懷的詩學”考慮的是兼顧多元思想，偏執的寫作有時一意孤行。如何面對這些不同遺產呢？解志熙與西渡反復討論，彼此修正，最后的結論是二者不能互為代替，可謂是客觀之論。聯想起錢鍾書對比李賀與波德萊爾時說的話，“獨立與偶合遂同時并作，相反相成”，也是對于“偏”能否通于“正”的體味。這個話題尚需不斷地打開，說它是文學史糾結性的題目，也未嘗不對。而像解志熙與西渡“和而不同”的對話，在今天就顯得殊為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