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底，毛澤東率領中國工農紅軍東征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來到清澗縣高杰村附近的袁家溝，寫下了后來在海內外引起極大震動的《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詞的上半闋描寫了秦晉高原壯麗的雪景，縱橫千萬里，展示了大氣磅礴、曠達豪邁的意境，抒發了詞人對祖國河山的無限熱愛。下半闋評論了歷史人物，歌頌當代英雄，抒發無產階級要做世界真正主人的豪情壯志。全詞熔寫景、議論和抒情于一爐，意境壯美，氣勢恢宏，感情奔放，胸襟豪邁，讀罷令人產生無窮的力量。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應南社詩人柳亞子索詩，手書了這首《沁園春·雪》。1945年11月14日重慶《新民報晚刊》正式刊登了這首詞，兩周后，近代影響力最大的報紙《大公報》和其他報刊也轉載了這首詞，隨即在重慶、上海等地引起強烈反響。

新中國成立之后，包含《沁園春·雪》在內的18首詩詞，經毛澤東本人親自審定，在1957年1月號的《詩刊》上正式發表。

1937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首次英譯了毛澤東的《七律·長征》。然而，毛澤東詩詞，何時被翻譯成德語，為馬克思、恩格斯故鄉的人民所傳誦，在學術界一直是個謎。1969年，西格弗里德·霍佛特（Sigfrid Hofert）的研究表明布萊希特和嚴斐德在1950年就將《沁園春·雪》翻譯成德語，他甚至還查閱了布萊希特的檔案，但是卻未獲得明確的書面材料，證明哪位譯者最早德譯了這首詞。

據筆者考證，其實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即1949年5月，奧地利記者、醫生嚴斐德與他中國籍妻子王務安就合作德譯了《沁園春·雪》，德語成為最早一批譯介毛澤東詩詞的外國語言之一。從1949到2013年，《沁園春·雪》陸續出現過10多種不同的德語譯文。雖然其中不少譯者并不懂中文，但是他們滿懷熱情地根據各語言譯本，在中國友人的幫助下，譯寫、仿作和翻譯了這首詞。《沁園春·雪》在德語國家的譯介、傳播和接受，歷時70多年，10多位德語作家、詩人以及漢學家積極參與，堪稱毛澤東詩詞海外翻譯和傳播的一個典型案例，

在《沁園春·雪》多種德語譯詩中，最早將這首詞翻譯成德語的是奧地利醫生、作家、記者，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嚴斐德（Fritz Jensen，1903-1955，又譯弗里茨·延森）。1929年，嚴斐德加入奧地利共產黨，1934年參加過反法西斯起義，被捕入獄。1939年，他來到中國，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擔任醫生，1948年回國。1953年他與妻子王務安遷居北京。1955年，在前往印度尼西亞采訪萬隆會議的途中，因飛機失事，不幸罹難。

1949年6月5日第9版嚴斐德撰寫的長文《毛澤東——中國新民主的偉大建筑師》發表在奧地利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奧地利人民之聲》上，同一頁還刊登了他與王務安合譯的《沁園春·雪》，取名為《中國頌歌》。1949年5月，嚴斐德所著的《中國勝利了》（China Siegt）一書由奧地利新星出版社出版，此書也收錄了他德譯的《沁園春·雪》；1950年，《中國勝利了》一書又由民主德國迪茲出版社出版第2版，首印2萬冊，此書共353頁，含12幅木刻，28張新聞照片，用德語記錄了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戰勝國民黨反動派，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偉大歷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該書被迅速翻譯成俄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波蘭文、斯洛伐克文和保加利亞文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出版，讓《沁園春·雪》隨著《中國勝利了》一書各語種版本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得到廣泛傳播。

1955年，《中國頌歌》還被收入迪茲出版社出版的嚴斐德詩文集《犧牲者與勝利者》（Opfer und Sieger）。這本文集共收錄了4首嚴斐德與王務安合譯的毛澤東詩詞，分別為《長征》（der lange Marsch，《七律·長征》）、《長征結束》（Gegen Ende des Langen Marsches，《清平樂·六盤山》）、《中國頌歌》（Chinesische Ode，《沁園春·雪》）、《偉大的早晨》（der Gro?e Morgen，《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嚴斐德還是第一位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譯成德文的譯者。

德國詩人、戲劇家貝爾托德·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正是在讀到嚴斐德翻譯的《中國頌歌》之后，才產生了創作和改寫《沁園春·雪》一詞的沖動，他后來以《飛躍長城的思考》（Gedanken bei einem Flug über die Gro?e Mauer）為題仿作了這首詞，使毛澤東的詩名進一步在德語國家產生影響。布萊希特在這首仿作的詩歌末尾特別注明，參考了（王）務安和嚴斐德的譯詩。1957年毛澤東的18首舊體詩詞在《詩刊》上正式發表后，又掀起了一股毛澤東詩詞德譯的高潮；1958年，恩斯特·舒馬赫（Ernst Schumacher，1921-2012），羅爾夫·施耐德（Rolf Schneider，1932-），在民主德國翻譯和出版了毛澤東詩詞18首；1965年，約阿希姆·席克爾（Joachim Schickel，1924-2002）在聯邦德國德譯了毛澤東詩詞37首，后來增譯至39首；1970年，朱白蘭（Klara Blum，1904-1971，又譯克拉拉·布魯姆）在廣州中山大學德譯了毛澤東詩詞37首；1978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漢學家烏葦·克勞特（Uwe Kr?uter，1945-）與國內專家合譯的《毛澤東詩詞》39首；1985年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1945-）翻譯了毛澤東詩詞6首；2013年，H-C.君特（Hans-Christian Günther，1957-2023）德譯了《毛澤東詩詞》50首，該作是迄今德譯毛澤東詩詞最多的單行本。

然而，《沁園春·雪》的德譯經歷了哪些曲折歷程，其譯詩產生的效果如何，還需要結合上述德語譯者德譯的8種譯詩內容與形式，在詩歌翻譯理論的指導下，做出客觀和公正的評價。我們在此通過譯文分析，結合譯者添加的腳注、前言、后記、題解等副文本，評價8種德語譯詩的得失，力圖還原這首大氣磅礴的詩詞在德語世界的旅行。

嚴斐德和布萊希特翻譯和仿作

如前所述，嚴斐德在參加解放戰爭期間，就讀到了《沁園春·雪》，并在他妻子王務安的協助下將這首詞德譯。嚴斐德的譯詩參考的底本，可能是《新民報晚刊》《大公報》上刊登的原文，當時作者尚未給這首詞添加任何注釋，給譯者翻譯增添了難度。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嚴斐德的譯文基本上屬于逐字逐句的翻譯，文字樸實，由于德語表現力不同于漢語，所以難以完整再現原詩的磅礴氣勢和神韻。譯者將這首分為上、下闋的詞，劃分為六個五行詩節，前三個詩節代表上半闋，后三個詩節代表下半闋。譯者將《沁園春·雪》改為《中國頌歌》，力圖升華這首詞的意境，也想激發德語世界的讀者對中國壯麗山河和古今人物的興趣。嚴斐德的譯詩，在形式上更像是德語詩，因此無法亦步亦趨地翻譯，必須在用詞和語序上做出調整。需要特別指出，下半闋最后三句的德譯與原詩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嚴斐德德譯毛澤東詩詞的開創性功績不可低估。

德國大詩人布萊希特在1950年出版了他的譯詩《飛躍長城的思考》（Gedanken bei einem Flug über die Gro?e Mauer），這是對嚴斐德德譯的《中國頌歌》的改寫之作。

布萊希特不懂中文，“翻譯”時可參考的資料非常有限，但是當他讀到（王）務安和嚴斐德譯詩時卻產生了無限的遐想。嚴斐德譯詩在附注寫道：這首詞是1945年毛澤東由延安飛往重慶，應柳亞子索詩創作的。布萊希特在讀到這個附注之后，想象這首詞的上半片應該是毛澤東乘坐前往重慶談判的飛機上鳥瞰北國風光的景象，因此順勢把他改寫的詩取名為《飛躍長城的思考》。他的改寫，雖然某些地方與嚴譯非常相近，但意境上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布萊希特并沒有嚴格按照嚴斐德譯詩的節數，只用了3個詩節。

由此可見，布萊希特這首仿作，雖然保留了原作的若干涵義，但是譯詩的第一節對北國風光的描述顯然與原作相去甚遠。甚至還增加了原詩中沒有出現過的“良田”、“牧場”等字眼，完全是譯者的想象，而原作的磅礴氣勢在譯詩中也蕩然無存了。

第二節把中國歷史上五位皇帝翻譯成了國王，由此可見布萊希特雖然熱愛中國文化，但并不特別熟悉中國古代歷史，因此沿用了嚴斐德的表達。譯詩的第三節最末兩句，也沒有弄明白“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基本涵義，意思完全給理解反了；也有論者認為這樣表達系布萊希特刻意為之。

舒馬赫與施耐德的譯詩

從布萊希特仿作毛澤東詩詞開始，1951年，德國作家和詩人海納·米勒（Heiner Müller，1929-1995）也翻譯和改寫了毛澤東詩詞；1957年，捷克德語作家魏斯科普夫（Franz Carl Weiskopf，1900-1955）根據毛澤東詩詞《清平樂·六盤山》仿作了詩歌《南行》（Südw?rts）；1958年，民主德國作家羅爾夫·施耐德德譯的毛澤東詩詞，由柏林藝術科學院主編，致敬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五次黨代會，由柏林人民和世界（Volk und Welt）出版社出版, 這是毛澤東詩詞最早的德譯單行本。與此同時，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劇作家恩斯特·舒馬赫也翻譯了毛澤東詩詞18首，發表在民主德國作家協會月刊《新德意志文學》（Neu Deutsche Literatur）1959年第4期上，這份雜志除了刊登舒馬赫譯文之外，還刊登了漢學家、翻譯家赫爾加·舍內（Helga Scherner）撰寫的毛澤東詩詞藝術特色的短評。施耐德《毛澤東詩集》的德譯參考了安德魯·波義德（Andrew Boyd）的英譯本。

由施耐德的譯文可以看出，該譯詩嚴格遵循了《沁園春·雪》一詞上、下闋形式，在意境上也傳遞了原詞的意蘊，這首譯詩不僅對北國風光展開寫實性描述，也對中國古代歷史進行了回顧，譯詩采用威妥瑪式拼音拼寫五位古代帝王的稱謂，最后幾句譯詩，把“風流人物”改成了抽象的“崇高”，多少偏離了原詩的本意。

施耐德德譯的《毛澤東詩歌》單行本封二簡述了毛澤東18首詩詞在《詩刊》上發表之后引起的反響，由此證明毛澤東是新中國一位重要的詩人。這部詩集迅速被翻譯成世界各國語言，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譯者認為詩歌的內容是我們這個時代獨特的果實，是變化中的新中國的寫照，這種古老的傳統與革命思想的結合導致這些詩歌具有極高的文學魅力和非凡影響力。兩種特征在施耐德德語翻譯中均得以保留，是對布萊希特和魏斯科普夫創建的譯介中國詩歌傳統的延續。

施耐德還撰寫了后記，特別探討了中國舊體詩，自李白、杜甫、白居易以降，律詩和詞的形式變化，并與歐洲的詩歌形式，例如十四行詩和無韻詩進行了橫向比較。

幾乎與此同時，舒馬赫也翻譯了毛澤東詩詞18首，1956年他的亞洲之行，采訪了周恩來總理和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由此可見他對中國的深厚感情。非常有趣的是，在舒馬赫的18首譯詩前《新德意志文學》雜志刊出了編者按：

毛澤東18首舊體詩1957年1月發表在中國文學雜志《詩刊》上。施耐德的譯詩不久前剛剛由（柏林）人民和世界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恩斯特·舒馬赫的德語譯詩也完成了，他的翻譯除了參考英語譯本之外，還基于赫爾加·舍內依照中文的逐行對譯，令人感興趣和獲益良多的是，讓我們的讀者可以在兩種德文譯文之間比較。比較絕對不只是提出美學和修辭風格問題，而且，此外，明顯是觀點和黨性問題。我們認為舒馬赫的譯文在對原文的精神和個性把握上比施耐德的譯作更勝一籌。

舒馬赫譯文，首次在譯詩前給出一段簡短的題解，告訴讀者詞人創作此詩的動機和背景。譯詩也按照原詞上下闋的形式，逐字逐句翻譯，下半闋最后三句的翻譯終于接近了原詩的意思。客觀而言，1958年前后在民主德國產生了兩種《沁園春·雪》譯文，無論從整體來看，還是下半闋的最后三句的翻譯比較，舒馬赫的譯文比施耐德的更接近原文。

席克爾的譯詩

1965年，在聯邦德國由漢學家席克爾翻譯和注釋的《毛澤東詩詞37首》問世，這本譯詩集，參照了多本不同譯者翻譯的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包括前述安德魯·波義德和戴乃迭合譯的《毛澤東詩詞19首》（1958）、蒂勒曼·格林的《論毛澤東舊體詩》（1958）、《中國文學》月刊（1960）刊登的戴乃迭翻譯的毛澤東詩詞、楊憲益和戴乃迭合譯的毛澤東詩詞6首（1963）、施拉姆的《作為詩人的毛澤東》（1964）等多種文獻。該書最初由德國Hoffmann und Campe出版社出版，首印3000冊；1967-1974年，此譯本又由德國口袋書出版社（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先后印行了4次，印數累計達52000冊，此書的全名為《毛澤東詩詞37首，約阿希姆·席克爾注釋，含一篇政治和文學隨筆》，譯者還參考了香港黃雯翻譯的《毛澤東詩歌》（1966）；1978年德國著名文學出版社蘇爾坎普（Suhrkamp）出版了席克爾德譯的《毛澤東詩詞39首》，此譯本在前述兩個譯本的基礎上，擴展到39首譯詩，并參考了《中國文學》雜志新譯的毛澤東詩詞（1966/1976）。全書共202頁，39首譯詩只占了49頁篇幅，其余均為譯者撰寫的各首詩的詳細注解，因此席克爾的《毛澤東詩詞39首》是一本典型詩歌翻譯研究譯本。在1965-1978年間，席克爾譯本先后由三家聯邦德國著名出版社出版，由于譯者對毛澤東詩詞深入的研究、嚴謹的翻譯態度，豐富詳實的注釋，從而得到廣大德語國家讀者的歡迎，成為發行量最大的毛澤東詩詞德譯本。

若要說這個譯本存在哪些不足，也就是譯者不懂中文，他的譯詩從英文轉譯，因而離許淵沖“形美、意美、音美”的詩歌翻譯標準還存在一定的距離。

朱白蘭的譯詩

朱白蘭作為中山大學的德語教師對翻譯毛澤東詩詞始終抱有十分濃厚的興趣，早在1959年她就讀到了舒馬赫翻譯的18首毛澤東詩詞，也讀到過席克爾翻譯的37首毛澤東詩詞。1966年，她受奧地利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委托開始翻譯毛澤東詩詞，她翻譯的《七律·冬云》和《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還發表在奧地利馬列主義黨機關報《紅旗》上。然而，她翻譯37首《毛澤東詩詞》由于各種原因，并沒有出版。這部手稿塵封了數十年，直到2021年，才由其弟子林笳教授和中山大學教師彭念慈等人整理出來，得以出版。

1966年，毛澤東詩詞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傳誦，同時也被相繼翻譯成世界其他語言。當時中山大學德語專業66屆學生和教師，在朱白蘭的帶領下，對施耐德和席克爾等人德譯的毛澤東詩詞進行了學習和批評。他們對席克爾翻譯批評，主要問題集中在譯者對毛澤東詩詞背后深刻的思想意蘊把握不準。朱白蘭在同事章鵬高的幫助下再次翻譯毛澤東詩詞。朱白蘭認為：

“外國人應當在革命的中國人的幫助下翻譯毛主席詩詞；翻譯的語言應當簡單、明了，為廣大群眾所理解。解釋應當盡可能扼要，集中在重點上；翻譯的首要任務應當是完全復述毛澤東的不朽的革命思想。”

從朱白蘭的譯文可以看出她在動手翻譯毛澤東詩詞前，確立了明確的翻譯原則，她在每首詩詞的前面，添加了篇幅較多的題解，希望藉此讓德語讀者能夠比較全面理解毛澤東詩詞的創作背景，基本涵義，因此這些文字與譯詩本身構成了互補關系，并產生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朱白蘭德譯的詩詞，嚴格按照原詞的詩行，逐行逐句翻譯，既通俗易懂，也簡單明了，她雖然自謙自己的譯文屬于改寫，然而其譯詩在形式和韻律上再現了原詩之美，她的譯詩詩味較濃，屬于《沁園春·雪》最出色的德譯之一。

外文出版社的譯詩

1976年，擔任外文出版社專家的德國人烏葦·克勞特，《北京周報》德文專家奧地利人保羅·斯坦和幾個中國同事，接上級的任務，開始翻譯39首毛澤東詩詞。他們既要做到行間對譯，不改變原作結構，但也要讓譯文體現詩詞的韻律。經過原文和譯文的對比，可以發現克勞特等人的譯詩是典型的逐行翻譯，甚至連詞牌和作者原注都翻譯出來了，詞牌翻譯是8種譯文唯一的，這足以證明此譯本與原詩高度一致。

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德譯本，版權頁上沒有標注譯者的姓名，但這是唯一一本德國、奧地利譯者與中國專家合作翻譯的成果。據烏葦·克勞特回憶，書稿翻譯走的是群眾路線：“中國和外國專家本著團結合作的精神，征求教師學生和工農兵的意見，并參考了12所大學西語系和中文系專家的修改意見。”經過中德專家數年的翻譯和反復修改，外文出版社的《毛澤東詩詞》德譯本終于于1978年面世。這本國家隊翻譯的詩詞集，無論從形式和內容上都最大限度地接近了原作，例如，之前《沁園春·雪》一詞的名句“千里冰封，萬里雪飄”這篇譯詩首次用“Li”代表中國長度單位“里”，而非前面德語譯者采用的“Meilen”（英里）。稍稍遺憾的是里面的地名、人名依然采取過去的威妥瑪式拼寫，沒有采用漢語拼音。

君特的譯文

2013年，一部《毛澤東詩詞》新譯本由德國詩人和學者H-C.君特譯成德文，由德國學術出版社寶茨（Bautz）出版社出版，該書依照辜正坤譯注的《毛澤東詩詞》英漢對照韻譯本，共翻譯了毛澤東詩詞50首，是迄今翻譯數量最多的毛澤東詩詞德譯本。

君特的譯詩基本上遵循辜正坤教授的英譯原韻，人名和地名的翻譯首次采用了漢語拼音，但是中國長度單位“里”依然采用“Meilen”（英里）替代，由此可見德籍譯者與外文出版社譯本的立場截然不同。君特的譯本相當于學術性譯本，譯者除了撰寫了前言，還翻譯了辜正坤的毛澤東詩詞的導言，給每首譯詩添加了大量注釋。這個譯本的不足之處，仍然是譯者不懂中文，參考文獻均來自英文。

結 語

通過以上《沁園春·雪》一詞德譯和中文回譯的對比可見，中國詩歌的外譯依然困難重重。主要是德語等歐洲語言很難再現和復刻中國古典詩詞的格律和形式。譯者在處理律詩中的對句和典故時，除了加注，幾乎沒有更好的翻譯辦法。以上8種《沁園春·雪》的譯詩各有千秋，有些勝在文字，有些勝在影響力和傳播力。其中席克爾37首和39首譯本先后由3家聯邦德國知名出版社出版，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多次重印，在西方世界尤其是青年大學生中影響深遠。席譯整首詞基本上是字對字的翻譯，譯詩之外，譯者所做的詳細題解和注釋為不懂中國古代歷史、典故、重要人物的德語讀者掃除了理解上的障礙。H-C.君特依照的底本是辜正坤英譯和注釋的《毛澤東詩詞》，所有人名均采用了漢語拼音，是最新的德譯本，譯文中規中矩，表達準確。朱白蘭的譯文，翻譯年代正好是20世紀60年代末，她的譯文語言生動，貼切，譯出了毛澤東詩詞所蘊含的神韻。她主張采用仿作或者譯寫方法翻譯毛澤東詩詞，并且在每首譯詩前添加了題解等說明性文字，很好詮釋了詩歌創作的背景材料和思想內涵，讓讀者能夠更深刻地理解原詞的真實涵義。而《沁園春·雪》最早的兩首德譯系國際主義戰士嚴斐德和德國著名詩人布萊希特所為，兩人均采取了仿作或譯寫的方法，在譯詩的結尾與原文產生了較大的出入，但是瑕不掩瑜，兩位譯者德譯《沁園春·雪》的開創性工作，客觀上對毛澤東詩詞在德語國家傳播和影響發揮了先導作用。

（陳巍系寧波大學教授，朱圓圓系寧波大學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22年度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毛澤東詩詞在德語國家的德譯、接受和傳播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