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橫跨三個春秋的拍攝經歷，對胡歌來說，是獨特的，是難忘的，是珍貴的。當它終于要揭開面紗，就要接受觀眾的檢閱，胡歌卻說自己“很平靜”。

“我想新民晚報的讀者大部分都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劇中也一定能找到當年晚報的身影。”對于正式亮相央視八套和騰訊視頻的《繁花》，對于這部自己和所有合作伙伴傾盡三年心力共同創作完成的30集電視劇，領銜主演胡歌接受新民晚報獨家專訪時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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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很奢侈的拍攝方式

胡歌清楚地記得，拍攝南京路的一場戲，導演對他說的那八個字。“那天拍攝對我來說也有點出乎意料，有一個瞬間，一下子把我拽回了童年。記憶里那該是午后的夕陽，我在那一片金色里看到了我和媽媽的背影。在那一刻，我站在那里，眼淚止不住地掉下來。”后來導演走過來，輕輕地拍了拍他，對他說，這部戲就是要做到八個字——似曾相識，熱淚盈眶。“希望新民晚報的讀者看完，會覺得我們做到了。”

“繁花”、金宇澄、王家衛，是讓胡歌接下《繁花》的三個關鍵詞。其中，有對小說的喜愛，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感情，以及對與導演王家衛合作的期待。“讀高中時，看的第一部是《阿飛正傳》，第一次看《春光乍泄》那個高三的午后，我到現在還記得那股無法言說的震撼。”胡歌絮絮叨叨地回憶起自己年少時光，“能夠在王家衛的監視器里出現，對我來說真的是跟做夢一樣。”

接演時候沒有劇本，發布定妝海報時候也只是聽導演概述過故事大綱，但胡歌也說《繁花》的創作方法是不同于王家衛過往電影的。“如果是電影的話，可能你在拍的時候和你最后看到的，會有很大的出入，但對電視劇來說，這種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為30集的電視劇，它的體量放在那里，那么龐雜的一個人物關系和事件，如果你在整個表演的過程中，不清楚前因后果的話，這個是很難把它串起來的。”胡歌坦言他始終都沒有拿到過完整的劇本，“但在拍攝之前，導演還是會把整個故事給你完整地講一遍。當然可能有一些情節會作調整，或者說會有一些改動和增減，但是導演這次讓我們在一個非常明確和清晰的前提之下才進行表演。”

“很多人說演王家衛的電影，讓演員很崩潰，但對我是一個很新鮮的創作方式，也是一種挑戰，我很愿意去嘗試。”進組前，對于現場只有一臺機器的拍攝方法，對于每一個鏡頭反反復復精細打磨的拍攝日常，胡歌做好了準備。沒想到的是，開拍后他也和導演一樣，陷入了某種“患得患失”：“有時候，一天收工了，回憶當天拍攝的內容，如果有一個鏡頭拍了很多遍，雖然過了，但是我自己還沒有很滿意的時候，就會有一些失落，感覺過不了自己這道坎。又有時候，當你習慣了這個重復創作的方式，一兩條就過了，你反而也會心里沒底。”胡歌笑了，“而且有時候我會變得很貪心，自己都想再來一條，‘我可以更好，我可以有更多的方式’。”

他頓了頓，帶著幾分虔誠說道，“很少能夠遇到這樣的劇組，可以讓演員有這么大的空間來創作、來做。通常很多時候，為了趕進度各方面差不多就行了，有時候會說可以交給后期來調一下，但是在王家衛的劇組里，只要演員愿意再來一次，導演是絕對會尊重的。有時候你拍到第七、第八條，導演會告訴你的，‘我這里已經ok了，你還需要來一遍嗎？’對，他會說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或者說你有其他的感受，想再試一下也可以。真的很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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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更接地氣的阿寶

“一開始沒有看到劇本的時候，我對阿寶的認知完全是建立在小說的基礎上的，大家也會覺得阿寶好像跟我還是比較像的。但當我第一次讀到劇本的時候，我發現他跟我原先心里面的阿寶已經不是一個人了，雖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他們的整個性格、行為表現各方面都差異性挺大的。”對于劇版《繁花》與原著小說的差異，胡歌坦然相告，“這不是我舒適區里的阿寶了，他是一個更接地氣、更江湖的阿寶，并不是我平常的那個樣子。”他很快推翻了自己之前為人物所做的準備，一頭扎進那個紅塵滾滾的上世紀90年代。畢竟金宇澄說，“一個原著交給一個導演，他來做，就是一個新的生命，不可能去復制這個原著的。”王家衛也說，“‘不響’，也是我的創作態度，我只講我想講的，我講得好的，文字有文字的優勢，影像有影像的優勢。”

于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繁花》，是激昂澎湃的90年代，是黃河路的霓虹閃爍，是大上海的車水馬龍。“我想，我們的整個影像，無論從色彩來說，還是節奏來說，都是和當時人的精神狀態是統一的。”胡歌還回憶說，“那時候其實我還很小，但我記得爸爸每天都很忙，他的很多朋友也很忙，雖然不知道他們在具體忙什么，但大家都很亢奮，很有奔頭的樣子。經常會聽說誰成功了，就此改變命運，或者誰失敗了，一敗涂地，那是一個涌動著熱誠、積極向上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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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難以放下的記憶

滬語版《繁花》已經上線騰訊視頻，也已在央視一套下午時段播放，那些尖團音分明的標準上海話著實叫人驚喜。“剛開始時候，的確還有一點不習慣，或者說會有一些字的發音還不是很吃得準，我們就向組里的阿慶老師（陳國慶）請教，慢慢大家就習慣了，越來越熟練了，在情境里面了。因為畢竟它是第一母語嘛。”胡歌說，不同地域的人會講出不一樣的方言，“語言節奏不一樣，韻律不一樣，就跟一個地方它的歷史、文化、性格都是有關系的。《繁花》用上海話呈現的話，會有一種古著的味道。”

“我也給劇組拿了好多家里的老物件，縫紉機什么的。”胡歌還記得三年前新民晚報跟《繁花》劇組一起發起過的老物品征集活動。

“劇組用了好多，最讓我驚喜的一件物品，是一團紅毛線。”胡歌整理了下情緒說，“媽媽去世了，我把她用過的縫紉機給了劇組，還有她留下來的一些絨線、一些布料也帶去了。劇組的造型師特別用心，把那團紅色的絨線織成了一條圍巾，最后戴在了雪芝的脖子上。”胡歌說感謝劇組，讓媽媽的這些舊物，在影像里留存下它們的溫度。我們也想感謝劇組，用上海話，為這座城市留存下一些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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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步都不白走

“這三年里面，我還拍了兩部電影，一部電視劇。每一次重新回到《繁花》劇組，我都會給自己做很多的建設和準備，至少先要過自己這一關，覺得又回到阿寶了才行。”

三年的時光，再漫長，也要和阿寶道一聲珍重，再會。等待熒屏亮起片頭，等待來自觀眾的檢閱，心情并非激動或忐忑，只是平靜。

他回憶起2005年自己第一次爬雪山的經歷：“6206米，但登頂的那一刻，我卻出奇地平靜，我自己都覺得很詫異，當身邊的人都在那里歡呼雀躍的時候。”胡歌說那時候自己還很年輕，也沒有太多的思考，“我給自己一個答案——因為攀爬的時候，你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你的每一步都踩得很扎實。可能在那個過程中，我已經預想到登頂的時刻是什么樣的。”他繼續說，自己并不是盲目地樂觀或者自信，《繁花》也可能不被一些觀眾喜歡，“但我們每一個人都對得起自己的付出，我想這一點我是很確定的。”

胡歌相信這三年的跋涉每一步都值得，也相信認真生活的每一天都不會被辜負。他一邊調侃自己現在的主業是“帶娃”，一邊認真闡釋：“每一個創作者的生活和工作都不該是對立的，如果沒有一個特別扎實的生活的歷練，我是沒有辦法再去創作的。”他說，當家里有了一個新的生命出現，自然會有很多的思考，“帶娃的時候，我就會在旁邊觀察她，除了觀察她的美貌和可愛以外，我也會有很多的思考。”語氣里有很多生活的甜，但胡歌是真誠的，“當了父親以后，我會更理解我的父母，他們為我的付出，有時候我也會贊嘆或者感嘆生命真好，無論是它的脆弱，還是它的神奇或偉大，這些感受都是曾經沒有過的。”

相信這些感受一定會豐滿胡歌未來的創作，雖然他說演員不是每一次表演都有運氣完全打開自己，但他始終熱愛表演，“因為演戲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可能大家都認為演戲是在演別人，但是最后會發現，演戲是在演自己，觀眾最終會在角色里看到一個真實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