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讀者·真實·來信

（《我應該怎么辦？》發表后）收到許多讀者寫給我的信……許多讀者對作品中的人物薛子君、李麗文、劉亦民的命運遭遇傾注了極大的同情，向作者詢問薛子君等人應該怎么辦？希望知道他們的結局。有的讀者把小說中的人物當作真人真事，要求作者把薛子君等人的通訊地址告訴他們，要和薛子君等人通信聯系；有些讀者則直接給薛子君寫了信，委托作者轉交給她……

——陳國凱《他們這樣辦！》，《作品》1979年第11期

“后來呢？”——如同聽山魯佐德講故事的國王，這個古老愿望里深植著讀者翻開下一頁的動力。借用科學哲學里的“范式”概念，這大概是因為用某種范式來理解世界，是人類心理上的某種基本傾向，一種基本的認知需要，它能產生意義和提供安慰。在這一點上，歷史敘述和文學敘述有著相似的社會功能，如學者陳新所言，都尋求某種“心理上的確定性”。拿小說敘述來說，即使作者和讀者知道小說創造的世界并非自己所經驗到的世界，但是那個世界具有人的想象力所創造的潛能，而被這種潛在性吸引的人，會“對于有關開頭、中間和結尾，有關潛能和原因的重現形象，有著一種固著型偏愛”。在這個意義上，克默德說小說總在某種程度上使自身成為亞里士多德所言的“完整的情節”。

當然有必要說明，在不同讀者那里，這種“固著型偏愛”的保留和表現程度是有差異的。畢竟自西方意義的“現代”以來，小說讀者在幾個世紀間經歷了重要變化。比如一些讀者的期待視野，不再執著于傳統意義上講述完整故事的小說，而是關注小說呈現的生活的不確定性和對意義的懷疑。又比如，從不同層面對當代讀者進行劃分，也可以窺見其閱讀習慣、興趣、眼光已經發生了多樣化的變革：在文學接受上，讀者在情感反饋、作品評析、理論探討等方面有不同側重；在消費方式上，如今除了購書的讀者，還有付費閱讀的會員、給連載打賞的“粉絲”型讀者以及盜版網文的讀者等；特別是從專業性的角度，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和學院體制的培養，在一般讀者之外，具有文學理論素養和專業批評能力的讀者日益增長。

不過，如果回顧20世紀的中國文學，那些受18、19世紀西方經典作家影響的、受傳統現實主義以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響的、習慣聽“反映現實的完整故事”“通過文學認識整體性的歷史理性”的讀者，曾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例如，“新時期”的“傷痕”“反思”小說，曾在當時眾多讀者間激起強烈反響，許多讀者來信的內容則折射了在特定歷史時期，面對現實題材小說，讀者念茲在茲的兩方面：一是對小說人物結局的高度關切，二是對“真實性”的追問（故事背后有真實原型嗎？）。開頭的引文，即是這種反響的一個縮影：作者談到《我應該怎么辦？》發表后，引來大量讀者來信，有人傾訴了與小說高度相似的親身經歷（這不是巧合而是歷史投下的高密度的“均質陰影”），經歷刊出后又鏈接起了更多現實中涌起的情感巨浪。這不僅是通常情況下，讀者對人物結局的好奇和移情，在讀者來信所依托的情感動力中，還包含著當代歷史的特殊性——彼時讀者對“真實性”的重視，也意味著一種將文學與實際社會生活高度對應的閱讀方式。曾作為制度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其意識形態力量，將文學現象注入政治隱喻以實現種種社會動員，也為讀者預置了這種閱讀方式。

此外，“新時期”的這類讀者來信，在與“前三十年”某些“讀者來信”的比照下，也顯示出讀者表達空間的擴大，以及隨著主體意識復蘇，交流個體情感的普遍需求。這就不得不提到，“當代文學”前三十年間，“讀者”一度是一個含糊但又被賦予極大話語權的概念，“讀者意見”被等同于“群眾意見”“工農兵大眾讀者的意見”并因此獲得合法性。“讀者來信”成為體制化的文藝路線后，就像斯炎偉指出，無論是真實的來信、被編輯組織加工后的來信還是冒充“讀者”的來信，它們的功能都逐漸往發動批判上傾斜。進入“新時期”后，“讀者（人民群眾）”意見的權威性仍是官方意識形態和文藝界共同倚重的話語。盡管前期讀者來信的語言依然帶有政治話語層累的痕跡，盡管在重建文學秩序的過程中，一些“讀者來信”同樣不乏建構性，但隨著“思想解放”和歷史語境的逐漸變化，“作為權威批評的一種延伸”的“讀者來信”的總體面貌，畢竟改變了。

由是窺之，在80年代這樣一個“文學的年代”，“讀者”身上體現出了過渡性，在媒介、市場迎來變革的前夜，也孕育著文學觀念、閱讀體驗表達、與作者的連接方式等方面的變化。

二、不僅僅是“下蛋的母雞”

一個女工！一個天真而又美麗的姑娘！她看過莫泊桑的許多短篇小說，生平只見到過莫泊桑一次，就愛上了他，用她整個心——像她晶瑩的雙眸一樣純潔的心——的全部熱情愛上了他。

——帕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

在《金薔薇》這部講述“作家勞動的美好實質”的札記里，有一則傷感的故事：一位巴黎的年輕女工讀了莫泊桑的小說后愛上了他，她攢了一年的錢置辦衣履，懷著傾吐情懷的決心來拜訪他。莫泊桑不在家，而他的一位居心不良的朋友告訴她莫泊桑和情婦出游了。姑娘大受打擊，被這個朋友乘人之危地占有，后來淪為妓女。莫泊桑當初聽朋友講起這件事時，并沒有太大反應，然而他在彌留之際卻為此痛苦不已，“愿意跪下來吻她的足跡，懇求她寬恕”。熟悉現當代文學史的中國讀者，不難聯想起那些文學能顯著地賦予作者偶像光環、引發崇拜、催化愛情的時代——盡管有時對作家的崇拜也裹挾著某種青春的狂熱、幻想或錯覺。也許文學理論知識和豐富的閱讀經驗，能幫助讀者意識到隱含作者與作者本人的區別。考慮到很多時候隱含作者的人格更加高尚，讀者也許愛上的是前者。

不過，筆者更想指出的是，這則故事還持久地提示著一種情感規律：如果讀者對作品里的世界產生了感情，往往就會對（知之甚少甚至素未謀面的）作家產生感情。這種感情的范圍可以很廣，包括喜愛、仰慕、好奇、同情、希望與之交流等等。——盡管聽起來是人盡皆知的事情，然而這對于恒久渴望與他人產生情感聯結的人類卻意義非凡，并且將在新媒介時代釋放出原本蟄伏的與作者建立連接的潛能：

首先，從現代社會的一個典型特征——知識領域的分化所帶來的專業化——來看，專業化能促進分工協作和科研探索，但也造成了不同專業領域之間的信息壁壘和文化區隔。專業化和科技進步不足以給人提供“終極意義”，也尚未能提供一種促進溝通理解的新語庫。而文學與科技不同，“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人類經驗的共同分母之一，通過這一分母，人類可以交流和對話……”（略薩）其次，其實從現代社會的發展進程來看，作家與讀者的分野，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社會分工。但值得注意的是，進入后工業時代，隨著生產關系的調整、服務型經濟的發展、智能技術的應用和新媒介的興起，作家與讀者的界限出現消泯，并且在以新的關系模式容納、激發連接的動力。由于網絡空間極大改變了讀者接受和互動的方式，社交工具的留言、評論和私信功能讓讀者更容易聯系到作家，樂觀地說，這有助于實現表達的權利，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交流帶來可能性。

在文本生成層面，讀者的反應可能參與到創作過程中，比如有的連載小說作者，會根據讀者反饋來調整后續內容，也有網絡小說邀請讀者進行接龍創作。文學閱讀和交流，也成為讀者發揮主體性的過程，例如“豆瓣閱讀”和豆瓣網的文學小組，目前之所以有文學生態活力，與用戶群體的文學趣味和對內容質量的注重有關，有些作者會首選把作品在發布這里，并可能引來文學編輯的注意。

在線上線下的交往層面，當作者和讀者的“生產者—消費者”關系進一步凸顯時，讀者對作家作品的情感，將被一些更直觀、更外在化的關系機制所編碼。簡言之，讀者為愛付費，除了買書，更典型的是網絡文學網站的讀者打賞，這是網站維持運營的重要盈利方式，放大了讀者對作品的控制權，也使金錢關系與情感關系密切交織。除了網絡文學圈尤為顯著的互動方式——打賞、催更、粉絲群交流等，還有的讀者故事，似乎葆有某種“乘興而行”的輕盈。譬如2021年3月，音樂人高曉松在微博上說：“因為喜歡一位年輕作家的文字，從出版社要到聯系方式，一個人背著包翻山越嶺來看他。在下雨的泉州打著摩的找到一處干凈的小民宿，心里潮濕濕地去街上逡巡了。”（這位作家就是《夜晚的潛水艇》的作者陳春成。）對既定規則的“逃逸”，以個體經驗探尋“存在的瞬間”——也許是這樣的小說與讀者的精神連接點。

三、并非射向虛空的箭

我把她引到那塊石頭前，讓她看我寫的詩。她默默地看了很久，然后問我要那片硬質合金，要我把我的名字刻上去。可是我不讓她刻。我不需要刻上我的名字。名字對我無關緊要。我不希望人們知道我的名字，因為我的勝利是屬于我的。

——王小波《我在荒島上迎接黎明》

在這段引文的文本內部，“我的勝利”是屬于“我”的（但“我”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見證者“她”），而在文本外，“我”實際上已經有了無數見證者——是作者和我們讀者共同實現了這一點。它恰恰以一種有趣的方式印證了：文學作品是在讀者心中形成意義的，它真正的存在，始于被他人閱讀接受的時刻。

這段引文還可以視為一個寓言——關于年輕的寫作者（“我”正是一個青年）獲得意義確認的“通靈”時刻，關于寫作中涌動的對抗速朽的隱秘渴望。“我不需要刻上我的名字”，意味著寫作的意義首先指向自我，就像在當下許多青年作家那里，比起把反映“總體生活”“整體性”作為寫作目標，或是確信能通過小說向讀者解釋生活以至實現啟蒙，他們更多的是將寫作視為探索自我與他人、與世界的關系的一種方式。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不需要讀者——無論是從文本意義形成的角度，還是社會關系的角度。如果結合青年作家多樣的寫作平臺、作品傳播媒介和與讀者交流的方式來看，這樣的創作觀念恰恰也會吸引、召喚、培養屬于自己的讀者。這里提及的青年作家，對應的是創作比較個人化、帶有“純文學”色彩的群體，大多并非高度商業化、類型化的寫作，他們的讀者也往往在網上形成一些個性化、小眾的且相對松散的文學群落。

此外，還有更多的文學形態有其對應的讀者群體，或者說消費語境下的目標受眾。如果說印刷時代，作家面對的是面目相對模糊的“公眾讀者”，讀者的想法很難直接、即時、大量地反饋給作家；而今，社會分層和多種信息渠道帶來的“分眾”傳播也發生在文學領域，對作家而言，一個比較穩定的受眾群體通常能增加寫作的可持續性。

總之今天的作家依然需要讀者，不過，需要什么樣的讀者，也還值得檢視。一個問題在于，新媒介實現的連接互動和消費語境下的關系模式，也可能限制作家的寫作。尤其是當作家和讀者被高度納入生產者—消費者的關系時，雖然可能給讀者更多話語權和選擇空間，甚至便于一些作家按照讀者的反饋為其“定制”產品，但另一方面，具體的作者和讀者，也容易被文化市場中其他力量裹挾或支配。迎合大眾口味的作品，往往在內容、意識模式、矛盾的彌合方式上進行著羅蘭·巴特所言“不光彩的重復”。比如一些粗糙、套路化的網文，為其受眾“發糖”、造夢、提供“爽點”，固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同時，由于商業機構在利潤最大化的原則下，也更樂于迎合甚至制造那種消費故事的、缺乏批判意識的讀者群體，所以作家有時就需要在銷量與意義、生產日常消費品與追求卓越之間做出審慎的選擇。

還有一個讓人有些遲疑的問題——作家需要讀者，但在不遠的將來，讀者還在乎作家是誰/人嗎？比如當讀者知道自己讀的作品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甚至有AI的參與，這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閱讀體驗和評價？如果僅從生產—消費層面來看，人們使用某個產品未必要了解生產者和生產過程，類似的，對于只為了娛樂消遣的讀者，作者是誰似乎并不重要。如果僅從符號—實存的簡單區分來看，即使在書信或印刷時代，“作者”也未必是真人（比如是不止一人在用的筆名）；而電子媒介時代，讀者留言打賞的作者可能是虛構人設，也可能是一個團隊。

然而，文學閱讀還有其特殊性，它彰顯在具有文學審美性的交流中，使得讀者會在意作者是“誰”，會自由、積極、主動地與作者作品進行對話——不論這種對話是通過言語文字、電子媒介展開，還是發生在想象世界。面對比特世界，對于人類這種脆弱的碳基生命而言，新的審美形式會被創造，審美活動并沒有消失。而文字（無論是印刷還是電子形式）也仍然是文學讀者與作者發生連接的重要橋梁；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體驗文本，激發想象，調動情感，延續的仍然是審美活動。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的審美交流所提供的一種前景、一種值得努力的方向，依然是“交往理性”的展開——建立在主體之間的“動態的、雙向交流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