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國寶》是一部三卷本的小說，總字數可達一百萬字左右，此次在《收獲》（長篇小說2023冬卷）上發表的是第二部《山鳴谷應》。它試圖通過一個普通家庭的命運，以小人物的視角，講述故宮文物南遷這段蕩氣回腸的大歷史。

故宮文物南遷是一個歷史事件，它已經發生過了，它的所有路徑都無法更改了，已經變成了歷史知識的一部分，被我們所了解。但對于當事人來說，一切都是未知的，正如我在紀錄片《故宮文物南遷》的先導片的字幕里所寫：“沒有人知道，這條路有多遠；沒有人知道，這一去是多少年。”我要寫的，是這種未知感，命運的不確定感，以及糾結在這種不確定感當中的復雜人性。

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的序言中寫：“在這年月而要安心寫百萬字的長篇，簡直有點不知好歹。”[1]他寫這話的時候，是1945年4月，他在重慶北碚動筆寫他的宏篇巨制《四世同堂》的時候，那時還沒有電視，沒有網絡，人們對文學作品保持著質樸的興趣。如今閱讀早已碎片化，人們連聽一首歌的耐心都沒有了，不只一個年輕人對我說過，他們常常會對一首歌中的某個旋律感到熟悉，然而假如他們從頭聽這首歌，就會以為是一首陌生的歌曲，原因是他們從來不曾從頭到尾聽過這首歌。一位編劇早在十幾年前就曾對我說過，現在不是寫三部曲的時代了，現在是寫微博的時代，只有短文字，人們才會去看。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寫作一部百萬字長篇，簡直是匪夷所思。

但寫作一部史詩性巨著一直是我的夢想，如今我已接近了這個夢想，所以無論它看上去有多么荒誕不經，我都要完成它。寫小說我是新手（此前只寫過《血朝廷》），不奢求它能像格羅斯曼《生活與命運》那樣偉大，但只要能完成，它就是好的。

“只要能完成，它就是好的”，這話出自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原話是：“……終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2]路遙喜歡這句話，把它寫進了《早晨從中午開始》。

完成本身就是艱難的，我要為完成而努力。路遙書寫《平凡的世界》的艱辛，那種焚膏繼晷似的付出，我們從《早晨從中午開始——〈平凡的世界〉創作手記》中可以讀到。馬識途先生說他早年曾想寫長篇小說《風雨巴山》，計劃分成三卷，第一卷叫《雷神傳奇》，第二卷叫《秋香外傳》，第三卷叫《巴山黎明》，但是由于他工作太忙（時任中共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第一卷《雷神傳奇》基本完成（后來出版有單行本），第二卷《秋香外傳》未能寫完，第三卷《巴山黎明》只寫了幾個人物小傳，后來敷衍成幾個短篇小說發表了，三卷本的寫作計劃，虎頭蛇尾，不了了之，令期待這部大稿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韋君宜十分光火，說他“生生地把一個好長篇糟蹋了” [3]，他自己也留下永久的遺憾。

二

《山鳴谷應》的寫作自2022年5月10日開始，雖然其中經歷過難以逾越的雄關險隘，在某些時刻難以推進，但總體上還是順利的，沒有像第一部那樣經歷過反反復復的折騰，有一種“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感覺。疫情封控，無法出門，甚至為拍攝一檔節目而三根肋骨骨折，都沒能阻礙我的寫作，反而讓我沉心靜氣地投入這部作品。

2023年2月22日，經歷半年多的寫作，第二部《山鳴谷應》的第一稿順利完成。5月15日，《收獲》雜志主編程永新邀請我去上海，參加《收獲》雜志六十五周年紀念活動，活動結束后，我與《收獲》雜志副主編謝錦等在作家們下榻的虹橋賓館二樓的唐宮吃飯，談到了這部小說的寫作。我說等《山鳴谷應》定了稿我還是給謝錦先看，謝錦說她很期待。

到8月中旬，我前往廣州、江門、珠海參加南國書香節，出發前終于把《國寶》第二部《山鳴谷應》發給謝錦。當時謝錦忙于上海書展（幾乎與南國書香節同時舉行），沒有時間看。25日，我已從廣東回來，發微信問謝錦，稿子看了沒有。謝錦發來這樣的回信：

祝勇老師，第二部已經完整讀了，我覺得還是寫得很不錯的，至少我沒怎么停頓，一口氣讀完了，有幾處很感動。我覺得這一部特別好的是，你沒有試圖把歷史事件放到前臺來，而是讓它們成為一個大背景和大框架，然后讓人物的命運和感受來說話，這是小說的正確路徑，在幾千箱文物和幾千里路程中，小說找到了人物的溫度，無數人物的溫度才能構成歷史的溫度。

所以，這個小說一是從容寫出了故宮文物南遷最艱苦的那個過程，故事本身好看的；二是寫出了一代文化人對文物的孜孜守候，幾個人物拿捏得都不錯的；三是歷史的景深還是比較開闊，大后方和淪陷區雙線展開，展示了整個亂世中人的顛沛流離；四是我覺得您對中國抗戰的理解和把握我是深認同的，抗戰沒有雞血可打，我以為中國抗戰要展示的恰恰是巨大的失敗。中國殫精竭慮，一寸山河一寸血所要達到的目的，根本不是什么勝利，而是死死把日本拖住在遠東戰場，所謂空間換時間，就意味著什么辦法也沒有了，就是死耗了，無論是淞滬會戰還是花園口決堤，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可以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和國土代價，而這樣的耗，正是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勝利的貢獻。敗并不可恥，可恥的是用謊言去粉飾和打扮這鮮血淋漓的真實歷史??

確如謝錦所說，經過第一部的寫作，我已經找到了這部小說的語感和狀態，書中的人物也有了生命感，似乎成了真實的人，每天與我朝夕相處。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他們的朋友，深知他們的悲歡喜樂，和他們一起哭笑。托爾斯泰說，藝術的打擊力量應該放在后面，這應該是一個原則。我的寫作無意、或者有意地合乎了這樣的原則，這使我作品的力量一直在往上走，從而避免了虎頭蛇尾。我想起路遙先生在回憶《平凡的世界》創作過程時說過，“自我感覺（第二部）比第一部要好。這是一個很大的安慰。這時候，才感到踏入了創作生涯的一個新階段。”[4]我的創作不能與路遙先生相提并論，但我的感受與路遙先生完全一致，我感覺第二部不是“寫”出來的，而是像一條河那樣“流”出來的。這條河是那樣地吸引我，讓我忘情地暢游其間。

《國寶》第二部《山鳴谷應》之所以寫得更順，正是因為我的側重點由故事轉向了人，就像謝錦所說的，“小說找到了人物的溫度，無數人物的溫度才能構成歷史的溫度”。小說的主題盡管是文物南遷，但歸根到底還是要寫人，小說最能牽動讀者的并非情節本身，而是人物的生活與情感。把人寫活了，小說才滿盤皆活，“故事”也就自然地浮現出來了。無數作品的成功都證明了這一點，柳青先生曾斷言，“中國的第一部小說應該是《金瓶梅》開始。不是說它寫得有多好，但它是寫人的。”“《三國演義》不能算小說，那只能說是演義。”[5]

其實我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我的歷史散文，諸如《故宮的隱秘角落》，都是在寫大歷史中的復雜人性。當年我寫長篇歷史小說《血朝廷》，自以為把歷史人物——諸如慈禧、榮祿、李連英也寫得活靈活現。在我看來，歷史人物首先是人，只不過是處于歷史時空中的人，我要讓自己的筆觸穿透時空的屏障，去觸及到人物的靈魂。但不知為何，《國寶》初落筆，寫第一部《草木震動》，還是自覺不自覺地轉向了那個時代的風云浩蕩，試圖寫得跌宕起伏一些，追求情節化，而忽略了對于人的表現，終歸還是寫得急了一些。等到寫第二部《山鳴谷應》時，我的內心才真正篤定下來，可以縱容不迫地書寫日常，循著人物的情感寫，作品才變得“真實”起來，血肉飽滿起來。

三

謝錦的微信令我激動，我回復她：“好的，謝謝您，這鼓勵已足夠重要了！”29日，謝錦給我發微信：“前稿我已發永新老師，他應該在讀，這幾天會有回音。”

第二天下午，我從成都飛沈陽，在雙流機場候機時接到謝錦電話，說程永新讀完《國寶》第二部《山鳴谷應》，已通過，準備刊發于今年《收獲》（長篇小說冬號）上，這樣就不用刪了。我聽后大喜，沒想到程永新這么快就看完了小說。說起來，這還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收獲》上發表作品，沒想到就是一部近30萬字的大部頭。

在《國寶》里，我書寫了九一八事變、長城抗戰、盧溝橋事變、淞滬抗戰、南京大屠殺、花園口決堤、豫湘桂戰役、中國戰區受降儀式、處決日本戰犯等諸多重大事件——當然都是作為背景，隱隱地存在著，決定著我書中人物的去向，但更多書寫的，還是中國人的日常，只不過在那些特殊的年月里，所謂的日常生活也變得顛簸不定、險象環生、充滿戲劇性。但無論怎樣，那些被歷史事件所裹挾的時光，就是他們必須面對的日常。那些歲月像流水，滋養著他們的精神，雕刻著他們的風骨，承載著他們的情感，使他們縱然在狂風暴雨中，也能表現得平靜而堅定。

靜水流深，我希望我能像自己筆下的人物一樣平靜、堅定。

在日復一日的努力中，我期待著《國寶》完成的那一天。

[1] 老舍：《四世同堂（足本）》，第一部《惶惑》，第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

[2] 轉引自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第114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

[3] 馬識途：《永遠的遺憾》，見《馬識途全集（精編版）·中短篇小說》，第4頁，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

[4]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第86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5] 劉可風：《柳青傳》，第44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