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總是跑不出一些事，是命里注定的，是由血脈連著的，這是命運。

在你很小的時候，因為年少輕狂，總想掙脫這個命運的鏈條，比如：因為父親是搞文學的，你便想逃開這個文學鏈，以證明自己的不依靠，為了這個證明，就讓自己的數理化成績越來越好，目標直奔醫科大學。

但是，何謂命運？最后，我還是被校長暗暗調到文科班，結果還是上了中文系。

后來，我發現，我與文學，真就是命里的淵源，從我還沒有出生，從我出生時的名字“黧眉”，從我無處不在的莫名感覺，是注定了的。

所以，當回顧我和文學的關系，用“我們家的文學事”來表述，是再準確不過的了。

許多人都不知道富拉爾基這個地方，也有許多人知道富拉爾基是通過我爸爸的長篇小說《鋼鐵巨人》，這個小說后來被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攝成同名電影在全國上映。多年后我也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叫《紅岸止》。其實它們之間是有聯系的，富拉爾基就是紅岸，紅岸就是富拉爾基。富拉爾基是達斡爾族語，譯成漢語就是“紅色寶石之岸”，在我的故鄉，我們稱它為“紅岸”。

紅岸，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的父親1957年從天津大學機械系畢業，來到了當時還是北大荒的富拉爾基，當時這里是一個小漁村，偏僻，寒冷，人跡稀少。在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里，要在這里建設一個我國的重工業基地、遠東最大的重型機器廠——第一重型機器廠，也就是現在的“中國一重”。這里被周恩來總理贊為“國寶”，生產了我國第一臺萬噸水壓機，長期以來為中國的重工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本來父親的夢想是北大中文系，但是父親高中畢業時，正值新中國建立不久，百廢待興，工業救國的思想影響著一代學子，父親滿懷激情報考了天津大學。大學畢業來到這個遙遠的邊陲時，工廠正在初建，這里匯聚了全國各地剛剛大學畢業的優秀的年輕人，其中不乏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哈工大等名牌大學的畢業生，以及各地工科專業的大中專學生，還有一些從蘇聯留學歸來的留學生。總之，我小時候的發小和同學，家里都是五湖四海的口音，幾乎沒有一個當地人。我們的父輩就是在這一片荒原上，住窩棚，吃窩窩頭，用自己的雙手建設起來這個大工廠。父親經常回憶那時候的情景：整個建筑工地白天挖土機的聲音隆隆作響，夜晚燈火通明，彩旗飄飄……你能夠想象得出那熱火朝天的場面吧？

那時我年輕的父親，寫信給遠在南方的年輕的未婚妻：“來吧，來建設我們中國的烏拉爾！”許多年后，我那年邁的母親依然清晰地記得這封極富文學色彩的信帶給她的激情與震撼——烏拉爾，是蘇聯著名的重工業基地；而富拉爾基，正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天高云淡、茫茫草原，實在是太適合年輕人的火熱的心了，尤其是青年學子——那就是文學的土壤啊！

我的父親和母親就是因為文學而相識的，年輕的父親經常發表作品，母親愛慕父親的才華，他們書信往來暢談文學，魚雁傳書，閃耀出愛情的光芒。大家閨秀的母親，不顧北大荒的寒冷與偏僻，義無反顧，帶著祖母來到了天寒地凍的北中國。

我那年輕的父親，二十幾歲的父親，在那個火紅的年代，用他那充滿激情的筆，寫下話劇《草原上的鋼鐵巨人》，在全省公演；后來他又改成了長篇小說《鋼鐵巨人》。記得長春電影制片廠來我們廠拍攝電影《鋼鐵巨人》時，我們的街區萬人空巷，都跑到江邊去看拍電影了。我那時候跟劇組去拍戲，坐在汽車里，聽他們講那些有趣的拍攝花絮，非常開心，但是即便這樣，我依然沒有想過自己會跟文學有什么關系。

那時我們的家在紅岸，說家喻戶曉并不為過，不僅僅是我的父親，我年輕美麗的母親也在寫詩，還發表過中篇小說。我們的家里經常高朋滿座，廠里的文學青年都愛聚集到我們家，與父親談文學，母親也經常以她驚人的見解得到父親的贊許。那時還有全國各地的編輯來找父親約稿，很多文學界人士都記得我們小時候的家，甚至記得因為住房窘迫、我父親經常在廚房的灶臺上寫作的事。在《中國作家》創刊十周年的紀念會上，我與何志云先生坐在一起，他向周圍的人說他見過小時候的我，這話一點也不假。許多文壇上的人物我小時候都見過，他們大都是父親的朋友，只因我那時年紀小，大家都還視我為孩子，所以我工作以后與一些文壇前輩共事，很多人還開玩笑讓我叫他們“叔叔”。

前不久在一個聚會上見到高洪波先生，我母親在中國作協創聯部工作時，高先生是創聯部主任，他跟我爸爸媽媽都很熟，談及我父母去年突然相繼去世，他感慨說：黧眉現在是孤兒了。我悲從中來。最近經常會跟一些文學界前輩有聯系，其中很多人跟我的父母有各種交集，看見他們，我百感交集。

小時侯我認識許多作家，很多都成了名家。比如：張潔、諶容、葉辛、古華，等等。如果我沒有記錯，葉辛先生當時還在貴州插隊，但是已經出版好幾本書了，他送給我們的書有的扉頁還寫著我姐姐的名字。我們有很多書都是作家前輩送的，這是他們對晚輩的鼓勵。作家張潔當時與爸爸同屬于一機部（第一機械工業部），他們之間很熟悉。那時張潔剛剛發表那篇有名的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我和姐姐奉父親之命去她家送什么東西或者是取什么東西，當時她家住在二里溝，一機部宿舍，我們敲門，開門的是她母親，一個溫文爾雅很有風度的老太太，那套房子很小，但是很樸素，也很整潔。這就是《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里的那個母親。

在父親任黑龍江省作家協會主席時，有一次一個作家代表團到哈爾濱，碰巧我也在哈爾濱度假。爸爸邀請我一起去見見女作家諶容，她帶了她的女兒，應該就是梁歡，我們握了握手，她們都樸素而真誠，這是我那個年代對所有作家的印象。

作家馮苓植先生令我記憶深刻并不是緣于他的書，而是他有一個表妹當時是在黑龍江的下鄉知青，馮先生委托我父母親幫忙照顧。我記得那是一個胖乎乎的女孩，叫馮利，每次從我們家路過，我父母都把最好的床讓她睡。因為她到我們家的次數多，我便印象深刻。她穿著紫色的毛衣坐在床上涂擦臉油的樣子，不知為何至今我還記得。

很小的時候，家里有一些當代作品，所以我整天都在讀這些書。有兩本書我不知道為什么印象深刻，一本是《牛田洋》，另一本是《虹南作戰史》。父親的很多書都是作者本人贈送的，他們是父親的朋友，有許多人來過我們家。記得讀長篇小說《征途》時，我最喜歡里面的上海知青萬黎莉，喜歡她在寒冷的北大荒的馬車上抱著熱水袋的可憐樣，其實這個人物是作者作為非主流人物來寫的，但是我覺得這些人物里，只有她是最真實的，因而也是可愛的。所以有一天，家里來了一個客人，父親說：這就是郭先紅叔叔，你不是喜歡看他寫的《征途》么？看到這樣一個嚴肅的叔叔，嚇得我沒敢問。我想問的是他是不是也喜歡那個老被人罵的萬黎莉？

我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寫過一篇小說，題目是《向陽院的故事》，是一群少先隊員與壞分子作斗爭的故事。雖然幼稚，但是也有點意思。

即便是這樣，我也沒有想過要當作家。我少年時的理想是當護士。我向往黑黢黢的夜晚惟有醫院里閃亮的燈光，和燈光下白衣護士鉛筆一樣蒼白的手，在安靜地擺弄著器械。后來到了考大學的年齡，我又想當醫生。我記得有一篇課文《無影燈下送神針》，是講醫生救死扶傷的故事，我就非常迷戀醫生這個職業。所以我覺得小孩子的志向都是會隨時改變的，有時候某一件小事，可能會影響他未來的選擇。

但是，又是命運，我只能說是命運。不可抗的宿命。命運讓我拐了一個彎。我姐姐當年以齊齊哈爾市文科狀元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她的理想是中文系，我父親年輕時代的夢想也是北大中文系，我們當時子弟中學的校長李長安先生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人，他認為我如果考理科，不一定能進北大，但是考文科，北大中文系志在必得。

但是，又一個“但是”，種種原因，我沒有填報北大中文系，而是第一志愿填寫了“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從此，我開始了與文學的不解之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