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學區房破舊，四間屋連成一通，分別是臥室、客廳、衛生間、廚房。從臥室可以放眼望見廚房。它像洞。有的房間有門，有的沒有，有的門少半截門板。除了外門是鐵門，里面一律是木門，變形，掉漆。窗戶也是木窗，掉漆。地板是水泥地，一樓潮濕，屋里充斥了陳年老垢的味道。因為看上客廳外面四周建了圍墻的小后院，可以種花種菜，加之租金相對便宜，所以租下了。另外，小區環境不錯，有一排上了年紀的老榆樹和銀杏樹，健身區還有一棵更年長的黃葛樹。我喜歡這些閱歷豐富的老樹。我和女兒（也許還有母親，有這種可能）要在這住三年，時間不短。我認為自己有能力把舊房子收拾整潔舒適，清新溫馨。小后院到處是枯枝和殘磚碎瓦，還有一些新生的雜草和難以鏟除的泡桐幼樹，我整個上午都在里面忙活，要把它弄成我的后花園。無論房子再破舊，有花在開，就會有生氣。

下午，有人來了，我知道母親一定會來。門敞開著，要來的人還有幾個，但一定是母親來了，這點我不用回頭就知道。多年的愁悶在她體內凝結成“放射性物質”，她只要遠遠站在那，就會釋放“輻射”，無需發出聲音，我的身體會被含有“輻射”的氣流擊中，陡然一震。我在小后院正彎腰拽那根新生的泡桐樹枝，感受到這樣的氣流，接著就聽見一聲嘆息，然后是鑰匙摔在地上的聲音。鑰匙應該裝在手提布兜里，如果她沒什么心事，不會讓鑰匙和布兜一起摔在地上，布兜里很可能還有一本《圣經》。可是，她沒心事的時候太少太少，少到可以忽略不計。

其實，我不想見到母親，不想見到愁容滿面的母親，由于痛苦不堪而愁容滿面的母親。

我準備回身說點什么，聽見鞋底摩擦水泥地的聲音，走得很沉重。我不想說什么了。

我聽見母親從臥室到廚房走了一通，經過小后院門口時，還故意加重了腳步。然后，她說：“租這么破的房子，咋住啊？”

不用看我也清楚，她的眉頭、臉、嘴唇皺一起，整個的她皺一起，瘦得紙片一樣的人，愁，侵蝕了整個的她。

我用力撕扯那棵生命力頑強的泡桐樹，說：“市中心老小區的房子都這樣，離學校近，走路五分鐘就到。就這房子還八千呢，三樓那套一萬二，小區外面還有一套新樓，一萬五，還挨著馬路，太吵。”

母親說：“這也太破了，太窄了，不是人住的地方。”

我說：“有床有廚房有廁所就行了，這還有個小后院，多好。”

母親沒了聲音，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果然，過一會兒，她悲愴地說：“那我住哪啊？”

我的家距離這所學校不算遠，我們沒私家車，路口只有一趟公交直達學校，二十分鐘一趟，有時堵車半小時一趟，每天要往返四趟，晚自習后公交下班，還要去接。這樣算來，不僅不近，中午回家吃飯不等午睡就要出發去學校，還生出許多瑣事，路上消耗大量時間。我家是兩百平的花園洋房，有獨立的屋頂花園。當初貸款買大房子，為的就是父母和兄弟姊妹幾家人到齊都能住下。其實主要為父母，來串門的兒女住在一個屋檐下，親朋好友經常來聚，可以輕松容納，父母覺得熱鬧。父親病逝后，母親更需要這樣的熱鬧。母親可以住我家，我們周末也會回家住。母親還可以住弟弟那，原本她正住在那。她還可以去成都住妹妹那。老家還有哥哥，她落葉歸根回內蒙古也是可以的。如果在哪住都不舒適，單獨住也有條件，剛好有套小點的房子閑著。她能住的地方很多。但她總是給自己造成居無定所的局面。比如，跟兒媳婦鬧點小矛盾，就覺得不能在那住下去。比如，妹妹的樓房太高，妹妹脾氣不好身體不好，她也不能在那住下去。回老家，仍然有種種原因不能住下去。

我有所準備，特地從家里搬了沙發床擠在臥室。因為門窄，費了一番周折才弄進去。我從小后院走進屋，指著那張沙發床和客廳那張繃子床說：“那能睡，這也能睡，隨便你選。”我的動作有些猛。事實上，我已經應對不來，繃不住了。我一直鼓足勇氣面對生活，住這樣的破房子也需要勇氣，我希望母親說：“破怕啥，收拾干凈一樣住，不就三年嘛，一混就過去了。”如果父親還在，父親會幽默地說：“這不比咱家豬圈強多了？”我清楚我的希望其實是奢望，母親早已不再鼓勵她的子女了。

母親說：“我睡客廳，還能讓你天天睡沙發嗎？我要是睡沙發，那不影響孩子啊。”

我重新走進小后院，收拾樹枝。天氣炎熱，屋里開著吊扇。母親蹲在小后院門口一動不動。這是她犯愁的標志性動作，待在什么地方，一動不動，任憑愁像魔鬼那樣啃噬。我猛烈踹那些樹枝，汗水流進眼里。

我感到委屈。究竟是生活太重，還是母親太重，壓得人喘不過氣。終于，在母親說出那句話后，我爆發了。母親說：“哎，我以后上哪待啊，愁死了，腦袋里沒縫了。”

我摘下變得漆黑的白線手套，沖進屋里，來來回回走著，邊走邊痛斥她這些年帶給我們全家的是什么。我在咆哮：“要咋樣你才能不愁？日子過不了嗎？缺吃少穿嗎？這樣不行那樣不行，是不是要每天背著哄著，所有人圍著你一個人轉？只要你不舒服誰也別想舒服。哪個兒女對你不好了？這些年你想干啥就干啥，誰能攔住？要折騰到啥時候？嫌這房子破，好房子有啊……”我已經停不下來。我咆哮著進了廚房，隨手拿起盤子摔了下去。“過不了就不過了，都不要過了。”破破爛爛的房子傳出破碎聲，我忽然發現我成了當年母親那樣。不，現在母親也經常這樣。母親和父親吵架時，時常這副歇斯底里的樣子。我只差坐在地上蹬腿，就成為地道的哀嚎著的農村婦女了。就是這樣的農村婦女想方設法讓她的孩子一個接一個跳出農門。

因為咆哮，以及出格得出乎自己意料的行為，我的頭嗡嗡作響。在這嗡嗡聲中，我感覺母親似乎驚慌了一下，然后“噌”地站起來喊：“我的天哪，今天才知道你這么厲害。”我繼續咆哮：“我不厲害，能一個人嫁四川這地方來嗎？我不厲害，能大著肚子上灶炒菜嗎？連顧客都不忍心吃，你當媽的問過這些嗎？我不厲害，能一天上午開導下午開導晚上還得開導你嗎？我確實夠厲害啊，你只要睡不著就得陪著你坐，你管過我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睡眠需要賺錢嗎……”

“你抱屈啊，這下說真話了。”

我和母親互相咆哮著，發出我認為最難聽的聲音。整個世界都在嗡嗡作響。

我的憤怒多半來自對自己的憤怒。我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完成一件事，這件事就是讓母親快樂。就像母親的笑容一直在前方，而前方永遠是無法抵達的遠方。不快樂的母親一點點瓦解著我對生活積極向上的信心。

二

母親十七歲從山東來到北方—內蒙古東北部—呼倫貝爾東南部，就一心想逃出北方。是的，她說要逃出這死地方，這鬼地方，這死冷死冷的不是人待的地方，非逃出去不可。那時，姥爺姥姥和我三姨四姨五姨以及我舅都在東北，他們是當年從山東過來的。后來，姥爺姥姥帶著舅舅一家回山東，母親想逃出北方的念頭每天像太陽一樣升起。當我三姨和五姨因病去世，母親說是北方死冷的天凍死了她兩個姐姐，更想離開“這死地方”。這種想法太過強烈，她整日磨著父親研究，時常深夜里推醒父親，讓他研究研究。為此他們沒少吵架。最終，造成我們全家六口1985年一次大遷徙，這一年，哥哥十一，我九歲，妹妹六歲，弟弟兩歲。安家落戶山東的事由大姥爺幫忙，基本辦理妥當了，母親卻非要回東北，理由簡單，山東竟然還在吃窩窩頭，而東北早就吃大米白面了。其實，到山東沒幾天，她就有了想走的念頭。

我們全家返回東北，母親仍然心心念念逃出北方，至于往哪逃，她心里有個遠方。兩年后，姥爺和姥姥從山東回來了。姥爺得了偏癱，知道自己時日不多，非要回來。他說：“落葉歸根啊，哪怕回去只活五天，死也要死在東北。”一語成讖，這位身上背著傳奇的老人，帶著時代烙印，果真回來只活過五天。他認為他的根在北方，可見他對這塊接納他的黑土地感情至深。

這絲毫影響不了母親，也沒有給她任何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力量。她恨北方。雖然山東不令她滿意，也阻止不了她恨北方，仍然說：“非逃出去不可。”這不是她的個人行為。村里很多當年來的山東人，不時要回山東看看，看上兩趟，有的就回山東不再回來。走，是我們村的通病。只要有人家搬走，她就更恨北方。她責怪這塊土地要了她兩個姐姐的命，凍壞了她的胃，讓她成了驢，一天到晚干活。

前院苑家也是山東過來的，他們家大兒子常年走南闖北，跑了幾趟山東，還去過四川，帶回個四川媳婦。有一年他去投奔媳婦的姐夫，這姐夫在西北新開發城市嘉峪關。當他再回到村莊，帶走了他正讀書的妹妹小英。小英跟我同班。他們進城打工去了。這事讓母親心里發毛，恨不能我也跟著走。幸好，她認為讀書考學更重要，將來可以徹底跳出農門，端“鐵飯碗”。

四嬸的老家在山東招遠，她讓不愿念書的女兒去那生活，找婆家。母親立即提議讓我跟著去讀書，兩姊妹好作伴。還有個理由是山東教育好。可是上次大遷徙，山東教育好還是跑回來了，不惜大姥爺費勁找人讓我們入學。這時候教育好又成為去山東的理由。她自然要找父親研究。研究只是過程。面對逃離機會，如果有任何阻力障礙，她都會不遺余力排除，哪怕整夜不睡覺也要落實。她說：“一步步來，逃出去一個是一個。”

在山東的日子，我每天想家的心情無法遏制。加上老師口音難懂，學習跟不上，整日渾渾噩噩。因為母親那強烈的愿望，我努力堅持著住下來，盼望有朝一日能夠回家。

一年后，堂姐想家，不在山東待了。堂姐倔強，愛使小性子，想回家一定要回。

當我懷著極度想家的心情雀躍著踏進家門，她只愣怔著看我，好像我不該出現在門口。母女久別，我以為她要抱著我哭一場，但她只站在鍋臺前看了我一會兒，然后說：“山東水土就是好，養胖了。哎。”一捆柴隔著我們，我沒有像日思夜想的那樣，一頭扎進她懷里。

再過一年，四姨去了嘉峪關，舅舅和舅母也去了。舅舅和舅母從山東回來后，探望了姥姥，把兩個女兒放我們家。他們去城里打拼。母親說：“行，俺娘有我呢，孩子們有我呢，你們放心去闖，等落腳，再把我們帶出去。”她那顆隨時想逃離的心不得不暫時安定下來，默默等待她的姐姐和弟弟在遠方落腳、扎根。她總說：“那地方要是行，等扎下根那天就好了。”父親給四姨和舅舅回信，她叮囑父親，一定要問問那地方咱家去能不能行。

后來，四叔四嬸全家搬去山東招遠了。四姨家的三個孩子陸續去了嘉峪關，他們都已成家，拖家帶口去的。舅舅和舅母回來接走了兩個孩子。他們都去出攤賣油條，這是姥爺傳下來的手藝。母親去不了，四個孩子要讀書，即使不是這樣，瘦弱的姥姥也經不起路上折騰，五天五夜火車，相當于要命。要不了命，帶去城里也養不起，城里看病就看不起，還要暫住證，一年兩百塊。小買賣和種地一樣，不穩定。他們對母親說：“我們說不定還回來種地呢，小買賣競爭越來越大。”母親哀嘆：“老天爺，啥時候能逃出去啊。”

1995年，小英和她打工的酒店經理回來領結婚證。婚后，她成為那座城市的公民，擁有城鎮戶口，以及酒店老板娘的身份。那時，哥哥在呼和浩特讀中專。哥哥算我們家第一個跳出農門的。母親說：“終于逃出去一個，沒白花錢。”到我復讀考中專這年，中專生不包分配了。

吹著大風，我坐在高崗上遙望遠處的樹林，那是鎮中學背后的樹林，在七里之外。兩個小時前我還坐在教室里，現在我的書包和住宿行李全帶回來了。母親給我辦了退學手續，讓我跟小英走。這事父親和母親跟我商量經過我點頭同意。還有二十天中考。班主任詫異，極有希望升學的考生為什么退學。母親說：“現在中專不包分配了，考上也沒用，干花錢。哎，就算考上也供不起兩個大學生啊。”班主任說：“那也要考啊，有個畢業證總會有用的。”我看見母親臉上掠過的驚恐，就像我如果參加考試，必定考上，從而不能跟小英走，不能像小英那樣落腳扎根異鄉，就不能帶她逃出北方。

耳邊是呼呼的風聲，我還是聽見母親跨過大門朝我走來。這里是我們眺望母親從村口歸來的地方。現在，她從背后來了，拖著沉重的腳步。她挨著我坐下。不用看也知道她面孔的狀態。巴掌寬的臉，抽在一起。她已被愁毀了容，愁可以把曾經俊秀的面孔扭曲成皺抹布。

“要是難心，砸鍋賣鐵也供你，豁出去了，明天再送你去學校。”

其實，我比母親還想逃，不是逃出北方，是逃出這個家。一個充滿爭執、焦慮、愁苦、債務的家。我想去賺錢為他們還債，換來家和，換來母親的笑容。我深知他們已盡力，供不起兩個中專生和兩個初中生，不是他們的錯，村里沒有人家供得起。如果不是父親打魚補貼，我們恐怕像很多孩子那樣早輟學下地干活了。哥哥的學費最終是流轉了一塊土地解決的，因為找不到保人擔保，借不到高利貸。

我沒說話。我用沉默對抗，究竟在對抗什么，沒有具體指向。現在回想，我在對抗母親那張布滿愁容的臉，好像日子就此坍塌。在我的北方村莊，我感到只有母親整日這樣焦愁著。

她開始嚶嚶哭泣，像委屈的小女孩。她說：“媽現在全靠你了，看看現在這情況，靠種地逃出去沒門啊，你現在長大了，只得靠你了。”

我還是沒有說話。同時為自己的沉默內疚著。

她往回走了。過一會兒，我回頭看見大風吹著她寬大的衣衫，把她吹扁了，像一張垂頭喪氣的帆。塵土在腳下飛揚，她拖著鞋在走，走得很慢，拖不動似的。她瘦得真會被風吹跑。

晚上，父親再次問我是不是真想好了，想考學，哪怕不包分配也供。母親和父親一樣。他們看見很多人為我惋惜，打算再讓我回到學校。我本打算留下，一眼瞥見母親布滿愁容的臉，看得出來，吹了下午的大風，母親似乎更急了。就像風是從城里吹來的。風已經帶走了我們村很多年輕人。現在要帶走我。我決定走，去賺錢幫家里還債，讓笑容回到母親臉上。

沒想到，一年后，四姨把我從嘉峪關送回來了。因為有位四川廚師追求我，親戚們擔心我被騙，還怕擔責，姑娘找對象這樣的事最好由親生父母拿主意。進城后我看見親戚們深深的恐懼，導致他們過度防范。每個人都可能是壞人，每個人都有潛在的危險，可能摧毀他們在城里生存的機會。一旦發現苗頭，立即制止。如果不把我送回來，也不同意我和四川廚師發展，那么四川廚師就可能結交一些混混，悄悄砸了他們的攤子，一溜煙跑了，他們只能干瞪眼。

進城的一年，我拼命干活，早晨在四姨的油條攤兒干到九點半，然后到酒店上班。酒店在國道邊，經常營業到凌晨兩三點。每晚睡眠時間常常只有三四個小時。即使這樣，也無法阻止我想家，甚至覺得家里院墻邊的豬糞都是香的，聞一聞也是好的。親人見不到面，那是種被撕扯著的疼痛。我懷著這樣的心情進了家門。像上次從山東回家一樣，母親正站在鍋臺邊，知道我回來了，仍然愣了一下。她哀怨地說：“怎么就送不出去了呢。”

我愣愣站在門邊，像走錯了家門。我知道，母親的懷抱我再也扎不進去了。

終究，我又去了西北那座新開發城市，同去的還有妹妹，后來弟弟也去了。可以說我們進城是時代潮流，更可以說我們進城是母親的推動。她等著我們將來把她帶出去，逃出東北。

三

2008年，母親終于完成了她多年夙愿，離開北方到四川來了。那時候，哥哥已成家，哥嫂在鎮小學任教，母親給他們把孩子帶到六歲。外婆已故多年。至此，母親完成了在北方的她認為要完成的職責。我終究嫁給四川廚師，到四川開飯館，妹妹和弟弟也到了四川，妹妹成了家，弟弟即將舉行婚禮。我們都在城市扎下根，有了城市戶口，真正跳出農門了。

父親和母親到四川那天，客廳堆滿了包裹，衣物、相冊、日歷、電飯煲、水壺、漁網……像是背來了北方的家。是用一條紅圍脖一條藍圍脖當成軟扁擔背來的。這兩條圍脖是我們全家1985年遷徙時母親買給我和妹妹的。

我以為母親就此可以安享晚年，再也不用焦愁，笑容該回到臉上了。事實上母親剛來那天，確實笑了。當父親拉著母親的手，帶她參觀大房子，打趣說：“看給你買這大房子，翻跟頭折把式都夠寬。”母親確實笑了，抿嘴羞澀地笑。因為長期不笑，好像笑也是令人羞澀的事。母親盼望這一天，盼了三十多年，夢想終于實現。

然而，沒幾天，母親開始訴說種種不適。正值冬季，濕冷，難見太陽。母親說：“不是南方嗎，咋這么冷。”正如1985年遷徙到山東，沒幾天她就否定了那塊地域那樣，她很快同樣否定了四川：“這地方我沒法待，渾身發潮啊，冷得哆嗦，比東北還冷。”她沒想過，她的兒女同樣要度過冬季，度過地域差異和城鄉差異，度過不適。她開始想方設法找借口要走。氣候不適應，四川話聽不懂，沒到真正養老的時候，還要干活賺錢等等。不得不說，這些不適是真實存在的，卻也是可以克服的。

直到那時，我仍不明白，走，是母親的病。她的舒適地永遠在遠方。

還有二十天是弟弟和弟媳的婚禮，我們的父親母親走了，去河北一個叫鲅魚圈的地方，那地方有我們北方村莊里的潘大爺。其實是母親急著要走。父親那時就明白了母親要走最后的結果只能是走，否則她就沒完沒了地犯愁折騰。何以無法等待二十天，小兒子的婚禮難道不是做母親的人生中的大事嗎？我和妹妹的婚禮父母缺席，遠天遠地可以理解，弟弟的婚禮已經在眼皮底下了。母親的理由是凡事不需要她操心，也操不上心。她該有多么急切去尋找她的遠方。

這僅僅是開始。

從鲅魚圈回到四川后，父親病逝前，他們反復輾轉東北和四川，至少三五次。父親在東北老家病逝后，母親到四川待了一陣，去了嘉峪關，又回東北，再到四川。她只要窩在什么地方一動不動，把自己坐成雕塑，就是想走了。這種情況下，她會犯胃病，失眠，心悸。如果失眠，無論夜有多深，她被想走的念頭折磨，就要敲我的門。等我起來，她總是坐在樓梯角落的沙發墊上，愁得一塌糊涂。她也知道我需要休息，知道她這樣給我增加負擔，同時為此更加犯愁。我一點點勸慰，講那些講了不知多少遍的當時奏效的人生道理。她終于可以舒緩一下回房間睡覺，但立即要將她這夜的失眠打電話告知每個兒女。住在妹妹或弟弟那，就會敲他們的門，而后給我打電話。夜半敲門和夜半鈴聲，困擾著我們。親友說我們太過遷就。然而，只要我們稍微厲聲，就又成了她的心理壓力。這類病，只要她想去一個地方，經得我們同意，開始打包時，就精神百倍，沒任何癥狀了。

漸漸地，她已適應四川，努力做著讓自己長期住下來的事。比如，去公園唱歌，或者去教堂聚會。不過，在想走時，這些又都會被她一一拋開。

我們意識到母親也許得了抑郁癥。我帶她到醫院去看，經過醫生詢問，心理測試，并不是。

每天，她從弟弟那到我這，再從我這到弟弟那，一天要跑兩三趟。她不管我是否在寫作，沒完沒了訴說她的不悅，大都是挑剔誰沒有達到她的預想。我不想聽這些針尖對麥芒的事，又明白許多農村女性對家長里短的熱衷。她這位農村母親，已經不算過于計較雞毛蒜皮了。她偶爾去成都妹妹那，住不上幾天就住不下去了。無論到哪，從未平靜過。以至于我們兄弟姊妹之間檢討，是不是我們做得不好。事實上，不是。我們的目標一致，想讓母親幸福快樂。我們拿許多母親作比較，發現我們的母親確實有別。我們從農村進入城市，努力生存，談不上富裕也談不上貧窮，日子過得算舒適。只有母親的焦愁像不斷旋轉的黑色漩渦，要把我們吸進深淵。

四

我的咆哮帶來一系列后果。母親歇斯底里告訴我，再也不踏進我家門一步，然后跑出門去了。這時候，我感到人生中的艱難不是為生活打拼，而是無法面對一位體質健全的愁容滿面的母親。

我忽然聯想到許多不好的事，母親會不會走到極端去。我給弟弟打電話，讓弟弟趕快給她打電話。弟弟說她已經在往他那去了。我還是不放心，想去看看她走到哪了。走出小區，看見她正坐在公交站臺的椅子上哭。瘦小的她在人群中不管不顧地哭，成了被兒女拋棄的老人。但是，她又發出了童音，像孩子在哭。我拉她回來，她跟著我回來了。平靜了一會兒，她說要去弟弟那，就走了。我們算達成和解。我繼續干活，為她的哭泣心酸。出門倒垃圾時，看見她坐在門外的老榆樹下，一動不動坐著。看見我，她說：“哎，你們媽做得太不對了，怎么能這樣呢，我也勸不了自己。”

母親又開始失眠。我想，應該再帶母親去醫院看看。

是位六十歲左右的男醫生。我和母親在門外椅子上等候，看得見醫生為其他失眠患者醫治。患者全是女性，三十到六十歲不等。這醫生有所不同，患者對他訴說失眠如何難受時，他總是讓她們聽他說。他告訴她們：“睡不著能不能死？死不了怕什么。”醫生用的也許是心理激將療法，類似于以毒攻毒。輪到母親了，她慢慢坐在醫生面前，怯怯地問：“讓不讓我說？聽不聽我說？”醫生說：“嗯，你說。”母親松了口氣。每次回憶起她傾身眼巴巴望著醫生的樣子，我就感到酸楚。她究竟是怎樣把自己置于這樣可憐的境地的。

醫生像對待那些女患者一樣，也告訴母親睡不著死不了，不要怕。并為她開了一些安眠藥，以及抗焦慮的藥，告訴她能睡著就不要吃了。

母親就是從這時候開始專注治病。但她并沒吃醫生開的藥，認為那些藥片會讓她吃成瘋子傻子。她只是不知聽誰這樣說了一下。她不斷發現自己身體上的毛病，繼而去包括成都在內的幾家醫院，做胃鏡、腸鏡，檢查婦科、頸椎，查血，做核磁共振等。查出一些小問題，在同齡人中，她算健康的了。但是，她仍然間斷性失眠、犯胃病。如果哪天身上起個紅點，也會引得失眠，繼而犯胃病。這時候，我們回憶起，其實她從來都專注自己的病。比如手上扎了刺兒，已經拔出來了，她可以一會兒就看看那只手指。“咋回事呢，怎么還這么疼呢？”一個刺兒眼，她可以聯想到紅腫、發炎、感染、截指。她不允許身體任何地方有絲毫不舒服。

治療失眠的特效藥就是，走。

我們終于意識到，母親不是沒病，是真的病了，走可以治病，而她的病就是走。

五

翻到一張母親年輕時的兩寸彩色照片，那時她應該三十出頭，燙了短卷發，瓜子臉，很美。之所以美，因為她在笑，燦爛地笑，牙齒很白。這是她所有照片里，唯一一張笑著的。我不忍多看，就像那是另一位讓人羨慕的母親。

父親早年對我們夸母親：“你媽年輕時是一等一的美人，剛來東北那會兒，梳兩個大辮子，油黑嶄亮，在院里踢毽，大辮子一甩一甩，那才帶勁兒呢。”不用父親說，我能從大娘嬸子以及村里的女人們嘴里聽到母親的美，腰條好，皮膚白。母親的美還有能干、孝順之類的。我當然記得母親的能干和孝順。農村家庭，除了燒火抱柴禾看豬找鴨子這類，她很難指使孩子們干其他什么活，一個人承擔了所有家務，做飯洗衣喂豬喂雞鴨鵝狗。全家人的衣服里里外外每周要換洗，薄棉襖棉褲和厚棉襖棉褲每年拆洗。還要下地干活。大地里的活，割麥子割黃豆鏟地，男人落不下她。家里只要來客，她總是做一桌子菜。村里人不斷贊美她的廚藝。她總是在忙碌。奶奶糊涂了，病倒在床，不能自理，只認得一個人，只住在這個人的家里，這個人就是我的母親。奶奶躺在床上兩年，沒生過褥瘡。我還記得冬季每天早晨起來，穿鞋時，鞋里熱乎干燥的鞋墊。她每個晚上把家里所有人的鞋墊掏出來放在炕頭，早上再把它們墊進鞋里……

現在，我的母親不會做飯了，無論肉體還是心靈，像是玻璃做的，一不小心就能碰碎。

我時常看見那些坐在樹下乘涼或者坐在小區門口長椅上的老人們，他們有時從市場回來，手里提著菜，談笑風生。我多么希望母親能成為其中一員。同時，我也會想起母親走過的人生。

母親五歲那年被扔了。姥爺說是為了讓她活下去。至于為什么諸多女兒中選擇了我的母親，也許因為她是最小的一個女兒，也許因為其他。姥爺背著我舅領著我的母親騙姥姥說去串門，上火車后，姥爺謊稱帶我舅去把尿下了火車，留下我五歲的母親跟隨火車遠去。母親在下一站跟著人們下車了。可以想象，1960年的冬季火車站，我五歲的母親茫然無助無依無靠，睜著驚恐的眼睛大聲哭。后來，母親被孤兒院收養，過了幾年，街上遇見我大姨。母親又回到家里。

姥爺和姥姥以及他們的幾個兒女從山東到東北那年，母親又被扔下，寄養在遠親那當童養媳，直到十七歲去東北探親，留在東北。

我總是在想，我的母親究竟怎么了。我的母親，焦愁的母親，心中有個理想遠方的母親，是因為出生在遷徙家庭造成居無定所的后遺癥，還是那些年整日想逃出北方的想法太過強烈落下的后遺癥，或者是小時候被扔喪失安全感落下的后遺癥？抑或是她出生就攜帶了焦愁基因，才總是那樣悲傷？

我問過母親為什么會這樣，母親說她有個長輩就這樣，非得到處走，不走不行。

如果我的母親沒有經歷過這些，會是位什么樣的母親？我每次這樣想的時候，臉上都會不自覺出現暖暖的笑容。那也許是母親的笑容。

現在是2023年，母親從未停下腳步。此時，她正在陜西我二姨那。在此之前，她不愿吃安眠藥，去嘉峪關看病，因聽說那有位中醫治療失眠很厲害。其實，她只要走出去，就能睡踏實了。她吃完六包中藥，忽然有一天又失眠，兩個月中只要有一次失眠，她就否定那位醫生。于是，輾轉去了陜西，繼續看病。有一周沒打電話，我知道她一定睡得很好。只要打電話來，聽她的聲音就了解狀態。她待不下去了，想要走就會發出低沉無力的聲音。隔著千山萬水，她的聲音也有“輻射”，會讓我產生條件反射。這已無法改變。

過些日子，她會回來，回來待多久，又要去向何方，不得而知。有所不同的是，當我寫下這些并不能完全描述母親的文字，無論母親將來怎樣折騰，我不會感到艱難了，不會咆哮，免不了會酸楚。在這個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悲傷，也有那么多快樂。我的五歲被扔過的母親，深入骨髓的悲傷必然會多一些。長路上的母親，如果走可以讓她減輕悲傷，那就再次出發吧。

格尼，本名郭金梅，自由撰稿人，中國作協會員，魯迅文學院第18屆高研班學員，巴金文學院簽約作家。在報刊發表小說、散文若干，有作品入選《小說選刊》《長江文藝·好小說》《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出版短篇小說集《馬蘭店》，中篇小說集《和羊在一起》。中篇小說《一壁青苔》獲得第十屆四川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