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文學的潮汐

2023年8月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評選結果揭曉，發表與出版于2019至2022年的238部長篇小說激烈角逐，最終《雪山大地》《寶水》《本巴》《千里江山圖》《回響》五部作品獲獎。四年一度的國家級文學獎項評選，為新時代文學的生產和傳播營造了積極的氛圍，也為長篇小說創作帶來了一種具有周期性的創作現象，每個四年中的第一年常被稱為“小年”。但“小年”其實并不“小”，如果把當代文學史比作一臺盛大、漫長的交響樂，正是這種節奏的變化為聽眾帶來呼吸的氣口，從中洞見更大的世界。

這種周期性變化同樣適用于更大的時間尺度。新時代以來長篇小說對黨和國家大事要事的關注，確實體現出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史未有之勢，卻顧所來徑，文學史層面的變化正在發生。自2022年中國作家協會啟動“新時代文學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以來，面對恢宏的時代、遼闊的生活，從洪鐘大呂到潤物無聲，長篇小說一直在探索更符合藝術規律的創作方式。2023年“新時代文學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推出的周瑄璞《芬芳》，“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推出的劉慶邦《花燈調》、陳彥《星空與半棵樹》等作品聚焦脫貧攻堅、鄉村振興視野下神州大地發生的宏偉變革，相比前幾年很多作品直接將宏大話語、時代精神以人物和事件的方式移植進作品，這些作品明顯在嘗試更自然的處理方法。

《星空與半棵樹》就把農民溫如風因為“半棵樹”引發的不平與反抗作為故事的主線，作品中普通農民、政府干部、鄉村企業家等身份的交織讓傳統熟人社會顯得愈加紛繁，弱者、強者、好人、壞人界線的交融，以及不斷演變的精神世界與道德標準背后是鄉村社會物質現實的變遷。

《芬芳》格局宏闊、針腳密實，將山鄉巨變分散到四代人身上，小說的藝術氣質更接近于傳統的鄉村敘事，與前幾年直書鄉村社會變革、農民致富奔小康的寫法有了明顯差別。

2023年歷史題材創作的底色則更加多元。張翎《歸海》以女兒視角揭開母親在抗戰時期的苦難人生。小說時間跨度大，題材也沉重，但作者摧剛為柔，讓大時代的血與火變成小人物身上隱秘的恐懼與痛苦，主人公用盡余生，也難以撫平戰爭造成的創痛。“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推出阿舍《阿娜河畔》，寫的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故事，但作者并沒有被宏大敘事牽絆手腳，書中大量的心靈獨白，以及石昭美、明中啟等一批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不禁讓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老舍筆下那種最經典、純粹的現實主義創作，這種寫法使人生和命運顯得格外沉雄、充滿力量。

上述作品以及楊怡芬《海上繁花》、陳河《誤入孤城》、徐風《包漿》、李清源《窯變》、張檸《江東夢》、盧一萍《少水魚》等歷史題材創作，如果說有共性，就在于將時代風云重新降落到具體的人和事上。這似乎是一句陳詞濫調，但結合著不同年份長篇小說現場的潮汐感，這其實是在提醒我們思考，長篇小說到底應該怎么寫才能更好地表現時代精神；無論寫什么，小說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否應該以可讀性和對讀者共情的喚起為基礎。

新時代長篇小說如何介入現實

2023年，我多次在早晚高峰的北京地鐵上看到有人手捧馬伯庸的《太白金星有點煩》，讀得旁若無人。難以想象一本紙質書怎么從手機游戲、信息流、短視頻的“聯合圍剿”中脫穎而出——這不正是我們對文學常有的希冀嗎？

《太白金星有點煩》并不是馬伯庸筆下唯一閃爍于茫茫人海的作品，他在寫出讓人拍案叫絕的好故事之余，更清楚那些正在讀書、或想讀卻難從工作與“即時快樂”中抽身的人們心里想的是什么。馬伯庸戲筆重寫《西游記》，西天取經變成天庭安排給太白金星李長庚的工程項目，原本兇險的降妖除魔、信念考驗都變成黑色幽默式的人情博弈、利益交換。李長庚雖位列仙班卻如履薄冰、動輒得咎，讀者從虛構故事中看到的不是天地造化、萬里征途，而是平凡的自己。馬伯庸以網文作者、歷史小說家身份進入大眾視野，使很多研究者忽視了他作品中的現實意識。《太白金星有點煩》相比他前幾年的《長安的荔枝》《大醫》明顯更“松弛”，但就是其中強烈的現實意識，讓它獲得了讀者的歡迎，哪怕站在擁擠的地鐵公交，也要看化作太白金星的自己何去何從。

馬伯庸虛構天庭，張平《換屆》寫真實的官場。小說以新任副省長楊鵬為主人公，展現一場有預報的天災如何造成巨大生命財產損失。整部作品由大量、密集的對白構成，支撐小說問題意識的不是眾多人物形象或跌宕的情節，而是一套語言體系。其中人物看似各不相同，但他們的思想、行為卻不知不覺被那個龐大而抽象的語言體系支配。小說常把現實問題、日常語言和主人公們使用的語言體系并置，以反思后者在嚴謹、專業之外模棱兩可、避重就輕的一面。在歷史和社會學研究中，語言常被視為文明出現和發展的標識；在2023年格外火爆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中，語言也是核心要素。而最直接由語言組成、不摻雜其他的，其實還是文學，語言問題中蘊藏著太多創作上的可能性，理應成為小說家理解現實、文學作品介入現實的一個入口。

科幻的中國敘事與地域文化

說到人工智能，嚴曦的《造神年代》值得閱讀，它寫的正是AI“奇點”到來。作者出身電子工程專業，小說兼具科學的“硬”和文學的“軟”，是一部不同專業背景會有巨大閱讀感受差異的作品。所謂“奇點”指人工智能獲得自主意識的一瞬間，它的重要意義在于從此人工智能將以“指數級”發展之勢一騎絕塵，不僅將把人類越甩越遠，更成為地球乃至宇宙文明史新的主人公。科幻小說無疑是舶來品，有些經典作品流露的問題意識雖然宏大、重要，感覺與中國的讀者還“隔”著些什么，在這方面《造神年代》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成都這座文化色彩鮮明的中國城市是故事開展的主要舞臺，熱辣的四川話隨處可見。小說不無幽默氣質，為人類社會安插了很多讓人啼笑皆非的變化；結局人工智能選擇以幫助但不干預的方式與人類社會平行共處，有科幻小說鮮見的樂天態度。這不能不讓人聯想起那些以川渝文化、飲食、生活方式為背景的文學、影視作品中，我們很熟悉的潑辣與達觀。

不僅《造神年代》出現巴蜀文化，天瑞說符的《我們生活在南京》在題目上就已說明問題。寫科幻的中國作家越來越多，必然會讓這一舶來品文類充分本土化。每一種地域文化都內含不同的人生哲學、人物形象、故事原型，未來我們大可以期待黑土地、黃土高原、草原、華北平原以及齊魯、吳越、海派、嶺南文化等都與科幻碰撞出不同的火花，這種作品將為世界科幻史留下中國章節。

無所謂“通俗”還是“嚴肅”

談文學中的舶來品，“武俠”不能不提。曾經我們以為金庸、古龍等武俠作家的影響力雋永不絕，但后來不得不承認，當他們的創作遮蓋了武俠一整個門類之時，其中來自歐美文學以及電影工業的影響很容易被忽視。而當“金古梁溫黃”們的影響力隨時間弱化，我們又發現還有遠至平江不肖生、近到徐皓峰這樣似乎更具“中國味”的武俠小說存在。

何頓的《國術》就在這一脈絡。小說以武術家劉杞榮為主人公，一半寫“武”的力量——體弱多病的少年苦練武藝強身健體，多遇名師挫敗各路豪杰，為國為民奮勇殺敵、傳道授業成就英雄傳奇；一半寫“俠”的有限——在現代的船堅炮利與時代的風云際會之下，再強的武者也是刀劍如夢、萍蹤浪跡。作者以湖南國術訓練所、中央國術館為軸心，串聯起民國武林諸多風云人物。各門各派的武林掌故以及拳、跤、棍、刀等武學招式在小說中都有扎實呈現。但小說并沒被狹義的“武”或“俠”限制，在漫長的故事時間里刀劍易斷，人世滄桑，真正有力量的不是那些武功心法、好勇斗狠，而是主人公本分、執著、修身、律己的心。

“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推出的田耳《秘要》也和武俠題材息息相關。20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武俠小說風靡大陸，一大批冒名頂替的盜版應運而生，數十年后這種“黑書”成為收藏界一大門類。《秘要》寫主人公在追尋一本名為《天蠶秘要》的“天缺”級“黑書”過程中，挖掘出兩岸三地多段雖無武藝與傳奇，卻同樣流離而堅韌的人生。《秘要》讓時光倒流，讀者仿佛置身那個地攤文學、租書屋風行，人們對知識、文學同時也是對蠻荒、情愛如癡如醉的年代。雖然田耳寫的這些小人物與《國術》中的劉杞榮似有云泥之別，但他們都因“武俠”這一特殊的文化與精神載體殊途同歸。人活于世，除了名利終有很多值得堅持之事，這是這類作品在優秀的閱讀體驗之中，給予我們的精神力量。

武俠、科幻、言情……不知何時起，它們悄然成為“類型文學”，帶走了文學的“多巴胺”與“荷爾蒙”。近年來，許多作家拿起罪案和推理的筆，似要為“純文學”增加一些引人入勝的東西。在閱讀吳忠全《寒夜無聲》、郭沛文《剎那》等2023年的推理小說時，我更明確了一個感覺：推理小說中那些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寫作手法，那些讓人忍不住熬夜通宵的閱讀體驗——原本就無所謂通俗還是嚴肅。

現實的回聲

為長篇小說起書名是難事，往往不到十個字就得抓住數十萬字的魂，書封上的每個字都化身“萬人敵”。據說2023年“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推出的畢飛宇和格非的長篇小說在創作階段都經歷過改名：畢飛宇的《歡迎來到人間》改自《傅睿》，是由小到大；格非的《登春臺》則改自《浮生余情》，是由大至小。作家于標題處的閃轉騰挪，只是文學映照現實之難的縮影，哪怕數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在大千世界面前也不過一面小鏡、一掬清水。由此觀之，以文學之“小”見現實之“大”，當真要作家有萬夫莫敵的智勇。

畢飛宇在《歡迎來到人間》中塑造了醫術高明、相貌英俊、家世顯赫、嚴于律己的外科醫生傅睿。這世俗上的“完美”形象在大多數人看來必是文學層面匱乏的存在，除了成功、順遂、幸福，他身上又能有什么可寫呢？畢飛宇偏穿過敘事的窄門，于傅睿世界的縫隙中洞見一種沉重、無告的精神痛苦。每個人都像煮熟的蛋，剝離各式各樣的蛋殼后，那純真和完滿才是真實又脆弱的。在這個過程中，曾經像“天使”一般的傅睿破碎了，他失去事業、家庭，變成精神病人，而救贖又不知所之。書名雖為“歡迎”，但其意更像是歷盡千帆者，對無可逃避的后來者所懷有的疲憊和釋然。

《登春臺》中男性形象在精神層面的脆弱與孤獨、面臨人生選擇時的混沌與莽撞，以及女性形象兩性關系上的傷痕記憶、殘缺破碎的家庭關系都延續了格非小說一貫的精神氣質。書中的周振遐、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們，無論身處多么優渥的生活，他們的精神世界總有不幸福、不安穩，以及某種隱秘而強烈的自毀沖動。前面說了長篇小說創作之難，事實上身為讀者理解格非或畢飛宇小說難度也不低。作者精心刻畫的城市中產、精英眾生相，對于一部分普通讀者來說很容易變為虛幻、無效之物，人們的快樂與痛苦時常相通，但也很容易被物質生活的差距區隔。這大概就是為什么在專家學者和普通讀者之間，這一類作品的評價總是兩極分化。讀者大概要以某種帶有社會學或文化研究色彩的眼光，才能更好理解作品的應有之意。

今天不同行業、身份者都有表達情感、闡釋現實的自覺性，面對廣闊無邊的現實，我們已經很難再期待過去那種充滿權威性的全景式現實主義作品了。“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推出的賈平凹《河山傳》、李鳳群《月下》、顏歌《平樂縣志》、張楚《云落圖》，以及須一瓜《五月與阿德》、陳倉《浮生》、甫躍輝《嚼鐵屑》、杜陽林《立秋》、姚鄂梅《我們的朝與夕》、魏思孝《沈穎與陳子凱》、鄭在歡《雪春秋》等作品都是書寫現實的優秀之作，它們的“好”正體現于在合適的地方停筆，將自己最有把握的“小世界”寫清楚。比如《五月與阿德》借一老一小的人物關系模式，寫落魄的“城里人”和走出村鎮的“鄉里人”在各方面錯位、卻也正是因此才能相互陪伴的情感生活；《平樂縣志》時而插入近似評彈、畫外音式的議論，講人情世故卻穩守“縣”志的范疇；《浮生》透過貸款買房這一普通都市人的重大人生課題審視現實；《嚼鐵屑》寫都市中年、青年“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鄉”的人生選擇，這注定是只有少數人能做到的。

篇幅有限，仍有一些長篇佳作未及討論，總而言之，2023年長篇小說已經將新時代文學具有歷史意義的軌跡與趨勢置于讀者眼前；“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等頂層設計整合創作與出版資源，其對長篇小說的助推作用在2023年體現得尤為明顯。當我們將視野伸向更廣闊的歷史、現實、未來，打破對于文學類型、雅俗的分界，就會發現無論留給作家還是讀者的空間和可能性都十分寬廣。

（作者系中國作協創研部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