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飚（1944-2024）

早上收到師母的微信，點開沒讀完一行，大顆大顆的眼淚就砸下來。后來和我通話的時候，師母說讓我不要太激動。其實我沒有覺得我很激動啊，我都沒有嚎啕大哭，不是很激動，就是很難過。

趕到北京和師母見了面，師母有點失神地念叨說，都說人都免不了這一天，可是走過和王老師一起走過的路，想到在這里一起吃過飯，在那里做過什么事……原來師母根本不像電話里那么堅強，我的眼淚又繃不住了。

博士畢業以后，王老師慨然接受我去社科院做博士后研究。老師覺得我在北大讀的是古代文學，又去美國留過學，因此建議我做近代翻譯小說的課題。這雖然是一個好題目，而且我也申到了博士后面上基金，但是真的很難，因為晚清近代翻譯進來的小說浩如煙海，而且早期翻譯又無規則，意譯，改譯，漏譯，誤譯比比，甚至連原文的作者，各家不同的譯者都譯名不一，有時還知名不具。看材料都太難看完，何況還要提煉線索和觀點以作研究。雖然我很努力地硬著頭皮去看，老師也悉心地批改了我的論文提了改善意見，之后也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中山大學學報》等刊物發了一些文章，但當我希望冒昧投投《文學評論》這樣的刊物，老師卻認為我火候不夠，叫我還是沉下心來認真打磨，尤其是要“提升理論深度”。我那時很郁悶的，還跟老師抱怨：“您總讓我十年磨一劍，可現在人家都是一年磨十劍，沒等我磨好，人家早把我打死了。”

我感覺到，老師對戲曲、古代文學和翻譯文學都很有自己的心得。比如說我討論明末清初傳奇再創作的“潔化”現象，在轉變溯源上，除了我自己總結的劇作家本身通過一己微力拯救世風，老師認為還應加上順治到康熙清代文化政策調整的影響。我注意到林紓好像留下了三種關鍵性的“誤譯”，即同名異譯、刪減基督教和增潤“吁天”，塑造了一個內涵完全不同于原著的湯姆形象。但我認為這并非緣于通常所謂林紓不通外文造成的敗筆，而是深思熟慮的有意“誤讀”：為喚醒同胞而有意曲筆為之。老師提醒眼界還應該開闊，要從個別擴展到一般，因此我又去考察魯迅周作人的翻譯小說，胡適的翻譯小說，進而發現國人在翻譯外國小說的同時，對西方文學從隔膜走向了解，逐漸通過選擇、引進、吸納，革新了中國小說，進而萌育了現代翻譯觀念。在我討論中國古典文論的現代價值之時，見到一位西方漢學家浦安迪受到中國古文理論啟發，將之應用到中國古代小說，并總結出章回小說獨特的“紋理結構”，我的心中萌生一個疑問，散文理論能用于小說分析嗎？老師指出雜文學時代，詩學、小說學、文章學包含共通的“文心”和相通的法則。甚至我討論《紅樓夢》翻譯的時候，老師也認為從學術史來看，在文化交流的最初階段，當異國語言不僅對一般讀者、而且對大多數學者也還是一道文化柵欄的時候，譯本這個“新的版本”往往被視為具有“原版”的意義。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對“原著”的研究，也受到譯本忠實程度或誤讀程度的制約。總體來說，在我對個案研究披荊斬棘的時候，老師總是提醒我見樹木更要見森林，盡量從學術史的角度，從文學史、文化史的維度來考察。

有時候，我偶爾心中會掠過一絲疑惑，因為我沒見過老師發過相似類型的論文，那我的很多問題怎么老師都能“接得住”？那他自己為什么發表那么少？只有寥寥幾篇論文，甚至有的也不是發在“權威”期刊上。

有時候，我會寫點輕靈的《紅樓夢》小鑒賞文發在微信公眾號上，令我很意外的是，老師卻很喜歡這些《紅樓夢》小鑒賞文，還建議我結集成書，我很不解地跟他說，寫成書有誰看啊？何況最重要的是這又不能算成果不能評職稱，現在最重要的是發權威期刊、申項目！

我尤其記得老師喜歡一篇《寶玉“情不情”新議》，使我更加想不通，老師不是經常讓我加強理論深度嗎？可這一篇甚至都沒用理論。老師卻說，你的這一篇，還有其他的那些紅樓夢鑒賞文，是以前那種“老派”的寫法。

我一畢業就到香港工作了，在香港既無師承，又無親友，老師總覺得我好像在那里伶仃孤苦，舉目無親，甚至還擔心我賺的錢夠不夠生活。我那時總覺得面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因此我還跟老師說：“看，我在香港活下來了吧？”老師覺得我像一個闖天下的小俠女，還戲稱我是“小女俠”。于是我天天都是在看啊寫啊，老師有時候問我圣誕節和元旦在干什么，我總是說，我在寫論文啊。老師嘆息道，癡兒何必自苦若是！我說，人家努力，我要更努力才行啊。

但是我遇到了很多完全出人意料的打擊和坎坷，我不理解，感到非常委屈。老師也為我不平，但是也無能為力，于是說：“小惠回來工作吧。”但是當社科院的張暉老師積勞成疾于36歲英年早逝之后，老師很少再說讓我回來了。改成寬慰我說，生命就像一個籃子，幸福快樂的回憶就是籃子里的花朵。當一個人回首一生的時候，最重要的未必是功名利祿，而是那些籃子里的花朵。然而每個人幸福快樂的記憶其實都并不是很多，所以人生的過程也很重要，不要只盯著結果。

但是我又開始勤能補拙笨鳥先飛那一套，拼命地寫論文、申項目，因為評審團不是說我還需要努力嗎？后來我又申請到一個項目，此前，我寫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申請書，一個談近代中外文學關系轉型的，是老師一直較為強調的“大處著眼”的；一個是晚清粵港私人書信與科舉文獻的。申請前專家提意見，比喻道，后者很精致，但卻是個60平的小戶型；前者比較大氣，好比是個120平的大戶型。最后遞交的以及獲得的項目就是近代中外文學關系轉型。

獲得項目后剛好老師、師母和姐姐來香港了，我特別高興地請他們在銅鑼灣吃海鮮，老師一直說太破費了，可我最遺憾的是，當時沒仔細看菜單，其中的石斑魚上的是魚塊而不是整魚，我要再加一條整魚，老師非不讓，我只好說，那老師和師母下次來我們一定要再點整魚哦。姐姐跟我說，當時都快大年三十了，有一次師母、姐姐和姐夫都出去玩，老師卻沒有一起去，幫我改項目申請書。我聽到這里，覺得實在是太慚愧了，都怪自己沒用，拖累老師也這么辛苦。我把老師、師母和姐姐送上跨境旅游大巴，囑咐他們一定過些日子再來，誰知道老師再也沒來到香港！

過了幾個月，師母突然打電話告訴我，老師中風了。我趕到北京的醫院，當時老師正背對著我吃飯，他回頭的一剎那，我愣住了，老師的頭發突然幾乎全白了，模樣也變了，我張了張嘴，還沒說話，眼淚刷刷就掉下來了。

此后我還和老師見過幾次，有一次推著輪椅，和師母一起把老師推到小花園，安慰他不要心急，慢慢就會康復。還有一次，老師、師母、姐姐和我還共同參加了南社的會議，師母也是讓我推著輪椅把老師推到會場，從門口到老師的座位那一段距離，我心里真的很有悲壯之感，老師本來是該在會場講臺上中氣十足侃侃而談之人，就像他以前一樣，但是現在突發疾病，只能坐在臺下和他的老朋友們相見。老師是很重視儀表之人，現在這樣他自己心里一定也很難受。

此后就是三年疫情，內地的城市封城最多幾個月，但是香港卻一直持續了三年多，它的隔離政策也是回內地隔離十五天，回香港再隔離十五天，然而，我們沒有寒假，春節只放七天。暑假的時候還要值班，并且不能連續值班。因此整整三年多，我沒有離開過香港，只能和老師師母通過電話聯系。

老師巴不得早日恢復，但是這談何容易。后來我也查過文獻，腦溢血中風留下后遺癥是很難或無法恢復的，但有時我又看到外國有報道，有新藥正在試驗期，因此總電話叫他要有信心。而且在師母的精心照料下，老師一度恢復得不錯，可以拄著拐杖行走，而且說話也清晰了，甚至還一度可以爬樓梯。但離恢復如初當然還差比較遠，我每每寬慰他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是要有一段時間的，老師我們不能太心急。”

老師病倒之后，我才知道他有上百萬字的專著和未發表的論文，現在著急想整理出版。我想起幾年前，老師要把他以前的一本書再版，讓我做校對，我很快做好了，而且找出了幾處錯字，也按照現代的學術格式修訂了一些以前著作所沒有的注釋，還沒大沒小地給老師發微信開玩笑：“尊敬的王飚先生：經過張主編的認真校對，抓出了您大著的很多蟲子，請您遵照一一修改。”老師大笑，覺得我實在是太調皮了。還說了好幾次，說我的手很快，希望將來他的著作我也能幫他修訂。可是我，還有師兄，我們從來都不知道他居然攢著上百萬字的專著和未發表的論文！而且這些要全部出版需百萬巨款，我們都是學校的普通老師，又如何籌齊這筆款項呢？老師在社科院的時候，當會長的時候，怎么沒有一部一部地把它們都出來呢？

雖然如此，我和師兄還是努力地做了一些整理工作，一邊做我還一邊和老師感慨，說有篇文章一看才知道原來老師不止對近代文學有研究啊，或者這篇文章寫得這么好怎么只發在普通期刊上太虧了。突然有一次，老師很郁悶地跟我說，電腦壞了，很多資料不知能不能恢復，而且這段時間也不能做研究了。我知道后也很著急，因為總覺得他如果還做著一點事，心里還有個寄托。因此就自作主張買了臺筆記本電腦，我出不去香港，就托北京的朋友給老師送去再幫他裝好系統。但朋友打電話要上門送電腦的時候沒說清楚，老師和師母還以為遇到了詐騙，給我打了電話才弄清楚。

但是老師的身體還是在病情反復中變差了，原本行走和說話功能一度有所恢復，但沒想到又摔了一跤，在醫院躺了一段時間，肢體功能又退化了。長時間說話少，口齒也不再清晰了。我總是說：“會好的，會好的。”總是期望外國的那個新藥能趕緊通過試驗能夠上市，可以試試有沒有效。而且師母就是醫生，在她的護理下，老師肯定還是可以好轉的。2023年的中秋，我還給老師寄了月餅，師母還打電話說，老師收到了很高興，說謝謝小惠。我還以為老師會和以前一樣，一年一年這么維持著，甚至還能好轉，誰知道突然聽到了這個噩耗。

當一點一點去看這些專著和論文的時候，以前那種種不解我終于明白了，老師寫過多部專著《中國近代文學史新編》《中國文學近代轉型史》，本來就在文學史方面用力甚深，所以才常常叫我應該具備史的眼光。他有一篇談京劇的論文，原來他曾經對戲曲也有研究。還有一篇已發表的《傳教士文化與中國文學近代化變革的起步》，提出傳教士的“知識傳教”模式，形成一種區別于純粹宗教文化又區別于單純科學文化、既源于西方又適應當地的獨特的“傳教士文化”，這是19世紀中國西學知識的主要來源。傳教士文化的“復合性”和“在地化”特點，為接受世界近代文化提供了多樣選擇和自主重構的可能，影響了以魏源、王韜和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三代文學變革的先驅，逐步改變了他們的知識結構和社會理想，對文學家從士大夫文人向近代知識分子轉型起了重要作用。傳教士引進近代印刷、出版技術和報刊等新型文化載體和傳播方式，進而影響文學創作。報章文體、時新小說、新學詩、新劇這些文學近代化變革的起步，都可以追溯到傳教士文化。這篇我真的認為是一力作。可惜，老師的一些論著或是點校型的，或是普及讀物型的，雖然是古籍整理或是學術普及，但在現在的評價體系中不被認為是科研成果。老師的一些論文只是發表在普刊上，或許他認為質量重要發表園地不那么重要，但是在浩如煙海的學術論文中大多數人如何披沙揀金？更多的，是根本未曾發表的論文或者論著。他為什么不發表？在追悼會的前夜，師母的一席談話中無意的幾句令我恍然大悟，師母說老師經常默默思考，那時候家里人都不敢打擾，因為他在打會議講話的腹稿，或者在構思給別人著作寫的序言，或者在為人寫推薦信，還要處理學會的各種事務，以及應邀揮毫潑墨題詞撰句。而且老師每一次都要花很長時間，因為他做事特別認真，總是要打磨了再打磨。他的大部分學術黃金時間，原來都沒有花在自己身上。

千古文章未盡才！我為老師感到深深的遺憾。

但是，直到今日，我也甚至沒能寫出一篇讓老師滿意的論文，作為學生也沒能成為老師的榮耀，傷心之極，深感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