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龍江文學館，珍藏著一封《人民文學》編輯于1964年12月24日寫給黑龍江作家王書懷的約稿信原件。稿紙上印有紅色的“人民文學社”標識，《人民文學》編輯部稿件專用章仍舊依稀可辨。

信息化時代，用紙筆書寫的作品手稿及書信原件已逐漸淡出大眾視野，開始成為歷史遺跡和珍貴的文學遺產。盡管書寫的年代已經遠去，但透過原汁原味的手稿及書信，我們仿佛能夠穿越回曾經的歲月里，從褶皺泛黃的紙張和一筆一畫的書寫痕跡中感受時代變遷，領略作者的文風與筆鋒。這封約稿信就讓我們得以重回1964年年底，去回顧那個年代里，編輯與作者之間的互動。

時至歲末，編輯首先向王書懷問候新年好，隨后便表達了用稿方向和需求，“明年我刊擬以更多的版面發表詩歌作品。作品的內容，想較鮮明的反映社會主義的新人新事和新的風尚”。王書懷出身于農民家庭，1950年在農村小學任教時開始寫詩，1953年起陸續在各類文學雜志擔任編輯等職。1960年王書懷為響應文藝工作者深入群眾深入生活的號召，主動報名來到了當時的綏化縣寶山公社，并于次年春天，攜妻兒把家搬到了農村，住進了位于寶山公社對面的茅草屋里，成為名副其實的鄉土詩人，創作出大量帶有泥土氣息的民歌體詩歌，于1963年、1964年出版了詩集《寶山謠》和《青紗集》。這些詩歌樸素清新，為時代歌，為農民歌，生動地再現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黑龍江農村的火熱生活和農民的精神面貌，描繪了新中國農民的新品格。與此同時，王書懷所寫詩歌《女社員的風格》也曾刊登在1964年7月號的《人民文學》雜志。從書信中能夠看出，《人民文學》編輯對于王書懷的創作情況十分了解，“你長期在農村生活，對農村生活比較熟悉，故特約請你明年重點為我刊寫兩三組上述內容的詩（或兩三篇敘事詩）”。這組詩歌后來以《如火的農村》為題，發表在了《人民文學》1965年7月號上，包含《行李的歌》《留別》《這村的青年好厲害》三首。

時光流轉至20年后，彼時20歲出頭的青年作家遲子建蓄勢待發，成名作《北極村童話》即將登上《人民文學》，過程卻是一波三折。在黑龍江文學館館藏書信中，一封編輯朱偉用人民文學專用稿紙寫給遲子建的書信原件，介紹了《北極村童話》的發表情況。這封信是朱偉1985年應黑龍江省作家協會邀請，到呼蘭舉辦的小說創作班授課返京數月后所寫。當時的遲子建已經在1985年的黑龍江省文學期刊《北方文學》發表了兩篇小說，其中《那丟失的......》成為了遲子建小說發表的處女作，《沉睡的大固其固》開始引起文壇的關注。但從寫作時間看，《北極村童話》要早于這兩篇已經發表的作品，只因其散文化的風格遲遲未能找到適合的刊物發表。于是，當時作為小說創作班學員的遲子建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將手稿拿給了講完課準備回京的編輯朱偉，由于時間緊張，朱偉只承諾翻一翻，結果他很快就翻看完，并對遲子建說：“你為什么不早點寄給《人民文學》？”這句話給了遲子建莫大的鼓勵。然而，《北極村童話》并未因此很快見刊，編輯朱偉為此寫信解釋了緣由，足見其對后輩作家的愛惜與關懷。與此同時，朱偉還在信中指點青年作家要扎根生活，戒驕戒躁，擔心她會因為《小說選刊》的轉載及上刊《人民文學》，而“浮起來”，建議她“要扎扎實實在生活里泡，這是創作真正的資本”，同時也相信并真誠地祝愿她能夠創作出更多成熟的作品。

1965年，鄉土詩人王書懷深入農村，創作出極具生活氣息和時代特色的詩歌受到了《人民文學》青睞；1985年，面對才華橫溢的青年作家，《人民文學》編輯建議其要沉在生活里，腳踏實地的創作。刊如其名，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份文學期刊，《人民文學》始終彰顯著人民立場，以人民為中心，積極倡導現實題材及精品文學創作，培養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文學》上，逯斐、鄭加真、屈興歧等作家的作品《在鄂倫春族的一個屯子里》《伐木者的胸襟》《北大荒人》記錄著時代變遷中龍江人民的生活圖景；新時期文學伊始，《人民文學》更是為龍江作家提供了展示的舞臺，畢方、王忠瑜、魯琪、中流、巴波、張雅文等作家的《戰友》《阿布沁河上》《夢》《獻給蕭紅一束花》（二首）《走上大道》《血案》等作品輪番登場；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人民文學》還為中國文壇發掘和培養了龍江青年作家，1986年第一期刊登的小說《打草》作者何凱旋時年23歲；2021年，27歲的楊知寒在當年第7期的《人民文學》發表小說《水漫藍橋》，并憑借此篇作品獲得了“人民文學獎”。

歲月流過74載，《人民文學》一直在文學的場域內不斷開拓探索的邊界，并與廣大作家和讀者一起，堅守人民立場，彰揚文學品格，見證時代發展，一同走在文學的大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