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關于童年的故事。在我的童年故事里，鄉村電影放映員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行當，它不僅是父親的職業，也是我的第一份兼職。記得三年級暑假剛學會騎自行車，我便跟著父親走村串巷去放電影。他穿著鄉下不多見的白襯衣、青西褲、黑色涼皮鞋，梳著考究的小背頭，騎著永久牌自行車，車后馱著長江牌放映機、擴音喇叭、汽油發電機；我則騎著剛好能夠上腳蹬的鳳凰女式自行車，車后馱著兩部12毫米電影拷貝和一塊電影幕布。我們一起穿過石子嶙峋的鄉村公路、泥濘的鄉間小道、狹窄的田埂……去的時候，夕陽西下，炊煙翩躚，柴火飯的香味一陣陣吹來，人們都追著我們倆問今晚放的什么片子，父親見到小孩子們總是樂呵呵地回答“打仗抓壞人的片子”，碰到大人便停下來發支煙，遇到漂亮的阿姨嬸子還會調笑一兩句，引來一陣嬉鬧，這個時候我總是紅著臉飛快地騎著車跑到前面去。回的時候總是深夜，寂靜的鄉間小道上只有我們自行車霍落霍落的聲響和兩支手電筒發出的光亮。

90年代初的露天電影，還是風靡鄉村的時髦東西。誰家有喜事，都喜歡在自家門口放上一場電影。選一塊曬谷子的大場坪，撐兩根竹篙支起一塊銀幕布，掛上大喇叭，然后量上40步的距離（換成我，一般是70步），放上一面八仙桌，長江牌電影機放在桌上，前面是12毫米電影拷貝，后面是空盤。一部電影一般有三卷拷貝，中間換拷貝的時候，便隆重介紹誰誰誰家喬遷或者新婚之喜，特奉送電影一場，以酬謝鄉親云云。場坪里人山人海，片子好看的時候連樹杈子上和房頂上都是人。總之，每一場電影都是鄉村大狂歡。

后來，農村里慢慢都通上了電，電視開始普及，VCD、DVD也漸次出現，花一塊錢便能租一張影碟、看好幾部香港動作片。鄉村電影慢慢凋零，父親也慢慢凋零了。而我茁壯成長，考上大學，參軍入伍，遠離家鄉，安居北京。電影依舊是我業余生活中的不可替代。3D觀影、杜比影院、環繞立體聲，各種條件的加持，讓看電影變成一件精致且昂貴的事情，我還是懷念那塊鄉下碼著草垛的曬谷場，那臺時不時卡殼的長江牌放映機，那種席地而坐、心無芥蒂的暢快，那份由電影帶來的對外面世界的憧憬……

這篇小說的寫作始于2021年，原本只是藉此懷念故去的父親以及同樣遠去的童年。石匠、代課老師、嘉陵摩托、雜貨店、禮堂、供銷社……兒時的記憶被拔開了塞子，來勢洶涌，泥沙俱下，因為沒有節制，小說寫到后面便收不住口，成了結結實實的爛尾工程。此后兩年，我時不時從E盤里翻出它來看一下，像一個蹩腳的赤腳醫生面對疑難雜癥，除了搖頭也別無他法——但我并不甘心，作為一個業余寫作者，作品本就寥寥，更不允許浪費。

再一次鼓起勇氣把稿子翻出來，是在魯迅文學院的509宿舍。2023年9月，魯院第44屆高研班開班，對于現代文學館C座后面那幢六層回形建筑，或許這不過是迎來的又一批過客。可是對于我們，尤其是像我這種行伍出身的業余作者，在這里度過的三個半月有一種海市蜃樓般的虛幻感。這里寬松、自由、暢快。車水馬龍、行色匆匆屬于外面，這里是大隱隱于市的桃源。院子里有個小花園，魯迅、丁玲、茅盾、巴金等文學巨擘的等身雕塑無論冬夏始終堅守，你可以趴在他們肩膀上來張合影，也可以隨時與他們來一場平等的文學對話。魯院的一棵白楊樹、一根南瓜藤似乎都是為文學而生的，更不用提那些喂飽過一大群茅獎魯獎甚至諾獎得主的食堂大師傅，還有那些清晨幫我們收拾宿醉殘局的保潔大姐。同學中有大刊編輯、文學博士，也有警察、水手、記者、護士，有橫掃科幻屆的大牛、日更萬字的寫手，也有粉絲數十萬的博主、拍大片拿大獎的導演，大家各有來頭，卻彼此赤誠、心無芥蒂。我們時常為一篇小說、一個觀點爭得就差跳腳罵娘，可彼此心知肚明：我們是天南海北精挑細選出來的同類，沒有誰比我們更適合放在一個屋檐下了。

我也不知是哪一堂課、哪一個老師的哪一句話點醒了我，或者是哪一個同學發表或獲獎的作品刺激了我，讓我把存在E盤的小說殘稿翻出來重新結構，總算讓它回到了正確的軌道上。小說寫完后我忽然明白：我們來魯院，不就是來尋找那份遺落在童年的天真和美好嗎？

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中說，講故事者是一個讓其生命之燈芯同他的故事柔和燭光徐徐燃盡的人。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最大的幸運在于你所有的經歷都不會白白浪費。那些痛苦的過往值得書寫，那些遺失的美好同樣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