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對未知的恐懼，或被誘惑

2023年上海書展期間，我的小說集《最后一棵樹》在上海圖書館舉行新書發布會，主持人走走問我：你有沒有覺得，你的很多小說，有種……她一時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或不好意思說出某個詞，但我知道她想說什么，接話道：“有種鬼里鬼氣？”她笑，隨即問我：你喜歡聽鬼故事？

她的問題瞬間把我拉回了童年。小時候我是一個特別喜歡聽鬼故事的孩子，一邊聽，一邊心里發毛，想象的潮水止不住地往外涌。若在晚上，聽完故事我一定無法獨自完成臨睡前的所有工作，不敢去走廊里提洗臉的熱水，因幽深的走廊最適合藏匿鬼魂；不敢靠近臥室窗口去拉窗簾，因窗外那片黑瓦房頂上很有可能飄浮著某個幽靈。這時，我就會拉上弟弟，誘哄他與我一起去走廊提水壺，一起進臥室，讓他替我閉上窗簾。在一個比我小一歲半的男孩虛張聲勢的吆喝聲中，我把自己裹進被子，而后，度過一個其實并無噩夢的夜晚。記得小學二年級時，一次父母去看電影，沒帶我和弟弟（因第二天要上學），臨睡前，我坐在床上看母親訂閱的《故事會》，鬼故事不約而來。讀完，合上雜志，突然發現弟弟已經睡著了，寂靜無聲的家，每一個角落都令人懷疑：也許墻角邊飄浮著無常鬼，窗外藏著大頭鬼，屋頂掛下吊死鬼……不知道哪里來的勇氣，我竟突然撞開家門，沖出走廊，沖下樓梯，一步跨上路燈閃亮的大街：還未打烊的夜間雜貨店里人頭攢動，兩個女人因搶購最后一包紅棗而發出尖銳的謾罵；留長發穿喇叭褲的青年站在街邊，一手提著正播放“靡靡之音”的四喇叭錄音機，一手捏著一根抽到一半的大前門香煙；三五個街頭少年開啟了一場來歷不明的斗毆，扭在一起，發出哀嚎與嘯叫……這就是令我感到安全、不再恐懼的真實人間，烏煙瘴氣、飛短流長、聲色犬馬、雞飛狗跳。

一位鄰居大媽恰好下班回家——她是夜間雜貨店營業員——朝著街對岸的我喊：哎哎，你怎么在這里？趕緊回家，夜里在街上溜達的都是不三不四的人……天曉得，夜間雜貨店打烊時間是七點半，才七點半啊！如今的晚上七點半，夜生活還未開始，小白領還在地鐵上往家趕，夜宴剛準備好，盛裝的客人正紛至沓來……可四十年前的那個孩子，卻為了逃離某種幽閉的恐懼，一頭撞進了她的人間夜色。

我忘了有沒有應答大媽，只記得在近乎輝煌的街燈中，一溜煙奔向了一百米外的電影院，在電影散場的人流中搜索到我的父親和母親。

那是我對“恐懼”最深刻的一次記憶。但恐懼沒能阻止我繼續聆聽或閱讀鬼故事，它們持續誘惑著我，令我心懷畏懼而又蠢蠢欲動。后來某一天，我和已經上小學二年級的兒子一起看連續劇《聊齋》，屏幕里的窈窕淑女突然變成厲鬼，我很沒擔當地把臉藏進了兒子背后。他端坐著，目光絲毫未離開屏幕。我問：你不怕鬼？他說：鬼是假的，有什么好怕？我又問，那你怕什么？他想了想：我怕晚上出去，外面有強盜、騙子，還有殺人犯……他的恐懼很現實，我的恐懼卻虛無。于是我再問：你見過強盜、騙子，或者殺人犯嗎？他搖頭。我有些明白了，可能我們的恐懼還是一樣的，恐懼的是未知。

自從成了寫作者，我都在努力設造想象中的人物，盡心編織一些邏輯完美的故事，然而，我總是發現自己捉襟見肘，因我無法獲知所有事物的真相，無法準確解讀他人的內心，哪怕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人，我也未必知曉他（她）那一刻的思慮。快樂與悲傷的一線之隔，熱愛與厭棄的瞬息萬變，誘惑與恐懼的糾纏較量，究竟在哪一個瞬間，混沌的世界，以及混沌的人類，就從此岸到達了彼岸？

倘若世界是一座冰山，人類所能看到的只是露出海面的那三分之一，沉潛在海面之下的那三分之二便成就了我的想象，亦成為我探索的目標。是寫作給了我一把鑰匙。當我用這把鑰匙打開通往真相的大門時，我看見的也許并非標準答案，但一切可能，皆在筆下。

關于被打碎的故鄉，或被拼接的記憶

我是在海邊小鎮長大的。小鎮離東海3公里，海岸線漫長，卻沒有金色的沙灘和藍色的海水，長江入海口的泥沙讓海水呈現出泥漿的顏色。在我的記憶中，大海是浩瀚而灰暗的，像一個沉悶孤僻的中年男人，因為人跡罕至，又多了一些神秘。我的小鎮在與海的若即若離中顯示出與江南古鎮不甚相似的氣質，盡管小鎮上布滿了江南古鎮典型的白墻黑瓦建筑，以及窄窄的青磚小街。但這里的河流更寬闊，因為臨近大海；這里的居民更大膽蠻橫，古老的水上交通帶來了眾多外來人口，一方土地的規則總是在更新中。又因緊靠大都市，受到時尚與潮流的影響，我的小鎮顯示出更復雜的層次，也許是海洋文化、都市文化、小鎮文化、農耕文化的衍伸交集。我早期的小說大多來自我的小鎮，但我從未把自己的書送給小鎮上的老鄰居或老朋友，怕他們對號入座。也許我的小鎮鄰居們并不在意，于他們而言，生活就是由衣食起居、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組成，他們忠誠于生活本身，只是在文學世界里，我更愿意看見的是：夭折并不能阻止人類繁衍，病痛也不能打擊人們的生存希望，情傷不能毀滅人們對愛情的向往，所有的苦難都不能磨滅普通人對生活的忠誠。

我的“小鎮故事”，大多來自我的記憶庫，新的細節是時常從母親、家人或者老同學那里得來。記憶本身，也許只對擁有這些記憶的人自己才有意義，但變成文學作品，好像就不再是一個人的意義。打撈記憶的過程，有時候像偵探破案，找到蛛絲馬跡，不斷有新發現，或許沒有結果，但有很多的方向和可能性。

記得初中一年級時，一天放學，兩位來自農村的男同學口渴，要去與學校一街之隔的我家喝水。他們跟我來到居民樓的三層，一眼看見走廊里的自來水龍頭，立即決定不喝熱水瓶里的開水，而是直接把嘴湊上水龍頭，咕咚咕咚喝起來，之后抹著嘴巴離開了。我清楚地記得他們發育不良的瘦小樣子，以及有著白色蟲斑的黝黑面孔。幾十年后，初中同學聚會，兩個在我家喝水的男生來了其中一個，聚會地點就在我童年小鎮的海邊。提起諸多往事，我驚恐地聽到一個消息，當年來我家喝水的另一個男生，竟被描述為小學五年級時掉進溝渠溺水死了。不知是我的記憶錯位，還是別人的記憶錯位，導致那個來我家喝自來水的男生一年前就已溺死于溝渠。彼時，我們正在一家臨海餐廳吃飯，我耳朵收攬著同學們的話聲，眼睛卻看著窗外的大海：泥漿色的海水翻騰出一種近乎令人沉淪的浩瀚與灰暗，像一個沉悶而孤僻的中年男人。

有時我會迷戀去打撈那些對故鄉、對舊人缺失的記憶，迷戀去拼接那些記憶碎片，讓往事重歸完整。盡管并非事實的完整，但誰又能否認，那或許就是文學或精神意義上的完整呢？也許從古至今，人與人、人與物，以及人與空間的關系皆為偶然，而每一種關系的變異，都是萬物自然乃至人類所要經歷的必然。這不就是文學的魅力嗎？

關于尋找自己，或那些看不見彼此的人

年輕時候，我經常充當自己的“巫師”。比如某日收到一筆比預料中高出不少的稿費，而這天我穿了一件紅色襯衣，于是，這件紅襯衣就被我默認為“財運”服。或者，一天我得了一個小小的獎，而我碰巧把素來習慣戴在右手的手鏈剛換到了左手，于是我的左手就被我暗稱為“幸運手”。仿佛我一下有了捕捉生活好壞的能力，能預測命運興衰的走向。時而我的胡亂聯系與莫名想象令自己患得患失，甚而自我鄙視，可依然會把希望寄托于虛無的“上帝之手”，為無法解決的困境與矛盾，為不能控制的前景與未來，為難以掌控的詭異遭遇……

前段日子，市面上流行起MBTI人格測試，我參與了測試，結果令我驚訝不已，一個被幾乎所有親友同事認定為開朗熱烈激情有余沉靜不足的近乎喧囂的人，竟是一個“I人”。I代表內向，內向哎，可我不該是那個外向的“E人”嗎？我一邊深深懷疑，一邊卻暗自高興。說實話，我真的有些喜歡自己是一個內向的人，其實我早就擅自決定了，把身上所不被別人發現的內向看作是某種內在的深刻，這種自我暗示的效果是，我對自己作為一名寫作者的身份終于深信不疑。

然而，我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也許尋找自己以及尋找“他人”，一直是我的“人生大事”，亦一直是我文學創作中樂此不疲甚而從一而終的主題。

十多年前，上海世博會首次設立殘疾人綜合館“生命陽光館”，因為要采訪智障者和殘疾人，我經歷了這輩子從未有過的感官體驗。那是一個叫“盲人體驗”的項目，工作人員帶我進入體驗區，踏入那扇門的瞬間，我身陷無邊無際的黑暗。作為現代人，我們無從體會那種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即便沒有燈光的夜晚，也有星光和月光，我們總能憑著依稀的形和影有所參照。可是在盲人體驗區，沒有任何參照，我站在原地，不敢舉步，感覺往前一步就是深淵。彼時我想，我大概知道了什么是“黑洞”。

工作人員提醒我伸出左手。左手探出，立即觸到一面墻體，天吶！我以為四周什么都沒有，以為我身在無依無靠的黑洞中。可在絕對的黑暗中，連伸一下手都是恐怖的，腦中充滿了不可把控的危機感。之后我扶著墻，極其小心地邁步，抬腳，探索著往前，滿懷恐懼，感覺每一步都會踏空。在那個世界里，我成為一個睜著眼卻只看見一片漆黑的人。

忽然我聽見聲音：呼喊聲、吆喝聲、皮球的撞擊聲。工作人員開啟一盞燈，一群少年在星光下踢球。他們聽著球飛來飛去的風聲和伙伴們相互之間的吆喝聲，傳球、射門，撲球……倘若沒人告訴我他們是盲人，我實在無法相信，一群沒有視覺的少年可以把一場球踢得風生水起。

從“黑洞”出來，重見光明，我有種死而復生的后怕。踢球的少年們是怎么活下去的？倘若他們說出內心的感受、愛與恨、幸福與悲傷，我能理解嗎？而他們又怎樣體會常人眼里的色彩與形狀，光亮與黑暗呢？我們無疑無從獲知彼此的世界，亦無法走進彼此的黑洞。

文學不是醫學或生命科學，于我而言，這并非技術問題，而是靈魂問題。或許，讓那些看不見彼此的人懂得彼此，正是文學之根本意義最深沉的一支脈絡吧，就像我后來創作的一系列與疾病和殘障相關的小說：獨自撫養失智孩子的單親媽媽、用手感知“美”的盲人按摩師、“臨終醫院”里竭盡所能地活著的老人和護工，當然還有上下求索的都市眾生，他們（她們）也許只是患了某種不可言說的“暗疾”。我并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替他們（她們）突破困境，達到自我實現，但我想要進入他們的精神深暗之處，尋找那些幽微的夢想，或者，以披著荒誕外殼的浪漫主義，去實現他們（她們）個人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