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培和程永新

2023年9月28日，我與幾個朋友相約聚會，傍晚6點37分，收到德海發來的微信：德公走了。晴天霹靂！我面無表情地呆坐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一直往下沉往下沉，被一股不可抗拒的洪荒之力吸到無限幽深的海底，仿佛那里就是宇宙黑洞。因為聚會的幾個朋友都認識德培，我一直強忍著內心的痛，沉默著，因為我當時一說，聚會肯定就散了，我好像是來砸場子的。

終于熬到聚會散場，在等電梯的時候，我忍不住輕輕地說了一句“德培去世了”，幾個朋友中的一個嚎叫了一聲“啊——”，那叫聲太恐怖，在燈光明亮的大樓里轟然回蕩，整幢大樓竟像暴風雨中的樹葉顫抖起來……

時光快速穿越。

2001年9月11日，二十多年前的一個夜晚，德培約我喝酒，我從城市的西面趕到楊浦，抵達后我先去了洗手間，途經大廳只見懸掛的電視機熒屏上，冒煙的飛機直接從摩天大樓的腹部穿越而過，起初以為是好萊塢大片，后來仔細一看，電視機里滾動的字幕告訴我，是新聞，是這個世界上此刻正在發生的慘劇。

我的身后爆發出一聲凄厲的大叫，回頭一看是夾著中華牌香煙的德培，他一臉震驚和嚴肅，臉色異常難看，嘴里罵罵咧咧，我們彼此都沒有打招呼，兩個人靠近電視機，并排站著，眼珠一動不動盯著熒屏……

那時候我還是單身，德培經常叫我晚上出門喝酒。他離開作協下海經商，創建了一個讀書俱樂部，后來還涉足出版業務。《收獲》與云南人民出版社成立圖書公司，幾次重要的會議，都是在他的俱樂部召開的，德培自然而然成了股東之一。即便在德培經商的那些日子里，他的眼光也沒離開過哲學和文學。論哲學，我肯定不是他認可的談話對象，但每次在喝酒前他會與我談小說。在酒場，兩個早到的男人談論小說怎么看都像是兩個妖怪。喝完夜場的酒，有時仍未盡興，常常還會去消夜。黃河路乍浦路美食街都是他的地盤，迎候門口的服務員一見到西裝筆挺、手拎黑皮包的德培，馬上謙恭地忙不迭地高聲叫喚：“程總好！”

那時候德培很喜歡我居所附近一家以老鴨湯聞名的小餐館，多少個夜晚我們倆陪作家們在那里消夜，我印象中余華和蘇童都去過，他們對這家小館子的老鴨湯稱贊有加。凌晨時分分手，黃澄澄的路燈下，身穿白襯衣手拎黑皮包的德培，站在馬路邊揚手招車，氣宇軒昂，儼然像個大老板，等他敏捷地鉆進車門，出租車就朝城市的東北方向揚長而去。

喝老鴨湯的傳統延續了好多年，直到這家小餐館倒閉為止。

德培在寫我小說集《若只初見》的一篇評論文章里談到，“有太多的夜晚，我們都是本雅明所稱謂的這座城市的‘閑逛者’，也是波德萊爾所關注的‘游蕩者’”，我不得不補一句，其實我們又何嘗不是“黎明時分的拾荒者”呢？

一

1982年下半年，大學四年級，我與另一位同學來到《收獲》實習。當初《收獲》只有一大一小兩間辦公室，沒有多余的地方可以容納我們，負責辦公室雜務工作的鄔錫康就把我們安排在走廊上看稿。

緊挨《收獲》的是《上海文學》編輯部，《上海文學》的辦公室比較多，分小說組、理論組和詩歌散文組，各有各的辦公室。在走廊上看稿有個好處，就是走來走去的人盡收眼底。于是我們就認識了李子云老師。她個子不高，燙著頭發，操著一口純正悅耳的京腔，總是步履匆匆從我們面前而過。那時候她是《上海文學》的實際負責人，后來我們才知道，李子云老師其實也是當時文學界領袖級的人物。

一切都是緣分，幾次與笑微微的李子云老師打招呼后，有一天她忽地走到我們跟前，叫人不敢相信的是：她居然盛情邀請我們去她的辦公室看稿。事情來得太突然，我們不得不去征求鄔錫康的意見，隔了幾個時辰，鄔錫康代表《收獲》的意見來了，有意思的是讓我們自己選擇。這樣，我與另一個同學就來到《上海文學》理論組的辦公室。

當時我們兩個從學校來的毛頭小伙子，怎么可能知道這件事情非同尋常的意義？就這樣，我們坐在《上海文學》編輯部，看著《收獲》編輯部的自由來稿。

《上海文學》理論組的辦公室朝北，一間十五六平米的房間，除了幾張深褐色的辦公桌，房間里還放著兩只特別有歷史感的棕色皮沙發。

李老師與周介人老師面對面坐，靠門口還坐著一個悶頭不響戴眼鏡的小伙子蔡翔，那時候他也是剛從學校調到《上海文學》。我們就與蔡翔并排而坐。

其實那個房間坐五個人也稍顯局促，記得當時李子云老師對周介人老師說：“不忍心看兩個同學坐在走廊上，我把他們叫來了。”

精瘦精瘦的周介人老師頭發天生有點鬈，他笑嘻嘻地跟我們打招呼，他笑起來額頭有一排皺紋。李子云老師接著對他說：“也是你們復旦的。”周介人老師忙不迭地分別朝我們說“歡迎歡迎”。只有蔡翔有點嚴肅，朝我們點點頭，不茍言笑，眼鏡片一閃一閃的，顯得很有學問的樣子。蔡翔可能也是初來乍到，工作態度尤為端正，每天都是第一個到辦公室，然后放下書包，提著兩只竹殼熱水瓶，晃晃悠悠從三樓步下一樓去打水。

沒過多久，我們便發現事情似乎有些不對勁。我們是不是走錯地方了？因為在這間小房間里，我們不但見到了傳說中的茹志鵑老師、吳強老師、王西彥老師、鐘望陽老師、王若望老師，而且還見到了許多北京來的文壇大佬，這儼然是文學界的最高司令部啊，而我們兩個冒昧的闖入者渾然不知，居然斗膽坐在那兒，把當時的文壇機密都聽了個夠。當然我們那時候云里霧里也聽不懂，也無對象可以傳播。

記得茹志鵑老師一來，就會與李子云老師一起抽煙聊天，兩位女士分別坐在皮沙發上，吞云吐霧，茹老師抽煙的姿勢爽朗豪邁，李老師抽煙的姿態優雅高貴，我的大學同學跟我說，他此前沒見過抽煙如此優雅的女士。她們談的都是當時中國文學的思潮和大勢，我與大學同學勉力閱稿，但一個字都看不進去。我們幾乎把頭埋到胸前，恨不得用塞子把耳朵塞起來。她們談的內容哪是吾輩可以聽的？

某天下午，理論組的辦公室先后來了兩個年輕人。先來的一個大頭大腦，披著長頭發，聲若洪鐘，周介人老師主持談文章的修改，他們談得似乎很和諧，周老師看著一張小字條逐條提出意見，大頭大腦的人反應敏捷，語速飛快，聲音渾厚，等周老師談過意見，他的回應里加上自己的理解和發揮，還帶一些玄思，天馬行空無拘無束。所以，他們的談話是在一團和氣中結束的。

后面來了個戴眼鏡的小伙子，面容清癯，神情嚴肅地坐在皮沙發上，眼鏡片閃爍，嗓門很大，周介人老師依字條上的意見說一條，小伙子愣了愣，不假思索馬上懟回去，周老師一時語塞，又遲疑著往下說了一條，那個小伙子又毫不客氣懟回去。兩個人說話的聲音一個細聲細氣，一個哇哩哇啦，我與大學同學無法閱稿，仰頭望著墻壁，都不敢轉身去看這兩個人，甚怕他們會吵起來。當時的印象，周老師提的每條意見，都被戴眼鏡的小伙子無情地駁回。后來，是坐在旁邊沙發上的李子云老師出來打圓場，才沒讓事態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境地。戴眼鏡的小伙子明顯對李子云老師很恭敬很買賬，于是乎天氣雨轉晴，小伙子辯白的聲調低下去，大嗓門變成小嗓門，語氣也婉轉許多。最后大概是戴眼鏡的小伙子做出某種妥協，同意文章進行局部修改。

這兩個小青年離去之后，我們才知道，大頭大腦的叫吳亮，犟頭倔腦的叫程德培。他們的文章我都讀過。

八十年代初，《上海文學》的理論組幾乎是國內文學運動的橋頭堡，面對擁有生殺大權的編輯，程德培不過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寫作者，他哪來的底氣和勇氣，聲音邦邦響，把周介人老師的意見都一條條懟回去？

二

1983年的夏天，我從復旦中文系畢業，正式分配到《收獲》。其時，吳亮與德培也先后進了上海作協，他們在理論研究室，作協大院后面的一間小屋子是他們的辦公室。時不時有全國的批評家來拜見這對雙子星座。

那時候作協一樓的大廳經常召開作品討論會，我沿著旋轉樓梯上下樓，經常會聽到他們辨識度很高的嗓音，吳亮的聲音洪亮渾厚，德培的聲音高亢激越。德培講話的語速較快，怎么聽都像是吵架。后來德培對我解釋過，說他是工廠出來的人，習慣于大聲說話。

不久，德培主辦《文學角》，《文學角》又演變為《海上文壇》，他的辦公室搬到作協主樓的二樓，走上走下，我常常能看到在二樓樓道的盡頭，穿著西裝的德培夾著煙來回踱步。那時候我們沒有什么交往，甚至連招呼都不打。我暗暗詫異，這個喜歡穿西裝襯衣的人，在思考中國文學的前途還是在規劃《海上文壇》的未來？

《海上文壇》居然被德培打理得像模像樣，漸漸聲名鵲起，我的一個朋友在日企工作，某日找到我，點名要在《海上文壇》上登一篇軟文。這讓我很為難，我與德培沒來往，只得悄悄把文章遞給《海上文壇》的一個女編輯。

過些日子文章竟然發了。我的朋友拿來一堆面料精致價格不菲的睡衣，要送給《海上文壇》編輯部作為答謝，我怎么好意思做這種事情？我讓他自己送到二樓去。這樣我與德培依舊可以保持距離，不需要當面接觸，依次蒙混過關。

不知過了多少年，在飯桌上德培腦回路異常活躍，猛然提起這件事，試圖忘卻掉的一段軼事從此成了經常調侃我的材料。他想表達的意思，無非是當年的我看上去清高，其實不過是貌似清高。話有些毒，但基本符合事實。

除了這個小插曲，德培回首往事，說八十年代那個時候在作協不理我，是因為我年輕時長得太帥。德培喝了酒常常喜歡戲說，上海話叫“拉講(gang)”，他調侃我的時候我只負責笑，并不加以反駁，一是為了讓敘事者高興，二是我知道他只有對熟人、對親近的人才火力全開地開涮，借此可以活躍飯局的氣氛。

中美之間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交往是因為乒乓球，我與德培交往是因為麻將。九十年代我們因為擁有共同的朋友而湊在一起打麻將，我去吳亮家里打過，也去德培家里打過。后來吳亮對麻將不感興趣了，而德培卻變成絕對的主力隊員。德培說他年輕時候不抽煙不喝酒，步入中年煙不離手酒不離口。麻將也一樣，他從不會打，逐漸成為不拒絕人邀約的絕對主力。德培在牌桌上的打牌風格比較激進，麻將如此，后來發覺他斗地主也如此，喜歡搏，我常常想，這是不是就是他的人生寫照呢？

九十年代的時候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德培被迫離開作協，他先創辦讀書俱樂部，后來又辦出版公司，但我覺得他始終徘徊在邊緣地帶，或者說在文人與商人之間掙扎，他俱樂部進的書和他公司出的書，都帶著個人強烈的興趣愛好，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他骨子里是文人，經商只是一種生存方式。他每天請客吃飯，請的人全是作家和批評家，都不會給他帶來任何實際的經濟效益。不過德培是一個細膩的人，請什么人在什么飯店，是非常講究的，一般人看不出門道來。

全民經商的九十年代，我也曾經向雜志社提出過辭職下海，雜志社沒同意，后來很多年過去了，我對德培說，時過境遷，于今我非常滿足當一個“三平先生”。他問我什么叫“三平先生”？我說就是平安、平穩、平實。我說我同樣沒有什么經濟頭腦，我要真去經商基本跟你是一樣的結局。

德培板著臉說，“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就是你的反面教材，這話誰聽不懂啊？”我哈哈大笑。

因為經濟轉型，紙漿價格上漲，文學刊物的生存一度出現困難，雜志的發行變成是頭等大事。《收獲》編輯部請德培吃飯，因為他跟郵局系統的關系好。飯桌上他不僅毫無保留地將郵局方面的人脈推薦給我們，還出了很多金點子，德培喝了酒靈感泉涌，妙語連珠，一串串金點子通過幽默的方式道出，編輯部的同仁們光顧著笑，一下很難消化他的話。

我們的關系漸漸開始走近之后，有一個冬天，德培請我去新錦江吃飯，我好不容易趕到那里，見到了久違的李子云老師。在座的其他人都是他公司的員工，其中一個副總告訴我，李子云老師喜歡吃大閘蟹，每年冬季，德培都要請恩師吃一次螃蟹。他自己光喝酒，把螃蟹省給李老師吃。我對螃蟹其實也無感，也想奉獻給李老師，李老師連連擺手，吃掉了德培的那只，堅決不肯吃我的那只。席間我借助酒意，大著膽子說了些感激李老師當年讓我去她辦公室的話。不成想我的話遭到德培的譏諷，意思是我光說不練。

我記住了這次飯桌上德培的話。無非是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自那次飯局過后，我一次次讓德培幫我約請李子云老師。持續了很長時間，有一回我執著地要求德培幫我兌現愿望，德培見實在繞不過去了，冷不丁來了一句：“李子云讓我跟你少來往！”

我傻乎乎地問為什么，他回答說，這你都不懂嗎？各為其主，你如今是《收獲》的紅人。

我還是不明白，當初李子云老師把我們叫到她辦公室去的時候，我不是也在為《收獲》工作嗎？當初是當初，如今是如今。德培斬釘截鐵地說，斷了我所有的念想。

一直到李子云老師去世，我都沒能請她吃上一頓飯。但李子云老師抽煙的姿態，深深地印刻在我腦海里。我還記得，李老師喜歡用書信體同女作家討論小說，她的文章樸實真摯，直截了當，很少有當時流行的大詞和虛詞。

三

德培住在楊浦區，上海的東北方；我住在長寧區，屬于城區的西南邊。德培經常開玩笑說他住的地方叫“水滸”（梁山泊），我住的地方是“紅樓夢”（大觀園）。可從我開始走近他，無論在飯店還是在酒場，他一定搶著買單，從黑皮包里拿出一厚疊紙幣交給服務員，連數錢的興趣都沒有。早些年我要搶到了單，他會跟我翻臉，嘴里嘟嘟囔囔罵服務員。后來他的公司倒閉了，對別人買單也憤怒不起來。我知道他心里是委屈的，是不舒服的，只是不得不面對現實而已。

千禧年我們幾個朋友去南京，快到南京市區時發生了小車禍，我們自己兩輛車追尾，來了個警察，聽說我們是一起的，沒興趣處理，揮手讓我們走人。晚餐時德培異常興奮，不停講追尾的段子，他學警察的話惟妙惟肖，逗得大家忍俊不禁。

鳳凰臺賓館下面有個大書店，晚餐后德培背著手在那里四處轉悠，指指點點，他說臺灣的書店都這么大，我猜到他的理想就是有這么一幢樓，有一個大書店，他住在里面看看書、寫寫文章。可惜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德培心心念念的還是文學，或者說文化產業也行。零幾年在骨感的現實里，德培搞了個文學排行榜，第一屆在嘉興舉行。沒有獎金，卻有幾十個作家參加。當時我聽說是嘉興方面出資的，那時候李森祥是作協主席。第二屆德培準備與富陽合作，富陽因郁達夫而聞名，也是麥家和李杭育的老家，富陽興許是德培最喜歡、也是去得最多的地方，他在那里有很多朋友，我也有幸陪他去過幾次。

后來不知什么原因，與富陽合作排行榜的事情黃了，一段時間里德培悶悶不樂。有次我與上海閔行區區長會面，叫上德培，席間說起排行榜之事，區長是個愛好文學和戲劇的官員，他當時便說為什么不把它變成一個獎呢？閔行區有春申路，如果可以叫春申獎的話，閔行區政府愿意來資助。

德培是有腔調的，我猜他心里應該是十分愿意的，但在場面上表現出來的反應并沒有那么強烈。之后他時不時來找我商量。我想，紅娘也當了，其他的事情應該德培自己去搞定，我就不參與了。不料德培虎著臉對我說，你不管的話我一個人唱獨角戲啊？求求你了好！

他這么說的時候口氣生硬，容不得商量和推諉，根本不像是在求人，儼然就是在給公司的員工下命令。

那一年的春申獎由謝冕老師擔任評委會主任，這是我與德培商量的結果。我們希望這個獎具有民間色彩。謝冕老師是我去請的，其實我跟謝老師不熟，只在大連見過一次，為了德培只能勉為其難了。謝冕老師是個寬厚的長者，電話里他的福建話聽起來很費勁。可當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清楚，謝老師一口答應。那屆春申獎長篇小說獎給了莫言的《蛙》，短篇小說給了金仁順的《彼此》，散文獎給了熊召政，編輯獎給了林建法。

從頭到尾德培像個幕后總指揮，非常淡定地坐在那里喝咖啡，我則像他的秘書長，大部分請人的工作都由我代勞了。幸虧頒獎典禮得以成功舉行。

這屆春申獎過后不久，《蛙》得了茅盾文學獎，再過兩年，老莫得了諾貝爾獎。那年從瑞典傳來喜訊的時候，德培比所有人都高興，按照他的說法，老莫的好運是從春申獎開始的。

四

有一段時間德培心臟出問題了，生了一種奇怪的病，他認識很多醫生，最終朋友幫他介紹給瑞金醫院的一位老教授，老教授說醫院剛好進口了美國剛剛研發的一種臨床新藥，就是治療這種病的。德培服用了幾個月的進口藥，心臟病幸運地痊愈了，他又可以毫無顧忌地抽煙喝酒了。

三年疫情，德培一直情緒不高，他說他的大腿經常發麻，全面放開后，他也是過了幾個月才去醫院檢查，被診斷為黑色素瘤。據說黑色素瘤的治愈率是很高的，那么我常常想假如早一點去就醫的話，德培應該不會那么早離開我們。德培夫人告訴我，他最后是心臟病并發癥去世的，我又在想假如那時候他備一點心臟病的特效藥，也許就能度過劫難了。誰知道呢？全是命，全是運。

給德培治療心臟病的老教授我見過。那年去西安參加賈平凹的討論會，同行的還有蔡翔。在飛機上我突然渾身冒冷汗，心跳加速，空姐給我端來了熱水，讓我斜躺。從西安回上海，主編李小林熱心地幫我聯系好華東醫院的心臟科專家，經過一番復雜的檢查，什么心超和郝特等，診斷我為冠心病，當我提著一大包藥品走出醫院的時候，心緒蒼茫，不得已給德培打了個電話。我說我可能得冠心病了，但我還想請為他治病的老教授再確診一下。德培二話不說，很快幫我聯系好瑞金醫院的專家。

我清晰記得當時德培根本不聽我描述病情，粗暴地打斷我說：你那算什么！我的心臟病差一點就沒救了。那時候我單身，四十出頭，母親去世后與家人的聯系也不多，德培就以他粗暴簡單的方式來慰藉我，給了我一種踏實感。

瑞金醫院的醫生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太太，花白短發，她不看門診，只預約心臟方面的疑難雜癥。她的助理也是一位五十來歲的女醫生，把我帶進一間小房間坐下。我把情況一說，老太太目光炯炯地盯著我問了幾個問題，然后讓助理帶我去做心電圖。

心電圖的報告放在桌上，老太太皺著眉頭咕噥，然后對她的助理說：什么冠心病，病毒性感冒導致的心肌炎后遺癥。

這樣吧，老太太最后對我說，你去醫院門口的藥房買一瓶幾塊錢的激素，吃一個星期，好了就好了，不好也不用管它，一度房室阻滯，沒關系的。

我站起身來說謝謝。老太太看都不看我，朝她的助理揮揮手，示意讓下一個病人進來。老太太帶點傲慢的表情似乎很冷漠，但又讓人無端地很放心。她幾乎不給我做什么復雜的檢查，只是憑著經驗、嗅覺和靈性來下診斷。當時感覺老太太看病的方式，與文學編輯判斷稿子的好壞很像，或者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沒把看病的過程和結果告訴德培，但他似乎對所有的細枝末節全知道。他請我吃飯，見了我笑嘻嘻地說，就知道你沒啥問題，吉人天相。你可以放心了吧？

2010年以后，德培又重出江湖開始寫評論文章。開始寫的是幾千字的短文，并沒有太引人注目，但他進入狀態的速度有點讓人吃驚，后面的文章一篇比一篇好。我想這也許與他的目光從未離開過文學和哲學有關。

那時候我們經常與張定浩、黃德海一群年輕人在一起喝酒吃飯，席間他對國內翻譯出版的西方哲學大師的書籍了如指掌。可以說，德培對上海形成一個文學批評的良好氛圍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寫一個作家，必須通讀這個作家的所有作品，還要把能找到的評論文章都拿來讀，如果把一個作家的作品比作湖，他會奮不顧身飛躍入水，在湖中浸泡良久，然后帶著渾身水滴上岸，這時他才會來議論評價湖的風景。他只看文本，拒絕與作家交流。他不是簡單地對一部作品下判斷，而是借助作品來詮釋他的閱讀感受、意義的空間以及小說的本義為何物。

假如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的文章能夠脫穎而出是時代提供了契機，而他重出江湖書寫的一篇篇極其靈動的宏文，在我看來無人能出其右。他寫王安憶、遲子建、金宇澄、李洱、劉震云以及張楚、弋舟他們的文章，都變成當代文學評論文章的翹楚，說經典也不為過。老實說我讀評論文章，基本都是瀏覽，有時看題目就知道作者想說什么。唯有德培的文章可以讀兩遍以上。記得我在美國邁阿密出發的游輪上，讀到德培寫寧肯的長篇小說《天藏》的那篇文章，我舍不得一次把它讀完，讀讀放放，整個旅途，我的腦海全被這篇文章縈繞著充盈著。《天藏》因為涉及宗教和哲學的內容，我在德培的這篇文章里讀到他對哲學、文學和存在的思考，也讀到了他對小說的理解。金句迭出，像一首交響樂，隨處可見華彩段。

2007年我的長篇小說《穿旗袍的姨媽》出版，4月22日在上海同樂坊召開過一個新書發布會。會議召開的當天，德培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千字文。我知道，這是他的精心安排。他的細膩和敏感，常常讓人猝不及防。

座談的時候德培的發言很簡短。對我而言，其實就是一個作家們的聚會而已，我已經很知足很感恩了。可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一次次地帶著歉意跟我說，低估了你這部長篇的價值。我說寫作對我來說就是客串，我就是個業余作家，一個懶散的人，你不必放在心上。我說的是真心話，可他不依不饒，一次次催促我把流浪三部曲的后兩部寫出來。

2016年我當了《收獲》主編，德培跟我聚會的機會少了，以至于我常常覺得他是故意回避與我接觸。有一次我問他發生了什么，他說要跟我疏遠一點。我說為什么，他說疏遠一點好，對你好，對大家好。但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是沒有忘記催促我完成長篇。

德培的評論集得了魯獎，他一次次請客。我也參加過幾次他的宴請。喝酒時我故意問他方方面面拿了多少獎金？他面露羞澀地說沒多少，還沒到手哩。其實他知道我是跟他開玩笑的，他是一個出手闊綽大方的人，在讀書俱樂部生意慘淡時他依然每天請客。不過那時候請客就在他公司旁邊的小飯店。他的俱樂部就是朋友們的驛站，即便在最不景氣的日子里，他依然喜歡人來人往高朋滿座。我常常想，德培要是在商場上成功，他一定會像古時的土豪一樣門客三千。他曾說他的祖籍是廣東。

三年疫情，被封在家無聊，我寫了若干個中篇，結集出版了《若只初見》。德培偷偷在家寫了文章，那時候我知道他情緒不佳，每次我都跟他開玩笑說，你要開心點，中國文學離不開你，你還要寫很多文章呢。他搖搖頭說，老了，不行了，寫不動了。那時候我以為他是在撒嬌，因為已經習慣他的正話反說。

五

德培離開上海作協始終是個謎。對這段往事他從來不提。我因為好奇也比較壞，有時喝了酒故意逗他，引誘他說說當年的事情。他即便喝多了，臉色紅潤，眼光迷離，也絕口不說當年的事，打死也不說！我故意提到一些人名請他評價，他朦朧的眼光盯視著我，表情有些尷尬，王顧左右而言他。他經常調侃的都是身邊的人，比如朱小如，比如我。真正傷害過他的人他永遠不會說一句壞話。

我無意用文字來描述德培的一生，我也沒有能力來概括德培的為人，他有沒有犯過錯不重要，但我確信，德培始終擁有一種與人為善的境界和格局。而中國文人太缺乏這樣的境界和格局了。

有次我幫古井集團的副總裁、小說家楊小凡邀請德培、朱小如去亳州，在亳州的第一天，貪杯的朱小如就喝多。第二天楊小凡代表集團正式宴請，陪同的還有幾位古井的高管。朱小如號稱身體不適，死活不肯喝酒，那天喝的是五十年的古井，德培覺得很沒有面子，他開始逐個敬酒，連續敬了好幾圈，那些古井的高管都驚呆了，說沒想到上海人那么能喝。

我知道壞了，這句話肯定冒犯了德培，只見他一手提起公杯，一手指著朱小如說，這個人姓朱（豬），現在“上海二程”敬你們，怎么樣？

我沒告訴過德培，其實母親幫我改過姓，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德培喜歡說“上海二程”就隨他去吧。在德培逼視的眼光下，我也不得不提起公杯緩緩站起身來。那天在古井德培都是用公杯喝的，氣吞山河，豪情萬丈，總量至少在一斤以上。那一刻的德培在眾人眼中，就是撞到不周山的共工。席間我也隨其炸了好幾壺，大概沒有給他丟臉吧。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與《萌芽》的孫文昌和《上海文學》的張重光一起去草原，當時也是有人拿上海人不善飲酒來說事，一怒之下，我們輪番與剽悍的內蒙漢子炸壺，喝的是六十度的草原白加馬奶酒，最后蒙古兄弟比我們先倒下，一個個躺在草原上仰望星空，當然后來上海人也都倒下了，草原白加馬奶酒喝醉，真是難受無比。

草原人喝酒有馬頭琴相伴，德培喝了酒喜歡聽人唱歌。記得最早他喜歡聽《青藏高原》，誰唱得好他一定會命其再來一遍。我少年時扁桃腺切除，嗓音不好，可是與德培一起喝酒無法不唱歌。我起始的保留節目是韓磊的《等待》，德培顯然喜歡聽，于是每次他都悄悄地讓服務員去為我點這首歌。后來德培也會唱了，唱得還挺好，我就沒興趣了，改唱汪峰的《北京，北京》。一段時間不見，我發覺德培也會唱《北京，北京》，就改唱旭日陽剛的《春天里》。這情形有點像歌詠接力賽。

去年和今年，我兩次與朋友們去內蒙，學會了《烏蘭巴托的夜》，我期待哪一天與德培聚會時唱給他聽。誰知道天有不測風云，永遠也沒有機會了。

得知德培生病的訊息，我耿耿難眠，思前想后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極其有限。知曉看病治療都是重情重義的朋友在陪同，我只能時不時向他打聽情況。我了解德培，他是一個要面子的人，資助錢他不會要，去看望他也未必討他喜歡，我只能托人給他帶點龍井和食物。

9月底接到德培夫人的電話，她告知我德培是因為心臟病并發癥離世的，沒有經受痛苦和折磨。追悼會定在10月2日，德培夫人打電話給我囑我寫悼詞，我說很抱歉，我一個字都寫不出來。我說的是真話。

10月初我在外地，沒有趕回上海，不是不可以趕回來，我的怯懦使我無法直接面對德培離去的事實。后來在武漢卓爾小鎮，好客的主人請來小樂隊助興，那天一起喝酒的還有李修文，他帶來他的朋友，一個哈薩克歌手，面對夜幕和星空，悠揚的歌聲在四處回蕩。

酒至酣處，修文拉我一起唱歌，我遲疑著，點了《烏蘭巴托的夜》，邊上的朋友是一起去草原的，她說就知道我會唱這首歌，但她肯定不知道我為什么要唱這首歌。于是，我與修文合作，放聲唱出積郁在內心深處無限的悲傷：

穿過曠野的風 你慢些走

我用沉默告訴你 我醉了酒

烏蘭巴托的夜 那么靜那么靜

連風都聽不到 聽不到

飄向天邊的云 你慢些走

我用奔跑告訴你 我不回頭

烏蘭巴托的夜 那么近那么近

連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烏蘭巴托的夜 那么靜

連風都聽不到 我的聲音

烏蘭巴托的夜 那么近

連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烏蘭巴托的夜 那么靜那么靜

唱歌的人不許掉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