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

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堅定文化自信、擔當使命、奮發有為，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10月，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并系統闡述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新時代文學事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和科學行動指南。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梳理文脈傳承與當下寫作之間的關系、從新的文化使命的角度重新思考新時代文學的現狀與未來，成為文學界重要的工作，文學理論評論領域很多重要的系統性思考與專題性文章，都與此直接相關。

鐵凝在《求是》發表文章《江山多勝跡 炳耀新文明》，從中華文明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層面上指出了文化的重要作用，強調“文化是民族血脈里奔涌的長河，大河湯湯，沾溉著我們的心靈，把我們從根底上連接起來，凝聚為不可分離的共同體”，要“把習近平文化思想作為指引文化發展和創造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激發文化發展的澎湃動能和文化創造的旺盛活力”。新的征程，文學工作需要有新的氣象。《求是》雜志2023年第16期刊發了中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的署名文章《作家要做人民的學生》。文章從“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生活的承載者”“人民是文明的傳承者”等角度分析指出，向人民學習是文學創作的必然要求。向人民學習，作家重在學習人民的偉大實踐，學習人民的奮斗精神，學習人民的藝術表達。做人民的學生，作家要積極與生活共振、誠懇向人民取經、自覺請人民閱卷。做人民的學生，是作家的光榮職責和使命所在，對推動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歲末年初，《求是》雜志又刊發了中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的署名文章《識古今之變 展時代氣象》，文章重點分析闡釋的“堅定文化自信，創造跟上時代的精品力作”“秉持開放包容，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守正創新，推動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等內容，也正切中文學界近年來共同思考和普遍熱議的理論抓手和話題點。

一系列重大文學活動和諸多有影響力的刊物欄目，也圍繞相關主題開展設立。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中，“繁榮文藝創作”分論壇聚焦新的文化使命，以及新時代文藝創作由“高原”不斷邁上“高峰”的方法與途徑，南帆、畢飛宇、韓少功、何向陽、王躍文等作家和文學理論家共話中華文脈燦爛傳統與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等話題。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習近平文化思想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辦“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研討會。《文藝報》開設“賡續歷史文脈 譜寫當代華章”“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等專欄，刊發仲呈祥《“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白燁《文化主體性：當代文學繁榮發展的依托與動能》、杜學文《聚焦新使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文章，《文學評論》開設“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筆談專欄。在諸多研究成果中，賀桂梅《“重寫”百年文學史：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張福貴《中華文明視野中的文學演進》等文章，都顯示出理論思考的代表性特征：研究者將站位與視角不斷抬升，努力從文明總體視野和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層面，來重新觀照和理解中國文學的形態變遷與精神演進。

聚焦新時代文學的跨界破圈

文學工作如何真正與互聯網思維結合適配，如何沖破路徑依賴、借助新模式和新平臺獲得更大的傳播效能及發展空間，是近些年來文學界普遍關注的命題。在2022年的“魯迅文學獎之夜”獲得成功后，中國作協繼續打造和擴容“中國文學盛典”品牌名片，在2023年又成功舉辦“茅盾文學獎之夜”，并推出“文學嘉年華”式的一系列相關活動，在社會層面形成了亮度極高的“文學聚焦點”。“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家活動周”等重大的文學行動和工作機制，也都格外強調文學的社會面向和公共影響力。就近年來文學領域的發展趨勢來看，強烈的跨界意識正在建立，顯著的破圈效應正在形成。

文學的“跨界破圈”作為引人矚目的大潮流、熱現象，正越來越多地獲得理論研究領域的關注言說。在2023年獲得頗多關注的“無界漫游計劃”，由《收獲》雜志等牽頭啟動，以音樂、戲劇、電影、動畫、剪紙、攝影、現代舞等藝術形式，對小說、散文、詩歌等傳統文學文本進行改編；活動在2024年元旦后以首屆“無界文學獎”頒獎的盛典形式階段性收官，邀請學者、評論家、作家乃至其他領域的藝術家一起，面向公眾深聊文學跨界轉化的實踐經驗與理論思考。《文藝報》及其新媒體公號設置“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筆談”等欄目，圍繞文學“破圈”發展的全新姿態組織文章，何平、桫欏、李音的筆談《文學“破圈”的可能與文學邊界的拓展》、賈想《進擊吧！文學！》等十余篇文章對文學的環境變化與自我更新作出了各具角度的分析。《揚子江文學評論》主辦的第七屆“揚子江青年批評家論壇”，將“新媒體時代文學的‘出圈’與‘破圈’現象”設為主題；有趣的是，論壇的另一主題是“‘理論’的焦慮及其限度”。其言外之意或許在于，文學以及關于文學的言說，其對傳統邊界和日益固化的途徑渠道的沖破及跨越，能夠為頻繁陷入焦慮、日益感受到限度危機的理論話語提供新的生長可能；如要與文學生產的迭代轉型相匹配，文學批評也必須實現視野拓寬、話語創新乃至跨媒介發展。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開設“泛文本研究”欄目，將研究視域覆蓋到與文學相關、但又與傳統純文學有所區別的“泛文本”及其中泛化的、新形態的“文學性”。其中，黃平《“往前看，別回頭”：〈漫長的季節〉與普通人的救贖》、倪湛舸《旅行的故事：〈盜墓筆記〉、粉絲經濟與虛構性問題》，以及關于脫口秀和電子游戲等的研究成果，都具有新意和見地，在拓寬研究邊界的同時，也增加了文學理論研究的思想活力和話語活力。張檸在《小說評論》開設“電影靈韻”專欄，從文學學者的身份對電影展開研究，其所關注的電影作品敘事形態及詩學秘密，與文學敘事領域相異，但根脈相通。2023年末，茅盾文學獎獲獎小說《繁花》改編的同名電視劇話題熱度一路飆升，這部改編自小說作品但又與原著內容區別頗大、極具自身風格的電視劇，引起了評論界的關注，引來不少評論分析。在文學作品影視改編已成熱潮的當下，小說故事與影視故事之間的互動轉化可能以及此過程中以不同程度和形態存在著的強大“間性張力”，正成為活躍的理論話語新增長點。

此外，相比于從文學跨向其他藝術門類，從人文話題到科技話題的貫通，則又是跨度更大的“跨界”。與此前幾年的情況相同，AI及人工智能依然是不斷被文學理論界深化探討的熱點話題。《文藝爭鳴》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與文藝生產”研究專輯。《南方文壇》刊發的錢文亮的《AI訓練、“自動化寫作”與當代詩歌的現代性詩學知識》，則頗可代表當下此類研究的思路與著眼意圖：從科學技術問題入手，研究者最終要關注的仍是文學技術乃至文學倫理；從前沿科技問題出發，我們所要反觀的終究是文學與生活、生命的互動，“朝向未來的人類詩歌仍然需要超驗的、經驗的、直覺的和知性的生命維度……需要植根于個體生命的切身遭遇與反應——需要作為海德格爾意義上的‘此在’（dasein），有著自己的歷史、周圍世界和身體，承受并操勞著整體的世界”。也就是說，文學的合法性乃至存在的必要性，終究是來自文學背后的人。而這個“人”，他的尊嚴，他的堅持、承受、驕傲與力量，他真正的生命力和生命感，才是至關重要甚至根本性的。

重建文學性與理論評論的自我思考

針對文學理論研究和評論實踐自身展開的思考，近年來不斷走向深化和細化。張清華在《當代文壇》持續主持“當代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問題”專欄，并指出關切此問題的緣由在于“這些年文學的社會學研究、文化研究、歷史研究的‘熱’。這種熱度，已使得人們很少愿意將文學文本當作文學看待，久而久之變得有些不習慣了，人們不再愿意將文學當作文學，而是當作了‘文化文本’，當作了‘社會學現象’，當作了‘歷史材料’，以此來維持文學研究的高水準的、高產量的局面，以至于很少有人從文學的諸要素去思考問題了”。進而，一種在當下值得被重新注視的需求便是：“在擁有了上述研究路徑與資本的情況下，借此來重新考量一下文學性的訴求。換言之，有沒有一種可能，通過并借助上述研究，來重新尋找一種抵達‘文學性觀照’的途徑呢？”（張清華《為何要重提“文學性研究”》）這一話題的背后，隱含著文學批評實踐過度史學化、理論化、知識流水線生產化的某些反思和不滿。洪治綱發表于《文藝報》“銳評·銳見”專欄的《近年來文學批評的困境》也對此表述得頗為直接：“近些年來，當代文學批評無疑一直在發展。無論是批評家隊伍，還是批評文章數量，都在顯著增長。但絕大多數的文學批評，都是滿足于對作品的文化闡釋，文學批評本身的作用、影響，以及對中國當代文論話語建構的能力，都越來越弱”；“學術化和科班化的傾向特別突出，缺少感性豐盈、坦率直接的批評……這類批評多少缺乏審美的敏銳度，尤其缺乏將具體作品與文學發展狀況聯系起來，敏銳地捕捉到文學發展的某些重要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辨析。”陳培浩的《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經驗與反思》、趙勇那篇引起頗多討論興趣的《今天的博士論文應該寫多長？》，都可與此話題關聯互文。

而在方法和技術問題之外，與文學研究、文學評論的“文學性”“有效性”更深刻相關著的，還有“人”的問題。王堯在《文藝爭鳴》發表的《文學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與“文學性”危機》，便將反思的聚焦點引向了文學評論的寫作主體即文學知識分子：“讀者對文學的失望，其實是對文學所呈現的生活、世界和心靈的質疑和不滿……在這樣的狀況之中，文學知識分子如何可能在自身的局限中突圍？他們能夠突破知識生產和文學圈子的壁壘，重新確定自己看待歷史和時代、中國和世界的支點嗎？他們能夠在新的文學生產方式的條件下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嗎？他們能夠重新獲得‘五四’文學知識分子的那種敏感性，并將這種敏感性轉化為‘春江水暖鴨先知’一樣的先聲嗎？”在文中，王堯頗為尖銳但又十分準確地指出了當下人文知識分子身上的問題和缺陷，例如陷入狹隘意義的學科專業、耽溺于“學術經濟”的內部循環、在重大公共性問題上缺席失語、日漸失去對復雜現實的回應能力甚至感知興趣等。換言之，問題在于研究者主體自身的思想能力矮化、生命能量萎縮。就此而言，文學理論批評文學性的重建和有效性的增強，不僅是“術”的問題、更是“道”的問題，不僅是“文”的問題、更是“人”的問題——我想，一些魯迅式“抉心自食”的勇氣，在今天或許正變得越來越必需。

當然，在問題反思之外，文學理論評論話語體系的構建和當代文學作品經典化的推進，仍在不斷貢獻出新的可喜的成果。規模巨大的“新坐標書系”在京舉辦首發式暨研討會，這套以“同代人編選同代人”為特色的叢書，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楊慶祥擔任總主編，一批青年批評家擔任分卷主編，每位作家單獨成卷，深度梳理新一代作家的創作成果，為進一步的研究和經典化奠定基礎，目前已推出首輯14部。《當代作家評論》開設郜元寶主持的“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建構專欄”，《當代文壇》開設張學昕主持的“發現經典”系列專輯。何平在《小說評論》主持“重勘現象級文本”專欄，不僅是作文學史意義上的梳理述評，更著意于文本背后的現象思辨及話題發現，就此從文本拉出如文學史中的“失蹤”與“發現”、文學的市場空間和社會性溢出、寫作與青年思想的互文互動等更“高維”的線頭。八卷本的《陳曉明文集》在2023年出版問世，并舉辦一系列相關研討活動，呈現了一位文學理論評論家的學術體量。新的文學實踐與新的寫作隊伍持續涌現，無疑將不斷啟發新的思考與話語：2023年，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迎來成立十周年慶典并舉辦新時代文學教育高峰論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也主辦了“創意寫作高峰論壇（2023）”，華東師范大學則牽頭成立了中國大學創意寫作聯盟。由北京出版集團和《十月》打造的“北京文藝觀察”在2024年初已公號上線，后續亦將推出紙刊，新平臺的打造推出，也正為文學理論評論實踐不斷注入新的動能。

“地域”抓手與文學新可能

“地域”是近年來文學界討論熱度很高的現象級話題。2023年，對“文學地域性”或“地域文學”的關注討論形成了新的高潮。遼寧師范大學中國文學批評研究中心、《南方文壇》雜志社等單位主辦的“文學南北”學術研討活動，聚焦地方敘事與審美倫理等話題，將“新南方寫作”“新東北文學”這兩股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文學新浪潮貫通討論。《文藝報》開辟了“從地域出發——”筆談專欄，以“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等當下文學創作中的熱點話題為抓手，力圖將關于文學地域話題的探討引入更為開闊、深入的領域，所刊文章中有總體性分析，亦有具體文本評述，同時不乏不同觀點間的商榷碰撞。

除了已成多年來“資深熱點”的“新南方”“新東北”文化話題，更多的地域文學版圖或概念也正在加入被關注的行列。《北京文學》自2023年第1期起開設“新北京作家群”欄目，后又與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合辦“新北京作家群寫作”文學沙龍。新的主體、新的北京，包括新北京作家作品里“北京”的“顯”或“隱”、其與故鄉空間之間復雜隱秘的經驗情感互動及意義相互生成，都涉及到典型而重要、值得深入探討的文學話題。楊慶祥《新北京作家群寫作：空間、視野和問題》、徐剛《“新北京作家群”：總體性消失之后的文學圖景》等文章，都對此有關注和分析。《文藝報》刊出的張燕玲《地緣氣質與文脈新質——以〈江南〉討論“文學新浙派”為中心》關注從浙派文脈中生發出來的浙江新一代作家群，認為“如果說‘新南方寫作’‘新東北作家群’體現更多的是空間和文學表征的意義，是地緣政治與文學氣質的互文關系；那么‘文學新浙派’，則是時間意義上，文脈生發藝術新質的關系”，指出“地方性敘事的討論，令我們重新理解人與地域的關系，重新討論地緣與文學氣質、文脈與藝術新質”。張曉琴的《新的西部美學原則在崛起》關注當下西部文學新的美學特質。而《文藝報》外國文藝專刊新開設的“世界文學地圖”欄目，則是將地域視野擴展向世界，選取那些在文學和藝術作品中大放異彩的城市，順著經典文藝作品的腳步和印記，嘗試勾勒另一種“文學地理學”。

在與行超的對談《在流動中識別自我和世界》中，楊慶祥表示，“在目前的語境中，也許可以生成一些有生產性的學術話題，比如，為什么空間變得如此重要了？……從時間軸（批評界一度熱衷使用的‘50后’‘70后’‘80后’等）到空間軸，這也許意味著一種新的價值趨向。”空間和地域話題熱度的背后，這種新的生產性和價值趨向顯然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但同時，這種關注和討論如果只停留在淺嘗輒止和跟風量產，則又會變成十分可惜的事情。在《揚子江文學評論》“地方性的辯證法”學術工作坊上，陳思和對當下新增的諸多“地方性”概念能否深描當代文學的肌理表示了懷疑，何言宏強調了“地方”對個體與世界情感結構的連通作用，以及差異性的個體在相關文本實踐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說，當我們試圖以“地域”為抓手觸及文學的新可能，重要和有價值的顯然不該是抽象的概念集合、空泛的文本生產、成績單式的地方文學績效展示，而是有機性、具體感和真正的深度。

這種“有機性”和“真正的深度”，恰恰是我們在討論新的理論可能和批評范式時，需要時時記掛在心上的東西——它不僅指向“生產”，更呼喚著“創造”，不僅關系著理論研究，更激蕩著作品創作，不僅是“文”的事情，更是“人”的事情。謝冕在《一部小說的開篇和另一部小說的結語——文化傳承與文藝原創力》中說：“我們仍然面對匱缺，當代文學仍然期待作家為我們創造出無愧于前人、也無愧于今人的作品。太多的平庸和瑣碎充斥著我們的書刊和屏幕，我們有太多對于文化的無知和盲點……文藝創作者要從人類和世界的角度思考問題，人生、世界、幸福和痛苦、復活與再生、戰爭與和平……作者要避免囿于一隅，避免滿足于小體驗而缺乏大智慧。”這種大視野與大智慧，永遠是文學理論評論的寫作者所應當具備的，因為我們這些手持理論的人也一樣是“作者”，是在從事著創造的工作。進而，呼應著前面那個關于AI的話題，我想起的還有在2023年里被說出的這樣一段話：“真正的問題不是超級AI會不會砸掉我們的飯碗，而是，我們如何在超級AI在場的情況下，證明作者還活著、還在，證明我們依然是那個作為創造者的作者，證明我們能夠捍衛人類對人的語言的主權……我們確信如此炫目的色彩并非數字選擇的結果，而是一個人生命的風暴，這風暴將裹挾我們。”（李敬澤《語言主權與作者的存亡——關于超級AI，自鳳凰文學之夜開始的演講》）

（作者系中國作協創研部理論研究處副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