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研究路遙的新著《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從兩位外國作家的維度入手，深入剖析路遙的精神世界和創作世界，提出了自己不乏獨特的見解。由于作者是以文藝理論介入當代作家評論，這就增加了作家論的理論感和辨析力，而在他目前的路遙研究中，是其努力開辟的一條新路。顯然，路遙與哈姆雷特、莎士比亞、尤其是與俄羅斯文學的繼承闡發關系是極為復雜的，至少，將之建立與對當代中國農村觀察的有效連接，吸收外來影響兼與自己思想分析和藝術表現的內在關系，是尤為應該注意的地方。

關鍵詞：路遙 李建軍 俄羅斯文學 倫理態度 相互對話

近年來，路遙研究在朝著兩個方面展開，一個是材料整理的工作，這方面，陜西本地的諸多研究者貢獻甚多，已有三十本相關著作問世；另一個是路遙專論，一直鮮有具有分量的專書，李建軍先生剛剛面世八十多萬言的新著《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彌補了這一不足，說它把路遙研究提高到一個新階段，也是符合事實的。

建軍是文藝理論出身，其博士論文《小說修辭研究》，以修辭學為理論底版，對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大作家做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在當時，是不多見的重要成果之一。他后來轉入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領域，但理論思辨的精確、情感態度的勁拔崇高的自身優勢，卻始終保持著，這使他在眾多研究者和批評家中獨具特色。他的柳青研究，有好說好，有壞說壞，并不為賢者諱，但從文本分析和其精神世界體悟中得出的結論，是讓人信服的。他對陜籍另一大作家陳忠實，也情有多鐘，寫過不少頗有見識的研究性論文，先后出版了十六萬字的專著《寧靜的豐收——陳忠實論》（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和三十八萬字的專著《陳忠實的蝶變》（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2018年版）。當然，建軍對俄羅斯文學崇高感的追蹤和宣揚，在他同輩學人中是不多見的，他的思想標準和藝術趣味，也一直停留在那個高地上，這種堅持，可能令一些人們所不快，然而在我看來，一個人始終堅守自己的藝術理想，不在社會潮流中多變和怯懦，也是難能可貴的態度吧。

我對路遙缺乏深入的研究，不過，憑我的直覺，以及對當代文學史的觀察，相信他在作品中提出的社會問題，他對千百萬農村青年人生命運的特殊關懷，包括所傾注的深沉情感，并沒有在快速劇變的當代社會里消失，相反，它在新時期歷史進程中留下的深刻轍印，被人們時時記起、品悟和感知，由此集聚的特殊思想力量和藝術魅力，也從未在我們的生活中退場、消失。對路遙材料接觸的越多，對他出現前后中國當代史的認識，我的這種感覺，愈發強烈和自覺了起來。因為我一向認為，對于研究文學史的人來說，“功”和“利”的觀念，是最要不得的。凡對作家，都應該一律平等地對待；文學史，也不是以進化論為動力的，它有時候需要一直往前看，有時候又需要往后看，一個文學哲人說，文學無所謂新舊，思想也無所謂新舊，就是這個意思。不過，在文學史復雜多層的年輪中，如何分辨主要和次要的現象，判定重要或不甚重要的作家及其藝術價值，是考驗一個人的尺度和標準。在新時期文學進行了四十多年、將近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之后，憑借個人直覺和觀察，路遙的地位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有不斷加強的趨勢，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一局面，我認為可以平心靜氣地加以探討。

該書有兩個特色，一個是強調路遙受俄羅斯文學影響的一面，另一個是將他置于當代文學史的進程中來關照。

作者認為，有這幾位俄羅斯作家對路遙浪漫主義文學觀念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影響。他們是：列夫·托爾斯泰、肖洛霍夫、艾特瑪托夫、拉斯普京和尤里·納吉賓。而肖洛霍夫的影響，所借助的是柳青這個中介。“托爾斯泰對路遙的影響主要在情感態度方面，對柳青的影響主要在技巧形式方面。”柳青是在“有限的意義”上接受了肖洛霍夫的影響，而路遙則在“全面的意義”上接受了這種影響。這是因為，肖洛霍夫是一個復雜的人，他敢于冒險給領導人寫信，而一旦進入小說世界，所進行的則是人性化的寫作。柳青難以在寫作中體現肖洛霍夫博大的人道主義精神，這也導致了，他會把主要注意力，投放到一個次要人物梁三老漢的身上；但路遙，卻是直面自己作品的主要人物的，比如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之中就是如此。另外還有，《平凡的世界》還汲取了《靜靜的頓河》的那種苦難又崇高、蒼涼又溫暖的敘事調性。這就使得路遙的小說，沒像柳青的那樣是從“政策”的角度去解讀人物，而是把人物和時代環境，放大到人類命運的大圖景當中。

而艾特瑪托夫“對待善的倫理態度”，“極大地影響了路遙”。這在以下幾個方面得以鮮明地體現出來：一是艾所喜歡選擇的第一人稱的敘事態度；二是艾將古老的民間歌謠，引進到自己的小說之中，以濃厚的民間氣息，來渲染和強化作品的感染力。而在路遙身上，包括小說中，則是彌漫著這種濃厚的感傷的氣氛的；另外，是艾更接近于契訶夫的文學氣質，這也對路遙有這樣那樣隱形的啟示。有材料顯示，七十年代初在陜北延川的蟄居時期，路遙的人生曾處在最低潮的狀態。這種處境，很容易加深和加重一個人對于社會的仇恨感，如果沒有艾特瑪托夫思想力量和藝術視角的巨大啟迪，可以說，很難再有一個后來的路遙出現。路遙筆下主人公在《人生》《平凡的世界》所構造的逆境中，傳遞給讀者的巨大的奮起力量、堅韌的掙扎和不屈，以及一直向善的主導性動力，所傳導的正是從艾特瑪托夫那里繼承來的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滲透在路遙生命和作品里的浪漫主義樂觀精神，是他的創作至今令人難忘的主要因素。

建軍顯然是希望把路遙作為當代文學的一面鏡子來認識的。他在著作中，多次抨擊和反省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轉向世俗化和形式主義化的文學創作，在堅持理想性方面的萎縮，在深度認識人的精神世界方面的遲疑和游離。這種批評性態度，是由他所認可、堅持和希望不斷將之發揚的現實主義文學態度所決定的。比如他表示，“孫少平已經超越了那種活得沉悶而乏味的現實。能在極其惡劣的生活條件下，將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到不俗的水平”，而在不少的當代作品中，人們更多看到的，則是“極端意識”和“極端行為”這種傾向利己的生存原則和思想態度。當然，在分析、比較這些現象的時候，他也不失時機地反省孫少平身上某些“極端”的行為。“然而，在很長的時間里，中國當代文學敘事作品卻熱衷于將貧窮倫理化和詩意化。貧窮不僅是道德上的光榮，還被夸張地理解為一種積極的精神。”這在近年來的一些底層文學敘事的作品中，也能或隱或現地表現出來。這種單向度的而非豐富和立體地研究普通人生活的文學作品，在不少流行的作品中互相傳染著。對于路遙來說，他一方面對普通人充滿了同情和摯愛，另一方面，也不忘十分凌厲地批判這種借唯我獨尊來維護自己精神貧困的現象。

在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文學的評價中，人們看到的更多是從善如流的姿態，而缺乏明確的思想，有深度的分析態度，尤其缺乏將一種更有價值和超遠眼光的文學標準，來加以分類、甄別和剖析的鏡子。僅僅拿一個作家做標準，自然也有這樣那樣的不足，因為它會把一個維度推向極端，而犧牲了更豐富和多維度的分析能力。不過，在我看來，對于鄉土題材小說來說，路遙卻不失為一面認識其創作得失的鏡子。因為，從1979年開啟的農村改革，對千百萬農民的命運走向和歸宿，有巨大的影響和刻畫；但是，對其進行整體性把握和研究的作家還真不多——某種意義上，這就顯示出了《平凡的世界》在思想認識和建構方面的特殊地位。如果說，這部小說是以1975年到1985年中國農村的深刻轉型為背景的，那么可以說，具有這種眼光和氣魄的作家，他本身就具有了歷史鏡子的作用。

李建軍關于路遙的系統性探討，是以材料為基礎、以理論為導向的“精神譜系學”的研究。或者說，他的材料是為思想服務的，而他的思想觀念，在某幾個重要的點面上，好像從未發生過任何的動搖或猶豫。有些時候，人們會把這一現象歸結為他所研究的作家對象的反哺和給予；在另一些時候，也是研究者，不斷在研究對象身上加重、渲染和強化自己思想的力量所致。它們相輔相成，似乎有了一種默契，這種默契，隨著時間的推移、歲月的更迭，似乎達到了一種水乳交融的狀態。在我看來，一個批評家，一個研究者，如果他不是以前者為謀身之道，而是將其當作一種精神向度的堅守的話，也都會越來越接近于這種關系的，當然，也不排除有其他相反的現象發生。

李建軍的路遙研究，還有一種自問自說的敘事風格。他似乎不單是對讀者大眾，而更多時候像是對自己，在做著這樣那樣的“發問”。例如，在下卷封底，他引用路遙的話來明志，“我就是一個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你就是這個房子的拿破侖，盡管你不是社會的主宰，但你起碼是這個房子的主宰”；又例如，“我們承認偉人在歷史進程中的貢獻，可人類生活的大廈從本質上說，是由無數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放大一點看，在高加林身上，在孫少平身上，在建軍對他們的敘述中，他都投入到了這些人物“自說自話”的話語活動之中，而且經常是彼此不分，也可以說達到了雙方話語的復調的效果。這一特色，滲透到這部著作的深處，貫穿于它行文的始終，給人留下了頗深的印象。

我還想說，一旦著作面世，它就開始在接受讀者的檢驗、時間的檢驗、學術的檢驗。對這部著作，讀者都有他選擇、評判的標準和權利，我想建軍在寫下它的第一個字的時候，恐怕也意識到了，或說已經做好了某種準備。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