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是李建軍出版于2022年11月的新作。該書繼承了《重估俄蘇文學》扎實的材料功底和卓然的審美趣味，也蘊含著自《小說修辭研究》以來的深厚的理論功底與嚴謹的論述規范。李建軍在敘述中建構了恢弘而精巧的參照系，通過與世界文學的比照、精神譜系的梳理以及地理環境要素的發掘，還原出了一個鮮活生動的路遙形象，也對路遙的作品做出了更加深入細致的考察。

關鍵詞：李建軍 路遙 現實主義 陜北

新世紀以來，路遙逐漸成為當代文學的研究熱點，論文數據從2002年的600余篇激增到2023年的3500多篇。關于路遙及其作品的研究，似乎已經到了題無剩義的程度。然而，李建軍的《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卻依然讓人眼前一亮：原來路遙研究，還有這么多新鮮的角度，還有這么多可以探索的空間。

一個作家寫什么和如何寫，總是會受到三個因素的影響：一個是他在閱讀中接受的前人寫作經驗的啟迪；一個是人生經驗，尤其是童年經歷對作家性格、人格的塑造；一個是時代氛圍和文化環境的影響。李建軍注意到了諸多因素對作家創作的影響，于是便提出了文學研究的“人文并觀法”：“要將作家與作品、作家與時代、作家與環境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1他強調在研究作家作品時要有整體意識，要深入探究作家的精神譜系和文化環境。

這樣，在分析和評價一個作家及其作品的時候，就要有建構參照系統的意識。只有參照系統建構起來了，對作品的判斷才能準確，對作家的認識才能清晰，對作家與作品的關系才能有更深入到位的理解。李建軍對路遙的準確把握，正是他有自覺的“參照系統”意識。他認為，“沒有對外部環境的充分了解，沒有對某一作品與其他作家和藝術家的文學關系的充分了解，我們就無法深刻地理解他，也無法深刻地評價他的作品。”2因此，他將路遙的作品放在世界文學的大框架里，考察了路遙的閱讀史，揭示了他的作品的風格樣貌，分析了他的文學譜系，最終將路遙定位于19世紀歐洲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繼承者。同時，李建軍和路遙同出于陜北，通過對家鄉地域文化的感性體驗和理性探索，他也確立了陜北地緣文化與路遙創作之間的聯系模式。

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傳統與陜北地理文化構成了定位路遙的橫縱坐標，而李建軍對世界文學、理論、文化的廣博視野，則構成了研究的系統性支撐。通過廣泛的對比分析，他帶給我們一個真實、立體、細致的路遙形象。

一、恢廓的世界文學視野

李建軍學貫中西，視野開闊。在進行人物形象、敘述模式、風格技巧、倫理道德的對比分析的時候，他常常引經據典，古今中外文學名著自如涉獵，信手拈來。他對世界文學文化的認識和把握，早在其博士論文《小說修辭研究》中就有淋漓盡致的呈現。田泥教授盛贊它“不僅系統地探討了小說修辭的重要問題，而且，也聯系20世紀世界和中國的小說寫作經驗，分析了如何在修辭上達到完美境界的可能和方法”3。在《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中，他的這種寫作風格，更臻成熟。

在分析人物的時候，李建軍用世界現實主義杰作中的人物，來類比路遙小說中的人物。他說，“渴望另一種生活的高加林”，像葉普蓋尼·奧涅金和馬丁·伊登一樣真實，同時，他又不像“于連·索黑爾那樣野心勃勃，戾氣十足，不像巴扎羅夫那樣魯莽滅裂，鄙視父輩，也不像格里高利·畢巧林那樣半死不活，誰也不愛”。而“探索生活的孫少平”，則是“像列文一樣認真而嚴肅，甚至像冉·阿讓一樣善良和高尚”。對于次要人物，他也有著深度的理解和闡述，在他看來，“卑微而出充滿焦慮和幻想的郝紅梅，像哈代筆下的苔絲一樣無辜，也像她一樣單純……不像蓓基·夏潑那樣自私無恥，也不像貝姨那樣冷酷和無情”。田曉霞則是像“《前夜》中的葉琳娜一樣熱情而富有獻身精神，像《艾凡赫》中的猶太姑娘蕊貝卡一樣勇敢和爽脫”4。寥寥幾筆，就勾勒出了這些皇皇巨著中人物的性格特質和行事風格。李建軍在展開比較研究的時候，涉及英國、法國、俄羅斯、美國、意大利、保加利亞等多個國家的文學作品，而其中以俄羅斯為最多。若是閱讀量較小的讀者，讀到這里必定是不知所云，但如果是對世界文學，尤其是俄羅斯文學爛熟于心的讀者，讀至此處定能會心一笑。于尋常處見功力，于細微處見真章，在這樣小段的類比中，真正見到了李建軍驚人的閱讀量和對人物精神氣質的精確把握。在比較閱讀中，路遙筆下的人物形象也更加鮮明動人起來。

除卻人物分析，在論及陜北地理文化時，李建軍也同樣揮灑自如，洞察到了陜北人的“拉丁性格”。他認為，在陜北人身上，可以“看見兩個截然不同的地域性格：一個是日耳曼人的性格，一個是拉丁人的性格。前面一個，陜北人拿它來嚴肅地對付生活；后面那一個，陜北人拿它來熱情地創造藝術”5。這樣，日耳曼人的嚴謹認真和拉丁人的浪漫自若，陜北人對待艱苦生活的嚴肅謹慎和他們對待藝術的坦率熱切，皆集于一身。李建軍特別注意到了陜北人與其他地方人的不同：“每一個特殊地理板塊的人，或多或少，或強或弱，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性格。”6陜北人對苦難的忍耐力，對自由的熱望，對愛情的執著，擺脫外在束縛的勇氣，都凝聚在了“拉丁性格”這個詞匯里。在李建軍筆下，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碰撞交融，營造出了一種相似而又各異的美感。

在《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一書中，李建軍專辟一節來做比較文學的分析，其間涉及路遙與雨果、米勒、托爾斯泰、蘇俄文學、柳青以及史鐵生的比較研究。在敘述雨果與路遙時，他給雨果和路遙的創作下了不同的定義，即雨果是“開來”型作家，要構建新的文學觀念和寫作方法，而路遙是“繼往”型作家，要從既有的偉大文學經驗里尋找啟示和支持。同時，也著重強調了雨果和路遙的相同之處，那就是接受愛和人道主義精神。李建軍擅長于倫理批評，在他看來，“任何一部有力量的作品，通常都內蘊著巨大的道德力量和倫理精神”7。路遙和雨果在創作中對愛與人道主義的弘揚，集中體現在《悲慘世界》和《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的塑造上，他們將“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對人類和世界的愛，都寄托在兩個閃光的人物身上”8。在路遙與米勒的對比中，李建軍重點強調了二人對鄉村的熱情和向往，對自己故鄉的依戀與同情。他們都是樸素的現實主義藝術家，他們“創作的內容和力量，來自于大地和生活，來自于自己的切實觀察和深刻體驗”9。同樣，在李建軍看來，只有貼近土地、貼近大眾、貼近平凡的普通人的藝術，才是真正有力的、恒久的。

在論述路遙與托爾斯泰的文學關系的時候，李建軍首先從倫理敘事的角度，肯定了托爾斯泰的一個重要的文學觀念，即作者的態度和精神氣質，決定著作品的感染力和價值。路遙和托爾斯泰一樣，也重視在小說中顯示自己的存在和態度，“在路遙的幾乎所有成熟的小說中，他自己的人生經歷，他對生活的理解，全都以一種自然的方式，融入了小說的事象體系里”10。從個人精神氣質上看，路遙和托爾斯泰都是具有“崇高道義感”的杰出作家11。他們在寫作中，把“自己的情感、思想和人格整個地投入到自己的作品中”12。他們之所以是偉大的作家，之所以創作出偉大的作品，并不是因為高超的寫作技巧或形式上的首創之功，而是他們在作品中傾注的情感，他們對良善的執著追求。這樣的審美觀念，李建軍在《重估蘇俄文學》中就已經反復提到，他認為，文學如果想顯得偉大，就不能“放棄它應該承擔的道德義務和倫理責任。因為，只有執著地追求‘善’，文學才能使自己在更高的意義上顯示出巨大的力量和永恒的價值”13。

李建軍在論文中多次強調，作為當代文學的評論家和學者，閱讀的面和量一定要超越你所研究的作家，這樣在品評作家作品時，才能游刃有余，對作家的精神譜系和文化背景才能一目了然，而不至于左支右絀，捉襟見肘。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之所以能夠精準把握路遙，能夠看清這個偉大作家身上的優勢和不足，一個重要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自己有恢廓的世界文學視野。

二、精神譜系的詮釋視角

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譜系，就像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個性一樣。精神譜系意味著選擇，意味著對文學的態度、趣味、方法和價值觀的選擇。它既顯示著美學精神，也顯示著倫理精神。世界上存在精神譜系復雜的作家，但不存在完全沒有精神譜系的作家。也就是說，幾乎所有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來路和精神源頭。李建軍將路遙歸入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譜系。這既符合路遙的基本文學觀念，也符合他文學創作的實際情形。

在文學理念上，李建軍常常熱情地贊頌現實主義文學，而對20世紀世界現代主義思潮及中國八十年代的“偽現代主義”文學多有貶斥。這樣的思考早在《小說修辭研究》一書中就有展示。他注意到了作者的主體作用，以及作者與讀者的互動關系。他強調作者在創作中要積極承擔在塑造人物、推進情節中的超視、超知的權力，通過和諧有序的修辭手段，拉近與讀者的距離，控制讀者的反應，清除讀者閱讀中的障礙，以達到“使讀者心甘情愿地認同和接受自己所敘寫和表現的一切，實現作者與讀者精神交流上的契合與共鳴”14的目的。因此，在李建軍看來，技巧永遠是服務于內容或意義的。

李建軍贊揚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因為在這里“人的精神世界是渾圓而健全的，即便敘述毀滅性的人生悲劇，它也顯示出巨大的力量感和美學上的崇高感”15。他認為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具備的是“穩定的信仰基礎，熱烈的宗教激情，深刻的苦難意識，博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充滿詩意和溫情的敘述方式，尖銳而又寬容的反諷姿態，強調細節描寫的客觀性和整體上的真實效果”16。而現代主義文學，在李建軍看來，本身只是精神危機和價值危機的產物。現代主義作家罔顧傳統小說修辭技巧在溝通作者與讀者的關系中是否有效，徒然地追求全新的技巧手段，否定已經形成的所有小說技巧，最后“不僅沒有能成功地使小說成為作者與讀者之間進行交流和溝通的偉大媒介，反而在他們之間形成一種疏離乃至對抗的異化的關系形態”17。在眾生喧嘩的1980年代，路遙依舊選擇堅持現實主義道路，這也是李建軍對他高度評價的原因所在。在他看來，“對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堅守，無疑是路遙最為難能可貴的地方，也是他的文學意識高度成熟的表現”18。

路遙對現實主義的堅守，并非因為因循守舊，或對現代主義小說創作力有未逮。李建軍直接引用了路遙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的一段話，彰顯了路遙的卓識遠見，他“站在世界文學的高度，以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作為尺度和坐標，審視我們的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并得出了一個清醒而深刻的結論：我們還沒有創造出真正的現實主義文學，因為，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的現實主義文學不能令人滿意，從現實的角度看，我們的現實主義文學同樣令人失望”19。在此基礎上，路遙對現實主義的深耕開掘，就有了歷史和現實的雙重依據。同樣，在路遙的自述中，也可以窺見他的世界性的文學眼光。20世紀50年代末，全民性的蘇俄文學閱讀運動，給予了路遙接觸蘇俄文學作品的機會。后來，路遙在大學期間廣泛涉獵國內外文學巨著，包括莎士比亞、雨果、司湯達、巴爾扎克等。而俄羅斯文學，則始終常伴路遙左右。深入礦區寫作《平凡的世界》時，他將《托爾斯泰文學書簡》攜帶在身邊，閱讀這部大部頭著作，也成為了他在艱辛創作中的安慰和鼓勵。李建軍認為，路遙“普遍地同情所有人的情感態度，他的探索道德問題和意義世界的熱情，他的充滿希望和信心的理想主義精神，他的體現著力量和勇氣的崇高感和英雄主義氣質，都與19世紀世界文學和藝術的影響分不開”20。因此，李建軍將路遙定位為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精神之子，是貼切而恰當的。正是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宏闊的人生思索、高尚的道德情操、博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對作者介入的堅持、對小說修辭效果的認可、對讀者的尊重和積極引導，塑造了路遙的精神氣質與創作觀念，而路遙的作品，又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讀者。

對路遙來講，形成現實主義的創作風格，也非一蹴而就。在開始寫作之時，路遙接受的是一種教條的文學模式規范，這種文學模式，在李建軍看來，“沒有真實的生活內容，也沒有豐富的人性內容，甚至缺乏最起碼的美感和詩意”，其特點在于“內容上的虛假和空洞，形式上的夸張和粗糙”21。路遙早期的創作，深受其害，使得他的短篇小說“常常借助高調的想象來敘寫生活，字里行間沖蕩著一種高亢而虛蹈的激情”22。最難能可貴的就是，路遙通過艱難的自我啟蒙和自我培養，吸收了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精華，進入了創作的自覺期。李建軍看到了路遙“普遍地同情所有人的情感態度，探索道德問題和意義世界的熱情，充滿希望和信心的理想主義精神，體現著力量和勇氣的崇高感和英雄主義氣質”23，在路遙的筆下，人，尤其是平凡的個體，回到了中心。對人的尊重和體諒，普遍而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是路遙文學創作的基石：“對讀者的尊重，對生活的熱情，使他選擇了一種親切的敘事態度和介入性很強的敘事方式。”24路遙實現了自己的目的。他成功地將自己的創作，納入了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精神譜系。他贏得了創作上的巨大成功，也贏得了讀者的尊重和喜愛。

三、“戀地情結”與“人文并觀”

人是環境的產物，文學也是環境的產物。離開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人們既無法認識一個作家的個性，也無法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自然環境對作家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正如李建軍所言：“人們對路遙的家庭環境和時代環境，已經多有了解，但對他寓身其中的特殊的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似乎不甚了然。事實上，陜北的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對路遙的影響，同樣深刻和巨大。”25

在討論路遙與陜北自然環境之關系的時候，李建軍建構了一個陜北地域文化—陜北人性格—路遙—路遙作品的完整鏈式結構。在這個結構里，他探求了陜北文化對陜北人性格的塑造，梳理了路遙個性中對陜北人性格的繼承，又考察了路遙性格對其敘事風格和人物塑造的影響。將陜北地域文化的譜系研究得如此系統和深入的，李建軍無疑是第一人，由此可看見他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對陜北文化的深度理解。

依據李建軍提出的“人文并觀”原則，研究者一定要注意到環境和時代對作家創作的重要影響。作者、作品都不是獨立存在于世界上，因此要摒棄作品客觀主義與讀者中心主義的觀念。李建軍認為，“文學創造力從來就不是某種單一的力量，而是一種由普遍人性、特殊個性以及具體的時代性和地域性等復雜因素構成的合力。其中，自然環境的潛移默化之力甚巨，未可視為尋常而輕忽之26”。在這里，他著重強調了自然環境的影響力。自然環境雖然是客觀物，但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群體長久居住在某種特定的地域環境中，其觀念與思想、人生態度與生命哲學，必然受到客觀環境的支配，最終與所在地的自然生態融為一個理念整體。就如居住在溫帶季風氣候及亞熱帶季風氣候區的莊子才能發出“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這樣的慨嘆，若是陜北人效仿這種做法，最后只能餓困而死了。

在李建軍看來，“路遙算得上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陜北作家。他的寫作固然是一個時代性現象，但首先是一個地域文化現象”27。他使用了段義孚的概念“戀地情結”來總結路遙的心理特征，戀地情結（topohilia）是段義孚杜撰的語匯，目的是“廣泛且有效地定義人類對物質環境的所有情感紐帶”28，在段義孚看來，“對環境的熟悉，若沒有產生厭惡，那就會產生喜愛之情”29。李建軍看到了路遙心理上與陜北始終保持著的親密關系，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見陜北人的面影，可以聽見陜北民歌憂傷而昂亢的調子，可以感受到陜北文化的韻致和魅力”30。陜北的土地與風物將路遙塑造為了一個特征明顯的陜北人，而在更抽象的意義上說，甚至于“他的小說寫作顯示著極為明顯的高原文化氣質”31。

理解陜北人和陜北文化的一個關鍵詞，無疑就是“苦難”。李建軍分析了陜北的地況和氣候，展示出了陜北的自然條件樣貌。陜北地貌十分復雜，“有山，有溝，有塬，有川，還有毛烏素沙漠。塬高，溝深，川窄，山陡，沙漠浩瀚”32。道路險阻難行，交通實為不便。路途的艱險，已嚴重制約了陜北的發展，而陜北的土質，栗鈣土—黑壚土適耕性又較低，阻礙了生產水平的提高。陜北的氣候，往往“缺乏穩固性，容易失去平衡。冰雹、暴雨和暴風雪等極端天氣，極為常見，而洪災和旱災，每每交相侵襲”33。陜北完全是靠天吃飯的地方，直到近世，陜北的大饑荒仍時有發生。從人文狀況來講，陜北處于邊境地帶，在兩千多年里經歷了無數的戰爭摧殘。李建軍對此不無感慨：“彼時的陜北邊民，寄身于烽火臺下，偷生于兵罅之間，處境極為悲慘，惶惶不可終日。”34長久的自然災害和戰爭之苦，塑造了陜北人“麻木和隱忍”的性格特質，因此，“他們的生活哲學本質上就是苦難哲學”35。李建軍列舉了十余個在陜北形容人生磨難和精神痛苦的詞，來表明陜北人對苦難的沉浸式理解。雖然飽經生活的磨礪，但是陜北人對人生痛苦并不漠然，“就像他們對愛情是敏感的一樣，他們對人生苦難，同樣是敏感的”36。而由于他們自己是受苦人，所以，“對別人的痛苦和不幸，也就特別敏感，在幫助不幸者的時候，顯得尤其善良和慷慨”37。由此，陜北人如黃土一般的堅硬粗獷又敏感細膩的個性，也就赫然在目，被清晰地勾勒出來了。

路遙繼承了陜北人的性格特質，他所尊敬的，就是那些“那些踏踏實實、任勞任怨，甚至‘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莊稼漢；他把那些認真勞動的人，贊為好‘受苦人’”38，而路遙自己，也是一個好的“受苦人”。無論是在《平凡的世界》準備工作期間，抑或是寫作的苦旅中，路遙都表現出了極大的毅力，甚至于是置自身的健康與生命不顧的程度：“除過對自己所寫的東西保持清醒的頭腦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咬著牙，一步一步向前跋涉，要想有所收獲，達到目標，就應當對自己殘酷一點！”39同時，路遙的小說敘事與人物塑造，也體現著陜北人特有的苦難觀。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大饑荒，路遙作為親歷者，創作了《在困難的日子里》，創作了《平凡的世界》——在李建軍看來，《平凡的世界》也是一部關于貧窮和饑餓的敘事，因為“在這部長篇小說里，陜北農民生活上的困窘，已經到了接近大饑荒的邊緣”40。《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孫少平，在他“即將邁向成年人行列的時候，就領悟到了人生的苦難本質”41。而他的人生選擇與生命經歷，也無不印證著在苦難中奮斗前行的個人成長史。

李建軍將路遙定位為一個地域文化色彩濃厚的作家，一個純粹的陜北人，認為“他的‘受苦人’意識，他對人物的仁愛態度，他對苦難的坦然受之的態度，他的極端化的勞動觀念，他在寫作時表現出來的超人般的堅韌，都具有明顯的陜北文化特性，都與陜北的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大有關系”42。這種特質表現在路遙的創作里，形成了鮮明而獨特的個人特色。而讀者對路遙的肯定與接受，很大程度上，也是對陜北的文化精神和陜北人直率獨立性格的認可和接受。

結 語

路遙“實現了寫作范式的轉換——將缺乏主體性的‘他性的文學’，轉換為具有主體性的‘我性的文學’；……將非人性甚至反人性的文學，轉換為具有健全人性的文學。他的新的寫作體現出這樣三個原則和特征：自我經驗是寫作的第一源泉；愛和友善是寫作的基本態度；與個人命運和遭遇密切相關的重大的社會事件或社會問題，則是寫作的重要內容”43。這樣的概括和闡釋，無疑是切實而深刻的。同時，他也客觀地分析了《人生》在悲劇意識上存在的問題，也尖銳地批評了他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所表現出來的“認知偏失”和“暗面意識”。

小說是一種大眾文體。一個缺乏大眾讀者的小說家，算不得特別成功的作家；一部缺乏大眾讀者的小說，則很難說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就此而言，路遙無疑是一個優秀的小說家，而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小說則是成功的作品。無數的普通讀者始終熱愛路遙，而《平凡的世界》的銷量，業已突破兩千萬冊。新世紀以來，對路遙的研究，也正方興未艾。

《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集中了李建軍十幾年來對路遙研究的卓著成果。在這部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路遙與現實主義傳統的深刻聯系，看到他對19世紀歐洲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繼承。我們也可以看到李建軍作為路遙的“同鄉”，對陜北的自然風物和地域性格的探索，以及對“路遙與陜北”這個話題的深度理解。同時，李建軍對路遙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剖析，也是一個貫穿全書的亮點。

總之，《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是一部兼具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的學術著作，是李建軍對路遙的系統性和總結性的研究成果。在路遙研究史上，這部著作無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注釋：

1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5 16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40 41 42 李建軍：《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上卷），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71、79、10、110、114、350、360、426、443、447、467、120、121、127、64、119、116、118、119、82、80、267、12、272、90、92、103、104、115、108、105、98、105、80—81頁。

3 田泥：《一把打開小說世界的鑰匙——重讀李建軍〈小說修辭研究〉》，《蘭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

13 李建軍：《重估蘇俄文學》（上卷），二十一世紀出版集團2018年版，第74頁。

14 17 李建軍：《小說修辭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93頁。

28 29 段義孚：《戀地情結》，志丞，劉蘇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136、146頁。

39 路遙：《作家的勞動》，《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頁。

43 李建軍：《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下卷），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595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