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短篇小說主流依然是現實主義創作。創作主體對身邊現實的投注熱情不斷高漲，精神視野不斷拓展。短篇小說在有限篇幅之內實現了信息量的擴容，這歸功于文體的彈性空間與藝術張力重獲重視。中篇小說致力于文體潛能的開采，在真相的逼近中突顯人性追問的氣度。部分新銳作家致力于藝術探索，不少作品令人眼前一亮，充實了中短篇小說創作隊伍。

2023年短篇小說信息密度在詩學探索中實現增量。創作主體對生活的多維觀察，對題材的多元開掘，對修辭的靈活調度，使文本具有遼闊的可闡釋空間。

徐則臣《中央公園的斯賓諾莎》和朱文穎《唯精神論者》均以寫作者為敘述者，以作家的口吻講故事，不乏“元小說”的味道。這樣的敘事并非單純追求形式感，而是在人性的洞悉中實現意義的擴張。前者故事發生在美國，主人公老馮是著名高校的康德研究專家，但妻兒卻因其不回國而與之疏離。他并非不知人間冷暖，而是活在煙火味中，能做出誘人的馮式紅燒肉和醬牛舌，為小松鼠精心準備“美食”。孤寂中的鄉愁，婚姻里的困頓，都可以作為主題闡釋的意義單元。而作者以女大學生的陷害收筆，這對主人公無疑是致命一擊，全然超出了他的哲學邏輯，也超乎了讀者的想象。而悲劇書寫則基于深層的父愛所造成的幻覺，入情入理又令人深思。后者是關于“寫作”的寫作。小說以碎片化的人物對話推進敘事，探討藝術和哲學問題。瓦格納前往寒帶，是一個絕對理想化的“唯精神論者”。而小瓦格納則是執著于世俗的主體。作者以先鋒藝術家杜尚的語錄暗示小瓦格納對“唯精神論者”的質疑。朱文穎對兩種人格類型的詮釋，是其文學創作的現身說法，也是對文學的先鋒性及其本質的深層探索。

情感書寫是2023年女作家的審美興奮點。王蕓的敘事總能讓你感受到善意的力量?！抖Y物》就是關于善意的書寫。這種書寫容易滑入概念化的軌道，不能不說是一種值得警惕的寫作路向。然而王蕓迎難而上，通過人物關系的復雜化處理，讓小說意義空間變得駁雜起來。女主人公從小因失去親人而在孤兒院長大，幸運的是收獲了一份獨特的溫暖。多年后她發現恩人因為援藏留下了不可逆的病癥，失去了記憶。女主人公為了報答恩人，入住養老院，以朗誦詩歌的方式去喚醒老人的記憶。作者從心理學出發，把一個自小缺少親情滋潤的女性對愛與被愛的渴望寫得自然妥帖。小說通過女主人公與老人家屬之間的沖突與和解，把恩情的報答寫得委婉曲折，終究以善意的抵達激蕩人心。

同樣是寫情感的抵達，黃詠梅《曇花現》沒有直接描寫人物情感，而是以年輕一代的“我”去追蹤講述林姨一段錯過的愛情，毋寧說是一種想象中的浪漫與抵達。從代際視角進入人物內心，錯過的愛情就被分解為永不相交的兩條直線，構成了兩代人之間的時間差，并產生互動與對話的美學效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林姨不忘托人將自己離開人世的消息告訴曾經的戀人。最終“我”托關系找到這位神秘戀人，借助保姆的微信視頻看到的卻是一個失去記憶的老人。一份特殊的情感信號終于抵達對方，但浪漫的詩意卻又在瞬間遭遇瓦解，一段隱秘的情感隨著時間的遷移最終消隱無蹤，不免令人唏噓。

少一《月光緊追不舍》敏銳覺察到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社會的新動向。小說通過“玉米案”和“蘿卜案”的調查深入農民心理，呈現出新時代新風尚。少一能敏感地覺察到現實中的公安干警與人們想象中威風凜凜的形象之間的差異。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推進，我國治安狀況發生很大改觀，偷盜現象日漸淡出大眾視野。自然，警察的角色定位也非同以往了。尤其在廣大農村，警察辦案所面對的就是家長里短、雞零狗碎，甚至是“無事”之事。泥瓦匠的“作案”動機讓讀者看到，作為鄉村振興背景下一種經濟發展的新模式，農業合作社在廣大農村普遍推行的廣闊前景，以及農民共同致富征途中的激情和干勁。

方格子《麻雀的名字》以精神障礙者視角觸摸家族的精神紋理，以細膩筆觸表達自己對慈悲、粗暴、卑微的全新理解。陳然《樓上》聚焦樓上樓下鄰里之間的日常糾紛，透過主觀意識流變和邏輯推理分析，呈現了人的意識活動的戲劇性。斯繼東《兜搭》以牌局與情局交織并進，以阿俊的旁觀者視角勾勒一個有潔癖而與時代格格不入的女性形象。朱山坡《日出日落》以小男孩視角去觀察村中異類，展現了失意者以詩意抵抗世俗的堅韌。了一容《圈馬谷》把草原少年的野性和熱力融入邊地風情畫，張揚了生命的血色與強悍的意志。

2023年中篇小說關注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深入鄉村社會內部肌理，對阻礙時代潮流的落后意識給予批判。創作主體精神視野有所拓展，聚焦新都市人群，探索城鄉文化視域下的生存困境及其可能性，顯示了人性追問的氣度。

回應時代熱點問題是文學的重要使命。石一楓《逍遙仙兒》是與當前教育和新媒體等熱點問題接軌的小說。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此前的農村地帶轉眼變成市區。農村拆遷戶一夜暴富，實現了“翻身”。而石一楓沒有寫農民如何實現“翻身”的過程，而是關注“農民”變成“市民”后種種不適應以及由此帶來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世態，以京味敘事為新市民小說注入了活力。汽車進入尋常百姓家，開始深度介入人類生活。那么，文學如何處理車與人的關系，是姬中憲中篇小說《天狼星之夜》所提出的命題。作者把母子關系放到汽車之內進行拷問，把緊急中的慌張、慌張中的疼痛寫到極致。重病中的兒子情緒乖張，意欲把傷痕累累的車變成鋼鐵義肢，然而車卻總是不聽母親指揮。人類在現代文明面前的虛弱與無奈，在姬中憲的敘事中獲得深度呈現。肖勤《海邊的向日葵》以關注度頗高的醫鬧、網暴問題引人注目。主人公青玉被置于網暴受害者位置，與患抑郁癥的少年商路開啟彼此救贖。當然這種救贖也不落俗套，肖勤要拷問的是人的內心，是靈魂深處的不解之謎。

鄉村振興題材小說創作中，楊仕芳《狐貍在夜晚來臨》緊跟時代步伐，直面當前鄉村振興大力推進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作者把一個仿佛被寫爛的鄉村愛情故事進行反諷化處理，批判了某些基層干部為了開發旅游資源而不擇手段的惡劣行徑。同樣是鄉村敘事，陳集益《八顆牙齒顫動》的寓言化書寫值得關注。小說中牛被閹割會有八顆牙齒顫動的生理反應，其所象征的不僅僅是阿凱個體的精神遭遇。小說以五木和阿凱殊途同歸的悲劇命運，寫出了個體與集體對立的全部荒誕性。

在城鄉之間游走的新都市人群成為作家關注的焦點。東君《上海為什么沒有山》通過女主人公從鄉村到縣城、省城、國外，最后回到上海的人生發展路線圖，描畫出實現人生“跨越”的生命形態及隨之而來的鄉愁的復雜譜系。蘇曼翻山越海的遷徙中，人生不斷實現涅槃騰躍，顯示了向上的姿態。而蘇曼、克萊姆與老蘇匯集上海，心中都有一座無法抵達的精神之“山”，暗示出一種進退維谷的生存困境。與東君跨時空敘事不同，宋小詞《哦，紫蘇》把視點鎖定在世俗中的一地雞毛。山村鳳凰男與城市小康女由于城鄉出身的差異而沖突不斷，演繹了一出令人揪心的悲喜劇。梅琳丈夫以為憑著才華與知識能干出一番事業，而結果卻并不理想。宋小詞寫出了都市年輕一代的生存危機感，并對其背后的深層原因展開了有力的追問。同樣寫寄生都市的鄉村青年，陳倉《不穿裙子的女孩》則以傳奇筆法講述一段九曲回腸的情緣。余小卉從小穿裙子遭遇強暴，此后怯于穿裙子，甚至走向心理變態。靜安寺與陳小元的重逢揭開了所有秘密，有情人終成眷屬。小說呈現了一個心懷隱痛的少女如何因為愛情而苦苦尋覓，走出陰郁狀態，在自我構筑的生活美學中成就燦爛的人生。

近年涌現的青年新銳成為不可忽視的文學力量，在2023年中短篇創作中表現突出。他們的敘述非常克制，在不著痕跡的敘述中內蘊著強烈的情感性。

就短篇來講，王彤羽《沉默的房子》從生者直面死者的角度聚焦疫情時代的情感故事。小城的人熱衷于為死去的親人定制模型屋，以寄托思念。敘述者是一家模型制作公司的主人，根據客戶對逝者的描述建構模型。借由敘述者視野，小說以肖先生為主角展開了愛情故事的講述。自然，作者沒有正面寫肖先生和那個神秘姑娘的情感故事，只是以局外人回憶的筆觸勾勒冰山一角，而事實上，肖先生言說的背后是一個溫婉又悲傷的愛情故事。宥予《最好的運氣》的敘述同樣克制，以冷靜的第二人稱敘述呈現了一個農村女孩的遭遇。谷穗滿懷忐忑踏上了第一次出門的旅行，火車上的一切以陌生化的景觀進入她的視野。盡管中途下錯車，但在目的地遇上姐妹般的翟文燕，這次相遇無異于“最好的運氣”。然而，溫暖與欺騙結伴而行。對愛的渴望之深切，與被欺騙的猝不及防構成強烈反差，體現了一個青年作家對社會的獨到觀察與審視。

就中篇而言，寧經榕《暮春》以純粹的日?；瘮⑹绿剿髦衅捏w的可能性。小說沒有刻意經營故事，而是以一個離異家庭的少年的口吻講述家庭瑣事。母親帶妹妹回家成為開啟家族故事的契機。兄妹對話引出妹妹的早戀傾向，但問題被淡化處理，而離異父母再度重逢的場面也是輕描淡寫的，大姑三次不幸婚姻如今卻孑然一身，同樣是滯重的命題被輕逸化處理。在不經意間的日?，嵥橹谐练N種異常的生命氣息，應該是寧經榕所追求的美學效果。西維《城市之光》以女性視角進入城市之光所覆蓋的生命暗區，透過現實中人情冷暖裂變反襯都市中兩代女性的悲劇命運。都市邊緣青年對待情感的輕率、頑劣心態與老婦孤苦伶仃的無助狀態在小說中交相輝映，為女性主義文學提供了新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