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去世半個多世紀后，他的文集才得以出版，那已經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了，記得我曾幫編者請張中行先生為文集寫過序言，那是篇很好的文章，文字有著古樸之氣。張中行是錢玄同的學生，自然了解前輩一些細節，所涉舊事也是清楚的。近百年的學術思想有時處在一種反轉的狀態，復古思潮與激進主義是相伴而生的，錢玄同也是這個漩渦里的學者。今天研究界的許多人，對于“五四”學人的激進主義是頗有些微詞的，像錢玄同這樣的人，無論文化理念還是治學方式，都有被世人詬病的地方。但要理解那代人，也并不容易。倘若深入細節中，也會發現其間錯綜復雜的因素。從這位前輩的形影里尋找新文化演進的過程，對于我們重新認識知識人的使命，不無益處。

因了時代的原因，在許多時候，人們不太容易注意到晚清新知識人語境形成的多重環節。時光久了，當塵埃落定后，以各種知識論映照過去，曾模糊的東西，便會清晰起來。王小惠這些年一直關注錢玄同，有著與一般新文化研究者不同的眼光，當年曾與她討論過一些片段，發現比我們這代人，參照系就多了許多，既非全面認同，也非一味否定，因為能夠從經學、史學、語言學和文藝學等角度立體審視民初的言論，呈現的是學術史演變之圖。順著這些遺跡摸索，當可知道什么延續了下來，什么中斷了。

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意識，對于舊學是一次沖擊，新式學人引入了科學與民主思想，自由理念與個性精神孕育出先前未有過的元素，被質疑的對象首先是傳統的經學。清代學者章學誠就在《文史通義》里言及“六經皆史”的觀點，章太炎、胡適的學術觀念是延續了這一學說要義，又加上了新的元素。比如《詩經》的曉暢通透，乃民風的精華的閃動，過去僅僅從經學層面審視它，大約是錯了的。《新青年》同人常常從社會學與民俗學角度看待舊的文學，自然不會像舊式學人那樣套在道德的框子里。錢氏認為《詩經》本色也是白話文追求的本色，新文學是繼承《詩經》傳統的，這使新文學的根變得深了。那時候，周作人、胡適、郁達夫都持這種觀念，說起來是時代新風使然，只是錢玄同的表達更為直接而已。郁達夫在《文藝與道德》中就強調，“四書”的文學價值不及《詩經》，乃因為不是唯道德主義。所以，討論新文化與新文學，清除經學里的道學腔調，是彼時新文學家的共識。

關于文學上的見解，錢氏集中在語言本身的表達上，方言、官話、國語在他眼里是處于變化狀態的。他談小說不免捉襟見肘，戲劇方面也少精當言論，最好的文章大概是給胡適《嘗試集》寫的序言，看出他內心的情愫。他與《新青年》同人內部的通信，讀起來饒有趣味，內容豐富，彼此構成了一種對話的關系。其文章雖有混雜的地方，讀起來卻讓我想見其人，覺得頗有幾分可愛。看錢玄同與陳獨秀、胡適、周氏兄弟的信札，涉及新文化建設的路徑與解決問題的方法。不過他的文章內容，還在小的技術范圍，對于域外文學攝取的途徑、美術思潮、小說寫作等都沒有引領性的言論。《新青年》上面討論的話題，有許多是因為翻譯引起的，比如易卜生主義、新村主義、世界主義等，錢玄同會意于友人的思想，是沿著同人思路繼續說下去的。周氏兄弟尚能有文體實驗，錢玄同的文字則不出一般文人的樣子，是學者之語，而非作家之文。所以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分量不及學術史上的分量更重些。

不錯，錢氏的優長在于音韻訓詁和古文經與今文經的理解上，他的思維方式來自對于經學的動態體味，從中獲得了一種方法論。對于經學的批判，是章門弟子中常見的現象，錢玄同大概是其中最為激烈的一個人。錢氏把《春秋》看成“不成東西的史料而已”，動搖了此書的經學根基，這與西洋思想輸入不無關系。在錢玄同眼里，六經不過是知識與材料，但歷代以來，成了一種意識形態，所以要顛覆的是那個奴性文化的根基。這樣看來，他自己的敘述，也成了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些也延續在對“儒效”“中庸”“禮教”等的看法上。細想起來，這其實是經學發展史內部矛盾的一種新的延伸，不同時代，六經都被賦予一種時代內容，只是那變化多在內部。“五四”那代人多了外部的視角，看待經學就更為清楚一些。經學注重一種精神的常恒性和思想的純然性，在沒有宗教的國度，無疑屬于人們頭上的不可動搖的神圣之星，乃普遍的準則。可惜歷史中的經學被權力左右，造成奴性的繁衍，到禮教出現后，已經帶有逆人道而行的毒性了。王小惠發現，“錢玄同擅長的是從傳統學問內部瓦解‘禮教’的經學基礎”，是看到了其思想方式的來龍去脈的。

但這種內部性的突圍，成效還是有限，新文化人用力最多的，是從經學的外部資源攻擊古老遺存不合理的一面，這便是翻譯介紹域外的學術與藝術。比如魯迅借用的是尼采學說，胡適則依傍在科學主義旁，李大釗心目中有一個馬克思主義傳統。這里，“原基督”的精神也是彼時重要的資源之一，它對于舊學的沖擊可能更大。王小惠在考察這段歷史時注意到，錢玄同的外功明顯不及周氏兄弟，在見識上與胡適也明顯有著距離。他在“五四”前后的學術思想與文學觀念，還不能有東西文明調適的彈性，所以簡單化與武斷化也不可避免。導致此現象的原因，大概是知識結構中的缺陷，新文學的作者留日的居多，英美回來的人數有限，彼此整合的時間過短，在對于文化自新的看法上，總體上有一種匆忙之感。

討論錢玄同的思想與學術，不能脫離他與章太炎的關系。章氏對于他的許多觀念都是有開啟意義的，除了語言學、史學之外，文章學的思考，也有所繼承。從古文到白話文，演進的過程有歷史的必然。章太炎弟子對于音韻訓詁的修養都不錯，但對于文章之道還是各有心得。周氏兄弟熟悉六朝之文，黃侃解釋文獻有辭章之學的功夫。而錢玄同則以古喻今，運用小學修養，從古書中發現寫作的規律。一些體味來自章太炎，有時也不免有所偏離。章太炎與錢玄同的通信很多，一些問題討論很是深入。錢玄同發現，言文未能一致，是文化不得暢達的原因之一，而強調白話口語為書寫的基調，是歷史經驗的一種反射。不過章太炎看重雅言，錢玄同則不反對俗語，雅言與俗語，特點也是相對的。王小惠充分肯定了錢玄同這方面的努力，她說：錢玄同建構的中國白話文學史框架，依據的是“音本位”的標準，將“作文接近于說話”的作品挑選出來。這為“五四”白話文提供了歷史性的理解與歷史合法性，使唐朝白話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成了“文章即說話”理念的文學支撐，替新文學搜尋到很好的規范，回應了“什么是活文學”的問題。

可以說，錢玄同以章太炎式的智慧，呼應了胡適、陳獨秀的白話文理念，使新文學理論具有了說服性和合理性。雖然在語言學與文章學層面，錢氏還不能如章太炎那樣從容為文，體大而淵博，但在局部領域，他發現了諸多新的生長空隙，思想是有鮮活氣的。眾多文章顛覆了舊學里的陳腐意識，說明文化的進化，是內部要求的結果。明代學者早就看到此點，袁中郎《《雪濤閣集〉序》就強調古今不同，不可泥于古。“五四”新文學的出現，不過時代的產物而已。如果說陳獨秀、胡適是彼時的號手，那么錢玄同是重要的擂鼓者，他的作用，在那時候是別人無法代替的。

錢玄同對于文學史與文章之道有不少論述，給人的印象不是慢條斯理，而仿佛是新文化陣營里的刀客，一路殺將下來，不顧后果如何。比如，關于文章之道，將桐城派與選學妖魔化，也存在問題。所謂“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不過門戶之見，前人內在的優長，也并不能一言滅之。文學與文章，是士大夫者流表達思想與生命體驗的表現，即便是孔子信徒，所作文章也往往有偏離儒學要義的地方，并非都是正儒之音。桐城派作家有一些也頗具神靈飛動之感，他們對于漢語的運用和義理的表達，往往也見奇思。錢玄同的文章修養也并不高于他所抨擊的對象。新文化運動初期，許多新學人都有一點戾氣，因為頑固者的勢力過大，不猛烈抨擊，不能動搖其本，只是后來慢慢變得平和起來了。

新文化運動中涉及的話題很多，其中語言問題糾葛的時間很長。從陳獨秀、胡適到周氏兄弟，無不對于語言問題有著濃厚興趣，只是著眼點略有不同。《新青年》關于語言的討論并不系統，多是在摸索中，他們關于漢語能否出現新的符號形態的認識，有勇而乏智，能夠從語言學與字體變遷角度深入論述者的確不多。同人們普遍意識到，中國文化落后如此，與表達體系大約有關，從歐洲文明史和日本維新史看，語言是不斷演進的，每個民族在不同時期都豐富過自己的語言表達，新文學要建立，也不能不注意到此點。新文化人推出的關于拉丁化、標點符號、世界語的討論文章，都可以視為新思想的落地舉措。但因為還屬于探索性的階段，有的后來成功，有的流于紙面，這也是時代的局限吧。

錢玄同關于漢字拉丁化、漢字改革，乃至廢除漢字的言論，雖然偏激，但有的地方也不無道理。據王小惠考察，他的理由有二：一是漢字是被儒家修正過的遺存，帶有皇權意識；二是西方的拼音文字，是由象形文字變過來的。所以改漢字為拼音文字，并非不行。我覺得錢氏的論述，都有學術依據，并非信口涂抹。但他至少忽略了以下兩個問題：一是漢語是字本位，以字會意者甚多，而音本位的文字，則不會有漢字的這些問題；二是漢語的表達，是千年經驗的總結，乃民眾實踐中漸漸形成的格式，故對于它的改變，當小心翼翼。不滿意于母語的表達，但棄之亦難。后來實踐表明，拼音化的路十分艱巨。簡化漢字也帶來了許多想不到的新問題，“五四”那代人提出的問題，至今還懸在思想的半空，沒有找到落地的地方。

如何重評錢玄同的思想與學術活動，是今天學者必須做的工作。王小惠近年來的主要貢獻，是在梳理了錢氏學術思想的來龍去脈后，較為客觀地論述了其自身的問題。比如關于對于經學的討論，錢氏均以史料看待經學的時候，就忽略了文化發展史的特殊性意義。另一面是過于懷疑古人，“以不知為不有”，就可能“人人忘其本來”，易導致歷史虛無主義。新文化運動落潮后，同人們其實意識到錢氏等人的一些言論是存在瑕疵的，周作人、胡適等人就不斷修正已有的觀點，我曾將此稱為新文學的“修正主義”。比如周作人對于文言與白話之關系，就不太絕對化處理，看到了二者結合也是一條通路。而胡適在研究哲學史時，并不把儒學一棍子打死，對于孔子甚至有諸多贊美的言論。到了馮至與臺靜農那一代，就一直避免偏執之徑，注重思想的綜合和博雅之氣。激烈之思就被均衡感的思維漸漸代替了。

不妨說，錢氏在新文學史上，屬于新思潮里擺渡之人，后人對于其辭章風格默而不談，但不能否定其在歷史中應有的作用。晚清學術，乾嘉學派遺風與外來新知匯合，吹出不少漣漪。他的學術活動處于章太炎與周氏兄弟、胡適之間，前者讓其學會采用古人智慧的方式理解古人，后者則誘發自己如何與現實對話。錢先生雖然激進，但并不恪守舊徑，修正自己的思路也是常有的事。任訪秋先生認為他善于匯通古今文學派思想，就體會了其內心光亮的一面。我們知道，“古史辨運動”，其中推力之一，就是錢玄同。他借用了今文學派崔適的理念，喚出懷疑意識，顧頡剛、傅斯年都從中受到啟示，史學研究就出現了新路徑。新文化運動提倡者，對于今文學派是多有批評的，而錢玄同則從此獲得不少靈感。本來，他的老師章太炎推崇古文學派，錢氏卻能古今學派互為參照，也是視野開闊的緣故。今文學派最大的特點是具有“通時達變”之思，對于古人并不都能趨同。這也是新文化運動提倡者的一個特點，錢氏的選擇，也將古今文脈結合為一體了。在這個層面上說，他是能夠通變的學者，在凝固的話語體系打開裂縫，流動的風就吹進來了。

時間過去了一百多年，總結“五四”前后的文化經驗，讓人感慨萬端。錢玄同與新文化運動，是個涉及面廣的題目，王小惠從文學史與學術史雙重角度，思考錢氏的遺產，在前人基礎上更進了一步。論題則從入微處著眼，自然有不少的發現。比如對“疑經辨偽”的方法轉化的考察，孔學如何影響漢字的字形、字義，“廢漢文”的邏輯基礎等，都有所體悟，有所展開。經學與文字學，屬于知識論范疇，錢玄同反對將其化為價值論，警惕思想邏輯的道德化，這對于后人都有警戒的作用。“五四”新文化，就是要建立與舊傳統不同的系統，而改造舊學術與舊思想，一方面從內在的矛盾性出發解構之，一方面引入異質的文化視角，后者最為合適的辦法是從審美判斷入手，以新文學的個性精神和創造感，激活已經麻木的知識邏輯，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這也是錢玄同與《新青年》同人從文學的角度，以個體性的思維置換外在的整體性邏輯的原因之一。所以，以文學的激情和審視世界的方式為入口，攻擊傳統的文化堡壘，將人道的和個性精神引入其間，正是那一代人的不二使命。

我自己對于舊學里的演變進程研究甚少，知道進入其間困難很多。現代文學史中的重要人物都與學術思潮有著扯不斷的糾葛，過去王瑤、任訪秋與陳平原注重于此，論述中有許多精到之處。文史兼治，要有許多修煉才可。好的學者一般不做高論，本乎史實，忠于文本，于文章縫隙間找思想的關聯，從學術語言與文學語言中，建立自己的認識方式。王小惠繼承了這種遺風，且每每有新見焉。這里涉及的內容甚多，有史學和經學、音韻訓詁基礎的人，又泡在文學思潮里，就將文化生態的自我調適過程描繪了出來。后人認識前人，不都是認可什么,而是能夠提出疑問，發現存在的缺陷。贊美與反對都很容易，處理疑點就困難了，因為彼此的語境大不一樣。以今視昔，需明白觀念的起因，又要知曉今人的責任。能夠做到此點，對于“五四”新知識人的態度便會趨于客觀。我一直認為，邊緣化的冷知識，一旦變成活的思想，便會流出新意，它沖擊著我們木然的心，使遠去的遺存與身邊的存在不再隔膜了。此種境界，尋之覓之，確能刺激我們認知力的增長。